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
我在离开香港来这里演讲之前，香港有位报刊的女士,跟我联系这次活动的，问我来 浙大讲什么题目。我说我什么题目都能讲，后来我又打电话给那位女士，说我的题目就 叫中国的前途。她说，这个题目这么敏感，怎么能讲这个题目，要我把题目改一下。现 在我把这个题目稍稍改了一点，其实我要说的就是中国的前途。
我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书，收集了我的散文的，书名就叫《中国的前途》，卖的非 常好。因为那是1984、85年有关中国的情况，所以现在都过时了，我打算重新出一本。但是有很多读者都要我再出版那本书，所以我把书重新编一次，就想到“中国的前途” 这个名字。我的书在1985年出版后，我在书局里面走，书局里有这本书。当你自己的书 在书局里出卖的时候，你就会关心它卖的好不好。有一次走入书店，看到两个台湾人在 争论（他们不知道书作者就在他们身边）。一个说，这本书叫“中国的前途”，怎么会 有这么高傲的作者，这么夸张的说中国的前途。他朋友说，书作者是张五常，他要说什 么就说什么。
我在1981年，写了一本很小的册子，题目不是我起的。据说题目是唐宁街十号的主 人想知道的，当时的主人是撒切尔夫人。她指的题目是“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吗” ，规定我写500个字，我推却了几次都不肯写，最后写了，写了2—3万字。他们一看就立刻要出版，但我是反对这个题目的。因为中国人是很怕讲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可以不用就不用，不要得罪北京政权，但他们坚持要用。争论了很久以后终于出版了，我那时对出版有怀疑，因为中国是肯定会走上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道路的，那时却没 什么人相信。可能你们不记得1981年的情况，当时有很多石油公司把我的册子印了一大堆寄往全美国，有很多学校当作课本，不发表不行。那时很多人觉得我是神经病，你们都知道在81、82年的情况下中国是不可以这么说的。但是83、84年后的情况好象显示出我当时的推测是对的。所以我那本小册子出了名。
84、85年时我就继续写关于中国的前途的问题。现在我看回那时的册子，1985年出的那本书里的推断，大致上都非常准确，我买股票没那么准确。我推断中国的前途自认是非常准确的，当然是往好的那方面看。我曾经说过日本的前途，在1986时说过日本大势已去，往不好的那方面去想，也是准的。1988年，一个加拿大的记者在收音机上访问 我，他问，加拿大什么时候可以复苏？我说永远不能。又被我说中了。
1996年底，1997年初，那时香港还没回归。我说香港回归没有问题,北京是会言而有信的,但是香港就玩完了,那时我说香港起码会有10年经济不景气.那时很多人骂我说坏了香港.香港经济稍微好一点时,他们就说张教授讲错了;经济稍微差一点时,又说是我讲坏了.所以我说好也不行,说坏也不行.说好,我是言不由衷;说不好,又是故意贬他们.现在香港是很不好,不好时他们又推在金融风暴,又说是 “9·11”事件,总是有借口的.关于中国的前途,我说起过的前途—我当然对中国的政策有很多批评,所以今天讲的也是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但在批评之前,我要预先讲一些中间话.我在1981年就看好中国,那时弗里德曼说全世界对中国最乐观的就是我.很多人都说最乐观的就是我,所以我批评中国,我现在还是继续批评中国,但是你们要知道,全世界我对中国是最乐观的.
有人说,张五常是外人,不明白中国的情况,这是胡说八道.因为在二战时我在广西几乎被饿死;后来我去佛山念书时,已经是战后了,也几乎被饿死.我会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我也会唱<东方红>,我怎么会对中国不了解呢?你们怎么说都好,中国近2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你们看看东欧的发展,看看苏联的发展,看看波兰,看看捷克,看看匈牙利,说的多好,跟中国一点都比不上.你们去上海看看,整个欧洲都没有这么好的发展情况.当然中国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穷人,这些我都很清楚.但是改革制度是历史问题,时间的快慢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譬如欧洲的土地改革,动不动就几百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300年.中国只不过20年时间,这是个奇迹.我当然批评,因为我年纪大了,没多少时间,如果不快点,我怎么看得到呢?
