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篇向大家介绍我所结识、接触或了解到的四位波士顿人，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认同或欣赏儒家价值系统，甚至致力于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二是他们都信仰基督教，其中有的当过基督教传教士，有的是身居要位的神学家，有的是在美国宗教界有着广泛影响和特殊地位的学者。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自己的一点见闻，未必每部分都有学术价值，还望读者包涵。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能在今后一个月里再向大家介绍2－3位波士顿学者的儒学研究或儒学观。
文末所附两位学者的论著目录，为压缩篇幅，未收入论文及主编作品。
［Neville论“波士顿儒家”］
我第一次听到“波士顿儒家”这个术语是在上学期，一位美国学生Mike Ing（下面介绍他）告诉我这个术语，并向我出示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波士顿儒家》（Boston Confucianism）[[１]]，是波士顿大学的Robert C. Neville教授写的。[[２]]我当时真的感到很吃惊，若是有人说“北京的基督教”，这样的术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说到“波士顿儒家”，似乎不大可能。出于好奇，我在图书馆借来了这本书，才知道是什么回事。
原来1991年Neville出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代表中有不少来自波士顿的儒家学者，于是会上有人跟他们开玩笑，戏称他们为“波士顿儒家”。会议代表中有哈佛大学的杜维明以及波士顿大学的好几位儒学研究者，他们分别是Robert C. Neville, John Berthrong, Chia-sik Chung等人，这些人都来自波士顿地区，并且认同儒家价值。后来在其他的会议上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于是“波士顿儒家”的声音就更强了。但是一旦承认存在“波士顿儒家”的事实，就必须说明它有什么特征。“波士顿儒家”这一称呼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概念，而是与儒学发展史有某种契合之处。Neville指出，正如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可分成以孟子为代表的心性一派和以荀子为代表的重“礼”学派一样，“波士顿儒家”也可分成两派：以查尔斯河为界，北面以哈佛大学的杜维明为代表，是接近于孟子心性儒学的一派；南面波士顿大学的几位儒家学者，则都出人意料地更重视荀子一系的礼学，与杜维明有侧重点的不同。Neville称，波士顿儒家的领军人物是杜维明先生。
这些就是波士顿儒家的来源。该词的英文名字有两个，一是Boston Confucian,指波士顿的儒家学者；另一个是Boston Confucianism,指波士顿的儒家学术。
Neville写《波士顿儒家》一书，不仅标志着波士顿有一批重要的西方学者正式承认自己的“儒家身份”，而且表明他们对于儒学在美国波士顿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有了自己的定位。根据Neville的说法，“波士顿儒家”这一称呼的意义至少有如下几方面：首先，儒家的传播和发展不受地域限制。正象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不是希腊人就不能成为柏拉图主义者或亚里斯多德主义者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不出自东亚，就说他不可能成为儒家（Confucian）；其次，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因此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局限在东亚；其三，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这可能是指儒家只有在科学最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找到立足之地，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其四，必须认识到儒家关于“礼”的思想可以极大地有益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例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的思维框架，就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的礼学思想，二者可以相得益彰;此外，他还站在波士顿儒家的角度，在书中对美国儒学研究者David Hall 及Roger Ames关于transcendence的中西比较思想进行了批评。[[３]]
Neville关于“波士顿儒家”的说法目前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波士顿大学的John Berthrong先生对此积极呼应，多处支持这一说法（有的文章好像已译成中文），去年他又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中国哲学期刊》上发表一篇“从荀子到波士顿儒家”的长篇论文，阐述儒家从荀子时期到波士顿儒家的发展过程，当代波士顿儒家是如何出现的，它的未来前景是什么，等等。[[４]]此外，《东西方哲学》杂志2003年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波士顿儒家》的书评，对该书的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评论。[[５]]
Robert C. Neville是耶鲁大学博士，曾担任纽约州立大学人文及艺术系系主任，美国宗教学院、国际中国哲学协会、美国形而上学协会、联合卫理公会神学院协会的负责人；目前仍是美国及加拿大神学院联合会授权委员会成员、联合卫理公会教会神学教育委员会会员。据Berthrong介绍，Neville原为波士顿大学宗教系主任(现在改为神学院)，后因工作需要，学校派他到另一学院当负责人，其职务仍与神学相关。Neville长期以来的研究领域是宗教、神学及哲学，出版的作品以基督教神学为多，同时亦有不少关于儒家及儒家与基督教对话的作品(参本文附录)。Neville毫无疑问是一位基督徒，Berthrong说他与Neville经常礼拜天在教堂里相遇。我们似乎不易理解，这样一位有着广泛的国际性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同位也承认自己是儒家，并一直积极推动儒学的发展。可以想见，Neville心目中的儒家，已经高度的“基督化”。
