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成果是形成了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模式并不是在形成之后就永恒不变了，恰恰相反，中国模式也需要在实践中根据新情况而不断调整和创新，在应变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当前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发生着新的重要变革和转型。
一、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1998年我国为了阻止经济增长速度过速下滑的趋势，出台了许多启动经济的举措，尤其是非常重视出口的作用，试图以外需来弥补当时内需的不足，因而我们实行了退税率极高和退税范围极广的出口退税政策，大幅度地推动出口的增长，以达到保增长的目的。我们在保增长中重视出口的作用是对的，无可指责，但问题是后来过度地强调和发挥了出口的作用，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变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埋下了风险与危机。
大家知道，推动经济有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投资和消费被称为内需，出口被称为外需。投资、消费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和构成比例，决定着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当出口对GDP的贡献保持在20％左右，投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保持在80％左右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出口对GDP的贡献远远高于20％，而投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远远低于80％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当消费和出口对GDP贡献太小，而投资对GDP的贡献过大，例如对GDP的贡献超过40％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消费对GDP的贡献保持在60％左右，而投资与出口对GDP的贡献保持在40％左右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
实践证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都不可取。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间，由于我们过度强调出口的作用和推动出口的增长，我国经济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潜伏着两种风险：一是当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有需求，我国能够持续保持出口增长时，由于出口太大，必然会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也就是大量外汇会涌入我国，央行为了收购这些流入我国的外汇，必然会在外汇占款项目下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太多，必然会引发总需求膨胀，我国2007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二是当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急度萎缩，国际市场无法支持我国出口继续增加时，我国企业因为没有市场，必然会收缩生产和投资，甚至倒闭，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滑，失业率快速攀升，生产力过剩的压力很大，我国经济自2008年第四季度起到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也就是必须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是启动内需，也就是启动投资和消费。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启动内需，例如在投资上开始启动民生投资、生产性投资、资产投资，在消费上开始启动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预期性消费。但是我们目前在启动内需中似乎更多的是注重对投资的启动，对消费的启动力度显然要远远低于对投资启动的力度。因此，我很担心我们在启动内需中，由于过于注重启动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同样也是难以维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对消费的启动。当然，消费的启动要比投资的启动难得多，因为它有赖于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及财产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深层次的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难度再大，我们也必须要克服困难启动消费，真正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目前保增长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改革的深化。
二、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和新成本优势
所谓传统成本优势，就是指企业因为外部原因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例如因为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等原因获得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我国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传统成本优势而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但是自2004年之后，我国显然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土地、能源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很快，再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丧失。在这种条件下，我国企业必须要寻找新的竞争优势。对中国企业来讲，新的竞争优势的获得，主要是靠两个转变：
第一，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企业竞争无非是靠两种优势，一个是成本优势，一个是技术优势，中国企业在丧失了传统成本优势之后，就必须要形成技术优势，通过技术优势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技术优势的形成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因而中国企业必须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如何进行技术创新？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创新必须推动：一个是核心技术创新，一个是非核心技术创新，一个是资源性技术创新（即更换原有能源或原材料的创新）。当然，技术上要完成这三个方面的创新，就必须要构建实验室经济，组建技术团队，筹措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且要深化企业体制改革，使技术创新拥有良好的体制基础。