但是这几年我对中国的看法,有新的发展.1996年底我在香港说过这样的话,我对香港很悲观.因为我突然发现中国青年非常有求知欲,疯狂的念书.中国的学生又聪明,他们提的问题比港大的学生提的好.我对香港的学生说,你们这一代有点问题.你们要竞争的对象是中国的青年,中国的青年英文又好,中文又好,又懂电脑,长的又是一表人才.中国的青年拿了MBA,一个人人均也不过3、4千元,香港学生又何来值2万块钱呢?你们跟中国青年很难匹敌的。
这几年的发展，应了我某一点看的非常好。为什么中国青年这么用心的念书，答案很简单，因为你们现在的意识与我40年前是一样的。1959年以前，我念书常常不及格，好几次被学校开除。但是从1959年开始，我当时在加州大学，我成绩非常好，为什么会相差那么大呢？第一美国的思想要比香港开放的多，第二是老师启发的比较好，而且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1959年时我自己领略到，只要有学问，我就有饭吃。我看到这一点，有学问就有饭吃，我知道我能卖知识而谋生。看到这一点，知识就滚滚而来了，只不过几年之间的工夫。
我现在看到中国青年念书的情况，你们就是看到我当年所看到的。你们现时读书的际遇，不如我当年好。我当年认识的朋友有十几个得过诺贝尔奖，只有我没得过。际遇我是比们好，但你们的意识是与我当年一样的。因为你们知道有知识就有饭吃。
我为什么要特地提这一点？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从来没发生过。在传统的中国，所谓的旧中国，是没有司法制度的，没有律师这个行业，那个时候考状元，考进士，考的好的都去做官。苏东坡也是做官的，郑板桥也是做官的，郑板桥是判案的，他完全不需要懂得法律，他完全从伦理的角度看待对和不对。
因为中国一向不是依法治国的，不管历史学家怎么看待，中国一向从伦理道德来治国的。说士农工商，农民是不需要识字的，做工艺品的工人也不需要识字的，商人作生意也不需要识字的。走上仕途，就是我们说的学而优则仕，就是要做官的意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20世纪以前，没有一个单独靠知识生存的空间。偶尔听到少数人，比如朱熹，跟西方比起来太少了，太不成话。
20世纪以后，又开始革命了、军阀，像义和团，再前一年是八国联军、太平天国。跟着是辛亥革命、又是共产中国，很多情况，又三反五反，又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文化大革命，搞搞搞。中国从来没一个可以靠知识而维持生活的空间，偶尔会听得到，比如庚子赔款，但是做官的还是做官。而现在情况不同了，1995年开始起，情况非常不一样。1995年到现在，6年时间，国内大学教授的薪水—当然除底薪以外加上的其他项目，上升了大概4倍多，而且是在通货膨胀大概为零的情况下。到报纸去投稿，一般的稿费,上升了20倍。现在请国外的学者做报告，有时甚至是收费的，比邓丽君的唱片卖的更好。广州有个机构请我做报告，他不让我知道，登报纸卖票，300元一张。
这种现象显示出来，中国是走上追求知识的道路了，开始了知识的市场，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第一次青年人念书不是为了要做官，知识有价，这就是中国6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发展，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
上星期，一位美国的女教授——我不认识——她写了一封信来问我有关家庭经济学的问题。我回信时写了一段，“我现在给你写的一句话，将来的历史学家都会记得，现在中国人在知识方面的增长，知识资产的增长率，应该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就在我写这email的一秒钟内，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我把这email发给她时，send a copy to *** ，我加州大学的老师，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看到我这段话，说这几句话非常重要，他要给他全美国的经济学朋友这几句话send a copy. 要知道，从斯密开始，尤其到1900年的马歇尔，到1930年的费雪，他们都认为所谓知识资产，是人类最重要的资产。
我们再看看中国这几年的改进，我是不可能不乐观的。我当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还有很多问题，言论还不够自由，比如我的《卖橘者言》还是黑名单，不敢印，不敢出版，这完全就是旧势力的特权分子在……（笑） 回头看中国这几年的增长，除了一些种种的困难，情况大致上还是非常好的。我到这么多大学做报告，看到大学自由的气氛，我的感受是很准确的。我走进校园里面，我知道这个校园里面发生什么事，不需要向我解释，因为我在大学待了几十年。学生问我一个题目，我就知道这个学生到什么水平了，骗不到我的，因为这是我的专业。在感受方面，我常常会问年轻人，你们还需不需要上马克思的课，他们说，要；那上课时有没有打瞌睡，他们说，打啊，打啊。在中国东北，上马克思课打瞌睡的学生比较少，在南方，课上打瞌睡的比较多。我怀疑在杭州应该是一半一半，不多也不少。
我对中国的农民一向都非常悲观，历史上中国的农民没有好过，说为农民服务，几千年执政者都是这么说的，可是饿死的都是农民。革命的时候，农民做先烈，他们死死死，先死。突然之间者几年，我对中国农民的前途又看好。因为我看到有些农民考进了北大、清华，整个村子捐钱资助他。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太夸张，不可以太夸张，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见过很多大学生，农村出来，很贫穷的。能进到名校，这是一个大考验。农民无知，农民是很真诚的；农民无知，这种人是最容易被政客骗的。