我没有见过Neville先生。
［Berthrong谈儒家与基督教的融合］
John H. Berthrong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的院长之一，他的研究领域与Neville相似，但重视比较宗教研究，重视儒教、佛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话，在儒学研究方面成果尤多（参附录二），可以说是“波士顿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多次到过中国，不少中国学者都认识他。他说他年轻时曾经学过中文（好像是在台湾），当时能够说汉语，后来口语荒废了，但是中文阅读仍然可以。另外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参加过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儒学研讨班，是杜先生的学生。
Berthrong自称自己是一位Confucian Christian,即一位儒家基督徒。他说他一家三代都是基督徒，他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堂。但是在波士顿大学上课，给学生讲的课程有一部分是神学方面的，另一部分则是儒家方面的。我的好朋友Mike Ing已经连续两个学期在波士顿大学听他开设的儒学课程了。Berthrong跟我说，教授神学课程与给基督徒传道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信仰的话语，前者是理性的话语。他说儒家的价值中有很多非常非常好。比如“理一分殊”、“爱有等差”之类，对于文化多元化、种族多样化、分工专业化的现代人来说都大有启迪意义。我记得好像是在《儒家之道的转化》这本书中，他说自己本来没有兴趣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后来他的同事Neville劝导他，希望他以儒家入世的精神参预“政事”，这是他接受神学院院长一职的重要原因。这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对他影响的一个见证。
Berthrong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我这次在美与他总共见过三、四次面。第一次是我按约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他，我事先拟了一个问题清单，以电子邮件形式告诉他我想与他谈的内容。他本来告诉我他一般只在上班时间与人会面，听说我平时有课，表示既可以在周末见面，也可以安排一个时间专门到剑桥这边来。因此最后一次他专门开车到了剑桥，一边请我吃饭一边与我在饭馆叙谈。像他这样一位虽身居要职却完全没有架子的人，做事的方式实在令我感动。我在谈话中告诉他，我在中国时曾被不少基督徒拉去参加基督教活动，被我所拒，因为他们中有些人过份热情，令人生疑；另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点不了解，盲目地站在基督教的立场批评儒家，让我生气。他告诉我，基督教有很多派别，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并不是每个派别都象我在中国所见到的那种样子。他极其反对我在中国见到过的那些基督教派别做事的方式，说那样做会让人把人惹恼的。
讲到儒家与基督教的融合问题，他跟我说，必须认识到基督教中有几种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流派对于其它宗教传统的态度也可能完全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一种流派属于保守主义，除了基督教之外什么宗教都不承认，这一流派是他所坚决反对的；另一种流派则属于自由主义。这种派别的基督教不是处处以基督教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宗教或学说，而是以开放、自由、宽容的心理来处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他说他一家从祖父开始即属于自由主义派别的基督教信徒。我问他说，有些基督徒可能会认为他这种对其它宗教的宽容态度，是对上帝的亵渎和对信仰的背叛，“没有资格做基督徒”，他如何看？他当时怎么回应我记不清了，但事后他好像对我问的话十分在意，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在车上时，他一边开车一边非常激动地跟我说：“我一家几代都是基督徒，为何我没有资格做基督徒? 我祖父也是基督徒，我父亲也是基督徒，为何我没有资格做基督徒？”我当时想，你是神学院的院长，如果你没有资格做基督徒，谁有啊？显然他的话决不是针对我的，一定以前有人以我说话的方式指责过他。
此外，Berthrong说，基督教与儒家的融合，有一些先天的有利条件。这一点通过拿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对比即可看出来。比如伊斯兰教由于与基督教有过历史上的纠葛，甚至宗教战争，这为这两大宗教在今天的对话与融合造成了人为的障碍。相比之下，儒家与基督教之间没有这方面的历史困扰。相反，儒家与基督教的关系早在明代利玛窦时即已开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有些西方传教士，带着传教的目的来到中国，但是到了中国以后，他们为儒家思想所吸引，甚至花大量心血向西方世界翻译、介绍儒家思想，他们对儒家的评价是相当肯定的。里雅各（James Legge）就是典型的一例，他本来是一位传教士，但后来却穷几十年之心血，把儒家的“十三经”都译成了英文；由于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支持，他的译文参照或引用了大量宋明理学及清代经学的研究成果，其翻译成就至今难以逾越，在西方汉学界的权威性至今不可动摇。
Berthrong还跟我讲到了“多元现代性”的问题，说现在有的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现代性并不是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在西方之外的其他文明中，现代性将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样式。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些这方面的例证，但愿中国将来也能成为一个新的例证。
［P.M. John谈基督教与儒家的融合］
P.M.John是一位印度裔学者，早年在印度读完硕士之后来美国读博士，之后遂留美任教，目前是波士顿一所学院的教授（学院名字记不得了），且已临近退休。正是如此，这学期他在学校只开了一门课，课程内容是“亚洲哲学”。他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但是在印度还有一套很大的房子，大到可以在里面召开国际会议。他准备退休后回印度，主持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活动。
