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傅高义（Ezra F. Vogel）用10年时间写出《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将于2012年4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以《邓小平传》之名出版。

如果中国的历史学者在从事他们具有颠覆性的职业时，能有朝一日不受控制和审查, 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评价：中国人对于邓小平的崇敬，应远远超过毛泽东。毛泽东曾领导中国共产党打败日军和国民党，并在20世纪50年代统一中国，但他随后又使国家陷入了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而邓小平则小心翼翼地重整破碎的山河，使中国充满信心, 推向了再度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复兴之路。

傅高义(Ezra Vogel)这部厚重的传记，写得很有叙事技巧，富有高超学术水准，阐明了应当对邓小平更崇敬(1904年-1997年)的理由。傅高义在哈佛大学任教多年，曾在1979年出版畅销书《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之后他的主要研究兴趣转向中国，并在20世纪80年代花时间研究广东的经济改革。书中引述的资料来源和鸣谢对象，都显示出他交友广泛、学识渊博。尽管在超出西方汉学的常规领域时，其论述或可商榷。例如，他对英国和香港政治的了解就颇为欠缺。

本书并非充满溢美之词，但某些段落读来确有几分像是邓家授权的传记。书中或会提及邓的缺点，但给出的总体评价中，展示其瑕疵时却是手下留情。虽然我们再次得知，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少年时在法国务工的经历，使他终生都爱吃法式羊角面包，然而对于他后来在内战中的军事成就，描述却十分简明扼要。更有甚者，对邓小平1949年至1952年间在中国西南部(包括他的故乡四川省)的治理，仅一页半的篇幅轻轻带过。而邓小平那段时间的作为足称残暴，并赢得毛泽东的赏识，大地主遭攻击和杀害。有一天我们一定能对邓小平当时采取的手段了解更多，那绝对不是神经脆弱者能够承受的。

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该书对邓小平充当毛泽东执行者的历史几乎没有谈及。那段时间有近50万名知识分子被送去劳改。1958至1961年的大跃进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导致4500万甚至更多人死亡（他在打台球时弄伤了腿，用病假做借口缺席那些麻烦的会议），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小心翼翼避免个人麻烦的做法称不上英雄所为。当时几乎有1000万四川人饿死。

不过，邓小平招致最多批评的，还是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两者关系的糊涂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与经济强硬派陈云的政策纷争中，他一直反对如果党放弃经济控制权，迟早会失去国家控制权的观点。对于邓小平和他圈子里的人，放松经济控制权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而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增长并解决就业，共产党肯定会失去对国家的控制。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是成立的，中国主要的生存挑战至今仍然是如何解决这个两难局面。

这个问题曾在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周围，以血腥的方式得到了解决。用傅高义的话说，那是“一场异常巨大的悲剧”。许多人看待邓小平生平时，都是通过这起灾祸的棱镜，这或许不公平，但不可避免。我们当中，在镇压前刚好身处北京的那些人，不可能不对北京街头发生的史诗般的浪漫运动叹为观止。一些熟稔政局者，曾经对我们说过，这一切都会以眼泪告终，邓小平的毕生经历都显示出，他永远不会接受共产党的权威受到挑战。我们本应更关切地倾听他们的意见。

傅高义在书中写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省委书记说，邓小平看待民主，就像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好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叶公好龙”这则广为人知的故事，习惯上用来比喻言行不一。

傅高义对经历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混乱之后邓小平稳定中国的角色阐述得当，邓小平和他家人在文革中也承受了苦难。实际上是邓小平让火车又开动起来，让人们没有互相报复就重新开始工作，还恢复大中小学教育。他开始成功地让中国免于倾覆，而这个成功又令他在1976年第二次被毛泽东打倒。偏执多疑的毛泽东怀疑比他年轻的邓小平并不会坚定地拥护文化大革命，嫉妒邓越来越强的声望，恐惧邓会在毛本人去世后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谴责已故的独裁者。

华国锋在1976年晚些时候继承毛泽东的权力后，很快就被人说服重新启用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好的务实派。尽管华国锋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和“四人帮”的另外三个成员，表现出极大的决断力，但他在政治上却无法与精明的对手相抗衡。邓小平排挤和打发了华国锋，显示出大师级的冷酷政治手腕。华国锋被剥夺了权力，遭到羞辱，不过并没有入狱。

就思想而言，邓小平果敢的务实主义，“实践检验真理”，战胜了华国锋被戏称为“两个凡是”的理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和做过的，就一定是正确的。这条路线使中国向世界开放，引发了农业和工业管理的改革，促成了许多年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今天, 中国一天的出口额，几乎相当于改革真正开始的1978年12个月的出口总额。

邓最初的实验是在福建和广东进行的，很有可能成为中国下一届领导人的习近平的父亲，曾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傅高义以前就曾撰文讲述过邓小平时代中国的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其开端就是在与香港一河之隔，以前一直沉睡的渔村深圳周围，建设一个经济特区。那里欢迎外资，吸引并模仿境外技术，当然也有盗版。对经济的指令式控制，在那里部分为市场和利润追求所取代。傅高义对这段故事的描写十分权威，高潮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让改革者吃了定心丸，也给他的继任者江泽民极大的鼓励。

邓小平从来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家，正如傅高义所说，批评他未能对自己所做的事业提出一个概括性的哲学理论是不公平的。有时候，只要集中控制一放松，经济活动就会很容易发展起来。邓小平本人就曾称赞过乡镇企业的自发涌现。

我们应当怎样描述发生的这些事件？它们似乎与社会主义并没有太大关系，例如，在1997年后中国经济的十年高速增长中，工人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53%下降到40%。无论在经济学上该如何正确地命名，威权主义的一党专制从未遭到摒弃。或许最恰当的描述应该是“市场列宁主义”。

阐述邓小平的治国艺术时，傅高义列出了支撑邓的统治的一系列原则。其中有若干条别的政治领袖也会采纳，包括为了保护王者的地位和自己的权柄无情地舍弃下属。邓小平先是因为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待学生示威过于温和，而在1987年罢免了这位政治改革者，后来又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事件中解决了赵紫阳。邓小平的首要信条是保护自己的权威和党的权威。至于这对于中国的转变是不是至关重要，仍然会是辩论的主题，而辩论也会越来越开放。无论答案如何，傅高义有力地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因邓小平而得以脱离贫困的人数，比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为此他应该得到嘉许。

作者彭定康勋爵(Lord Patten)是BBC委员会主席，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校监，香港最后一任总督。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