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争取知识不仅是发生在城市里，农民也开始争取知识。你们年纪比较轻，不知道国民党时候的事情，在农村只要有个青年到北大的话，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情况改变了。所以大致上来说，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前途比较乐观的。知识资产的增长，很简单的例子，中国现在是1200万大学生，这是我个人的估计，占1%的人口，增长率非常快。我听说几年前，进大学的学生只有80万，现在入学的本科生300万。这样下去，距离达到2000万的日子是不太久的。很简单的考虑，每个学生每天多学一个英文，那个增长率都不得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中国人的竞争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大约解释了我对中国乐观的原因。
我们在看看前途的问题。所有人都问我中国入了世贸会怎么样。这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没有人知道世贸的条文到底是什么，有一个英文的版本是一年前公布的，中文的版本还没有公开。据说是要11月7号公开。不公开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怕听到过多的批评。那时克林顿政府说，假如中国进入世贸，对美国是很有好处的。美国人说他们争取的条件比中国人能得到的好。看到外界的分析，都说中国加入世贸对美国有很大的好处。这不是经济分析，这些是纯政治上的事。想通过某一种建议，那些人权分子都反对中国入世贸，说中国人权不行，世贸不可以让中国加入。这些都是有关政治的言论。
关于中国入世，大致上的印象是这样的。中国不允许很多货币进来。在税务上某些方面的减少。它的好处，不是简单的对外自由贸易的好处。它的关键性，在于给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世贸能不能做到，有人说我认为它做的到，有人说我认为它做不到，我也搞不清楚。举个例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在美国，在香港，打个电话到美国是8分钱港币五分钟。香港打个电话给上海,需要5—6元港币一分钟.从香港打去上海比香港打去美国贵100倍.香港打去深圳比打去美国贵差不多30倍.同是做生意嘛,通讯应该是非常便宜的,为什么会那么贵呢?很简单,因为中国的通讯是由政府垄断的.开始时世贸组织可以帮到忙,对垄断权有压力.在1年多前公布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电讯的股票就下跌了,后来又上升了.为什么呢?要跌才好.原因是垄断.所以要中国发展,就要取消垄断性的特权.
很多年前,中国开放时,南方比北方发展的快,而这几年北方发展的非常好.刚刚开始的十几年,南方发展的快的多.为什么呢?为什么广东东莞比上海快的多呢?现在不是了.上海赶上来了.而在80年代,东莞比上海快.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我的解释,就是在毛泽东的时代,南方是被忽略的.国营的大工厂很少在南方的,因为那时害怕台湾要反共.以主要工业都在北面.刚开放时,到东莞去申请一个执照,早上申请,下午就递给你了.要是上海申请要化上几年功夫,要盖30、40个图章.国营机构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希望竞争.举个首钢的例子.在北京周围一定范围,不准建炼钢厂.这里杭州,曾经也是这样的.做丝绸政府有垄断权的,听说已经改进了.当我和弗里德曼1988年来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我说国营机构主要的困难不是因为他们做生意亏本.问题是他们要维持自己的利益,不允许别人与他们竞争,这是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我们去见赵紫阳,我们论点很简单:既然国营机构那么有优越性,为什么不允许竞争?最终要取得开放竞争,事实上,竞争对国营是好的,他们要不就关闭,要不就改进。
就像开宾馆.刚开放时宾馆水平非常低,到国营宾馆喝早茶,根本没人招呼你,服务员都在聊天,不管你怎么吵,随便在你面前扔盘菜.而当私营宾馆开始时,国营宾馆要不就关门,要不就改进.我需要研究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中国最好的宾馆可能是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到白天鹅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不是替白天鹅做广告,我们没有股份的.这方面不是只有我认为它好,很多酒店同行都认为他们好.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个晚上,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白天鹅是国营的,不是私有的,是霍英东送给国家的.国营的为什么搞的那么好呢?没什么可能的.所以我要去调查这件事,我已经约好了他们经理, 要去问一问,为什么国营的会搞的这么好.要明白,假如没有私营跟他们竞争的话,是决没有可能搞的那么好的.现在白天鹅做的那么好,我就有点怀疑是不是真是国营的.像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很乐观的.现在问题是,从事汽车行业的,在长春有一汽,是国营的,允许汽车进口,对国营企业压力是很大的,要不就改进,要不就关门,随便你选一样.