P.M．John是一位极为和善的老人。几年前在北京召开“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时我就认识了他，但是当时交流不够深入。去年他在土耳其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上搞了一个伸张东方哲学义蕴的Panel，曾邀请我参加（我因故没有去）。我来美国以后，由于他家也在波士顿，去他家长谈了两次，还有一些其他的交流。他跟我说他多年来在美国大学里教授西方哲学史，但是近年来他的重点转到了东方哲学。在他的桌子上堆滿了夏威夷大学的《中国哲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Journal）。在东方哲学方面，他研究比较多的有印度教、佛教、儒家等。他对西方哲学史了如指掌。从近代欧洲的经验论、唯理论，到海德格尔、阐释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基督教神学，他都非常熟悉。同时，作为一名亚裔学者，他与我之间似乎多了一种亲近感，我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对西方学术在东方传统的破坏比较敏感，对美国文化在全球的霸权十分不満，他跟我讲过多次印度在沦为殖民地期间其本土文化所遭受的破坏,同时对于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所作所为强烈愤慨。
我不知道P.M.John在美国学术界有没有名气，不过这里之所以介绍他，不仅因为是好朋友，更由于他对中国哲学的热爱，以及同时他又是一名基督徒，他对基督教与东方思想的比较与融合的看法值得一提。他说，其实“上帝”这个概念可以作不同的理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过程或活动，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文化所说的“道”或“天理”，基督教与儒家并不存在天然的冲突；基督教没有必要固守一种理解方式，它可以通过改造自身而形成一种与东方哲学、东方宗教融合无间的新形态。他跟我说，他早在印度期间就信仰了基督教，不过他强调他所信仰的、印度北部的那支基督教独立于西欧的基督教，一点也不比西方基督教差。我想他心目中的基督教一定是高度东方化了的。
［Mike Ing谈儒家与基督教的融合］
Mike Ing是我去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听课时认识的一个美国学生，他目前是哈佛大学神学院的研究生，今年好像26岁。他的妻子是美洲印第安人后裔。Mike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他属于基督教中“摩门教”一派，该派在全世界约有信徒一千二百万。Mike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正因如此，他曾经到台湾传教两年，能够讲汉语。在台湾的经历，使得他对儒家思想发生了兴趣。目前他虽然是神学院的学生，但在东亚系选修了好多有关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课程。上学期我在东亚系李惠仪教授的《左传》研究课上认识了他，这学期东亚系Peter Bol及杜维明先生所开的中国思想史课程他又与我一起上课，可以说是每周必遇。他对我特别好，我们也曾多次在一起长时间探讨如何阅读和理解一些儒家的作品。《左传》课结束后，他写了一篇“论《左传》中‘仁’的含义”的文章，要我帮他提意见。文章对《左传》中的“仁”字一个一个地逐字分析，同时他将西方学术界对儒家“仁”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左传》中“仁”的理解。
Mike告诉我，这学期杜维明先生邀请他去听杜先生给哈佛大学一年级本科生所开的儒学课程，并让Mike与他合著一本书，这本书是以杜先生的课为基础写的，杜先生写前一半理论性较强的部分，Mike写下一半，主要以对这门课的观察为基础，分析儒学在美国学生中的传播与发展。Mike说他写的部分估计于今年五月底完成，希望我能找人帮他翻译成中文,因为杜先生打算把这本书拿到中国出版（不知为什么），目前正在找译者。Mike的文笔很好，他本科毕业于一所教会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老师，在到哈佛来之前，曾经私人主办一个电台节目，帮助民众进行心理诊断与分析，同时他又写了有关人生自我教育和精神成长方面的东西出版，销了几千本，挣了一些钱。这些经历大概是杜先生邀请Mike与自己合著的原因之一吧。Mike跟我讲，儒家思想目前正在他的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在哈佛听的大多数课程都是儒学方面的。昨天他又告诉我，他打算私人开办一个儒学研究网站，目前已经申请到一个命名为Confucian Studies的网址，他打算请杜维明帮助。同时我已向他推荐“孔子2000”网站，还有一些其他的大陆国学网都应该与他的网互动起来，对他来说将来麻烦的可能是，如何先把国内网站的资料翻成英文。他未来的理想是做一名教授，但是因为他从小在夏威夷长大，非常留恋那里的生活，希望将来与妻子在夏威夷买房子，在那里的大学里谋到教职。此外，他正联系今年夏天与妻子到中国去旅游、学习一两个月，这或许会加深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我曾专门跟Mike讨论儒家与基督教结合的途径，以及在这一结合过程中，一个基督徒能否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儒家。Mike告诉我，基督教应该有这样的心胸，正确面对和主动吸收世界上所有的真理。我问他，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讲，只有“神”才是惟一值得崇拜的，儒家学者崇拜的是孔子而不是神，同时儒家支持对祖先的崇拜，这种鬼神崇拜与基督教的一神论是相悖的。这些是否可以算作儒家不如基督教的依据。他跟我说，儒家崇拜孔子的方式，以及中国人崇拜祖先的方式与基督徒崇拜上帝的方式不一样，二者可以并存嘛。他跟我说，在基督教传教史上，有些传教士也把自己称作是儒家。在他们心目中，儒家与基督教同样伟大，不一定非要在二者之间比出一个高下来。上周上完杜维明先生的“儒家伦理学”课，Mike、我以及哈佛神学院另外一位选修此课的博士生在户外达成了一项共识。即，所谓宗教多元主义以及对其他宗教的开放态度，并不是指无原则地接受别的宗教思想，而是指对于自己未知的东西在主观上保持谨慎、谦虚，在思想上随时准备接受有说服力的新价值。同时我认为，一个人在宗教信仰上的“偏好”，不能作为对人类不同价值系统进行等级划分的主要依据。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自己有无知的方面，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他说他也同意。