第二，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如前所述，传统成本优势是企业因为外部因素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而新成本优势则是企业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例如企业通过节约、规模经济、管理创新等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随着我国进入高成本时代，我国企业的传统成本优势实际上已经开始丧失，因而我国企业必须要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新成本优势的获得，需要我国企业要做到五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在内部管理上不断实现创新，二是推动自身的循环经济，三是选择自己最佳的规模经济，四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五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增值模式。总之，我国企业要通过自身的各个方面的努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为社会提供价格便宜但质量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得强大的竞争力。
三、在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巨大压力下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
中国经济总量自2000年以后增长非常快，2008年的GDP已达到30万亿人民币，现在在经济总量上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经济总量的增加，必然会加大对资源的需求，当然也会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的问题非常严重的条件下，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压力就更大，因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资源与环境问题就成为经济增长中必须要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必须消除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的问题，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
对于资源与环境问题，人们通常强调政府管制的作用，例如政府制定资源消耗标准，政府制定排污标准，等等，这是对的，我们仍然需要加大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问题，而不是做得太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在解决资源与环境的问题上，还要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尤其是注重资源价格与环境价格的问题。如果资源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资源是高价格，那么所有高消耗资源的经济主体，就会受到利益的损害，在利益约束下，它们就会自行节约资源。环境问题也是同样，如果排污者要对环境的污染支付高价格，那么它们就会受到利益约束，就会自行解决污染问题。因此，对于目前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我们不仅仅要加强政府管制，而且要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是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关键。我们如果能够形成良好的资源与环境的价格体系，我们就会在高增长的条件下有效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压力。
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对政府来讲，关键是要调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例如不能为了GDP的增长而不顾及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不能把GDP的增长作为压倒一切问题的中心，要在资源低消耗与环境能得以有效保护的条件下，实现GDP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自身的指导思想。对于企业来讲，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建立在相应的责任的基础上，不能脱离自身的责任而追求利益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是以它在资源与环境上的责任为基础的，因而只有在对资源与环境负有相应责任的条件下，企业才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于个人来讲，任何人都应该真正遵守以人为本的原则，从人的福祉的角度看待经济增长，不能追求以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为前提的经济增长，不能急功近利，而是强调可持续发展。
四、在资本化进程中有效控制资产泡沫化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市场化进程必然引发资本化进程，资本化标志着市场化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但是资本化又往往会引发泡沫化。因为在资本化进程中，人们不仅交易有形资产，而且也交易无形资产；不仅交易资产的现在收益，而且也交易资产的未来收益；不仅交易实物资产，也交易证券化了的资产，因而资本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这种脱节的程度如果太大，那么就会在贪婪无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形成人们预期上的偏差和错误，再加之虚假信息的作用和有些资本大鳄的恶意趋利，其后果就有可能出现“集体性非理性”驱动，产生资产泡沫化趋向。因此，资本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防止资产泡沫化的形成。
当然，资本化与资产泡沫化并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而且我们也不可能由于资本化进程中会出现资产泡沫化而中止资本化，因为资本化是市场化的必然趋势和成熟阶段的标志，因而我们必须要推进资本化，关键的问题是要寻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也就是既不能在推进资本化中引发资产泡沫化，也不能因为有出现资产泡沫化的可能而停止资本化。从我国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防止泡沫化的重点，是要稳定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使股价与房价波动保持在有序的范围内，严防股价与房价的大起大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防止过度投机与腐败影响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我认为，保持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关键是防止过度投机，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大鳄”的投机行为必须严惩，并提升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控；保持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关键，是防止腐败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侵蚀，只有消除房地产市场中的腐败行为，才能有效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资本化进程与资产泡沫化是一对矛盾，我们不可能不实现资本化，但资本化又不能引发资产泡沫化，资产泡沫化不仅会中断资本化，而且还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因而我们必须要防止资产泡沫化的形成，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资产泡沫化往往都表现为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因而防止资产泡沫化，也要把重点放在稳定资本市场和稳定房地产市场上，绝不能让这两大市场出现泡沫化。
当然，资本市场泡沫化与房地产市场泡沫化，都与货币供应量的过速增加相联系，如果没有货币供应量过速增加的支持，资产泡沫化是很难形成的，因而防止资产泡沫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稳定货币供应量，不能靠非理性增发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不过，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加，有时是被动的，例如当一个国家处于双“顺差”时，就会被迫超常供应货币，我国2007年就是这样，因此，为了防止资产泡沫化的形成，就必须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由上述可见，为了防止资产泡沫化，我们不仅要尽力稳定币值，而且还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处理好汇价等相关问题。
五、在激发经济活力中有效解决贪婪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巨大功能就在于能极大地激发各个要素的活力，而且赋予了各个经济主体最充分的自我选择权，因而市场经济既能保持经济活力，又能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结构合理化，从而有效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关注市场经济作用中的贪婪与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在各个经济主体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又都难以准确把握信息的条件下，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使经济发展过程中潜伏着重大的危机与风险。
我国近几年连续爆发食品安全问题，例如仅仅牛奶这种产品就相继出现过“大头娃”与“小孩结石”的恶性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及民众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件？就生产者来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些企业及某些人将利益最大化原则演变为贪婪，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对于消费者来讲，之所以不能有效保护自身的利益，甚至于使自己的生命受到损害，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无法判断食品的质量和其中有毒成分。
在我国2007年房价与股价暴涨，以至于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出问题的背后，也是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在起作用。就股市来讲，明明股价已经出现了泡沫，股价已经大大超越了市盈利率的正常界限，而人们却还在追逐股价，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资本大鳄具有贪婪的冲动，而且也有中小投资者的贪婪趋向，这种贪婪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形成了“集体性非理性”自我驱动，最终使股市泡沫自行破灭，股价从6 300点掉到了2 000点以下。就房价来讲，房价明明已是“天价”，但开发商和某些投资者还在期盼涨价，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唱高房价，背后实际是已经演变成为贪婪的利益驱动原则在起作用：开发商和某些投资者希望在高房价中获得超额利润，地方政府则希望在高房价中卖个高地价，因为地方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卖地的收入，利益的趋同导致开发商、某些投资者和地方政府一起唱高房价；而对大多数住房消费者来讲，则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跟随这种高房价，只有当住房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已实在无法支持高房价时，房子就卖不掉了，房子卖不掉了，房地产投资就减缓甚至停止了，而房地产投资涉及51个产业，例如我国钢材产量中的30％左右是房地产钢材，因而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就萎缩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速度掉了下来；当然，政府的地也因为房子卖不掉而卖不掉了，对于依靠卖地来维系自己财政支出的地方政府来讲，日子就开始难过了。总之，一切问题都发生了。问题的背后仍然是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在发生着作用。
因此，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必须要有效控制贪婪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贪婪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有可能会中止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如何解决贪婪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贪婪来讲，关键是通过强化利益追逐者的责任而防止利益最大化原则演变成为贪婪，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应有的责任的基础上的，并不是无约束的利益最大化，例如牛奶制造商只有在承担了保证消费者生命安全这个最起码的责任的条件下，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否则，追逐利润最大化就是贪婪。因此，制约贪婪的最基本办法就是强化与利益最大化相关的责任，而且要将这种责任法治化，使那些只顾自身利益而无视应有责任的经济主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以至于“身败名裂”。
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是要实现信息的彻底公开，信息公开化原则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最好办法。当然，有些信息似乎具有天然不对称性，例如对于含有有毒物质的食品，消费者靠肉眼是无法做到信息对称的，只有靠食品检测机构才能实现信息对称化，因而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是要保证那些具有天然信息不对称性的产品和事件的信息，能够有效公开化，从而促进信息对称化。因此，致力于信息公开化，从而消除信息不对称，是政府重要的职责，我们必须加强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政府的职责实际上并不是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责是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对称化问题的。
总之，我们必须要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贪婪与信息不对称问题。美国之所以出现次贷危机，并使这种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及全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没有更好地控制贪婪和促进信息对称化，例如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放松了监管，使得人们无法了解金融杠杆在运作中的真实情况，从而不仅使一些人的贪婪没有受到约束，而也没有有效促进信息对称化，贪婪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这场危机。因此，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要认真解决贪婪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构建中，将控制贪婪和促进信息对称化作为重要的目标和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