方朝晖
2004年4月17日星期六
於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附一、Robert C. Neville的主要著作（据波士顿大学网页提供）：
God the Creator: On the Transcendence and Presence of G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Reprinted with corrections and a new Prefa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The Cosmology of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New edi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Soldier, Sage, Sain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78.
Creativity and God: A Challenge to Process Theology.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80. New edi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Reconstruction of Thinking. Volume 1 of The Axiology of Think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1.
The Tao and the Daimon: Segments of a Religious Inqui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The Puritan Smil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Recovery of the Meas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Behind the Masks of Go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ith a Preface by Chen Yunquan, 1997.
A Theology Prim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The Highroad around Modern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Eternity and Time's Flow.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Normative Cultur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The Truth of Broken Symbol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The God Who Beckons: Theology in the Form of Sermon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9.
Boston Confucianism: Portable Tradition in the Late-Modern Worl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Symbols of Jesus: A Christology of Symbolic Eng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Religion in Late Modern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附录二：John Berthrong的部分论著（据波士顿大学网页提供）：
Confucianism: a Short Introduction, with Evelyn Nagai Berthrong. Oxford :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0.
The Divine Deli . Maryknoll, NY : Orbis Books, 1999.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fucian Way .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8.
Concerning Creativity: A Comparison of Chu Hsi, Whitehead and Neville .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All under Heaven: Transforming Paradigms in Confucian-Christian Dialogu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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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Neville, Robert Cummings, Boston Confucianism: portable tradition in the late-modern world,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２] 崔玉军告诉我他的中文名字是南乐山。
[３] 由于我写这篇文章时《波士顿儒家》一书在哈佛大学的两个图书馆里都被借出去了，只好凭记忆及他人的一篇“书评”来写。参Bryan W. Van Norden, “Book Reviews”, in Philosophy East & West, 53 (July, 20003):413-417.
[４] John Berthrong, “From Xunzi to Boston Confucianism”, i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Sep2003, Vol. 30 Issue 3/4, p433, 18p.
[５] Bryan W. Van Norden, “Book Reviews”, in Philosophy East & West, 53 (July, 20003):413-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