在整个世贸方面,我从事这么多年管制法律与政府制度,我对一份文件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不一样,有些你们不认为重要的,我认为很重要;有些你们认为重要的,我认为并不重要.其中有一条法令,允许外国银行来中国做生意.这个说法可大可小,可能很重要,因为现在外国银行是不允许在中国做,而世贸的条例允许他们做,怎么个允许法呢?只是说允许他们进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现在所有中国银行都是国营的,现在外国机构不可能在任何中国银行开人民币的户头,只可以开一个外币的户头,这是深不可测的,牵涉到外汇管制的问题.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说,人家外国人拿钱来放在你们银行里也得罪你了吗?在美国开户头,没有人管你是哪国人,拿50元钱到美国银行去开户,只要是放钱进去,银行职员会马上冲杯咖啡请你喝.而中国不是这样,香港人来这里开个人民币的户头起码要化3个星期,要走一大堆后门.外国公司根本不能在中国开人民币户头.现在WTO说给外国人在国内开商业银行.现在国内除了中央银行都是国营的商业银行,假如真的允许外国银行自由进来做生意,那么这些国营银行怎么能跟他们竞争呢?
像我刚才说的宾馆的例子,你们记得中国餐馆的历史,我们去北京吃北京填鸭,菜一端出来,看那只鸭子,我太太马上说这是国营的.那么假如外国银行进来的话,那么国营银行要怎么处理呢?是不是跟外国银行一起做生意呢?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昆山(?)建工厂,昆山代理的很好,我去调查了一次.跑去递个快递.我问他可不可以怎么怎么做,说行,什么都可以,.没问题.建一个厂需要多少钱.他告诉你需要多少,你们可不可以协助我们建常厂,他们说可以.都问好了,然后算算要多少经费,他们每样都回答的非常清楚.跑去那里建厂,结果成本大概要高出原来预计的50%.你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接水要费用,电线要费用,装电表要费用.昆山只高出50%,很多其他地方,假如你不问清楚,会比你预算高一倍.
现在外国银行到中国来,世贸的协议是没什么用的,只是说让你们来做生意.新加坡的李光耀在中国搞了一个工业城,昆山也有工业,李光耀这么不聪明,新加坡怎么能跟中国的官员斗法呢?所以他在苏州搞的工业城都输光了.他可以让你来,他鼓励你们来,,可是他什么也没有,你要接电线,他没有;你要水,他没有,所以让外国银行来中国做生意是有问题的.可能是很好.但不要太乐观,很可能会破产.他只不过允许你们来,但到底答应的是什么?
假如外国银行真的在国内做生意,它当然会给国内银行带来很大压力.那国营银行怎么能承受呢?你们大概听说我对朱镕基很多政策不大满意,但是在某方面我认为他是很好的,他在通货膨胀上做的非常好,他的做法很怪.但朱总理通货膨胀控制的很好,这是事实,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个人认为朱总理的困难就是他不相信市场.在银行方面,让外国银行来.那中国就要考虑真正引进外国银行,就要把国有银行私有化,要不然,外国银行来了后,国有银行就会感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中国是不那么容易让外国银行把国有银行挤下去的.随着情况的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更重要,中国现在还有外汇管制,整个世贸的条文里没有提到外汇管制,我看来看去没有看到他们提到外汇管制.所以我想谈谈这个问题.外汇管制是说外汇不能自由买卖,外汇不能自由进出口.人民币也不能自由进出口.刚刚是概述这个问题,有外汇管制的时候,这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不利的,我来谈谈对中国不利的地方.在世贸的条例上看不到有解除外汇管制.1988年,赵紫阳跟我和弗里德曼谈到这一点,必须要立刻解除外汇管制,是13年前的事,到今天还没解除.在世贸协议里,那一点规定中国不能解除外汇管制呢?有这个可能,但说的不是很准确.我知道北京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解除外汇管制.
中国是个13亿人口的国家,这20几年来中国的发展的却是很快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中国的前途很看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国家,听说应该是将来的经济强国,不可能没有一个金融中心的,不能只是靠香港来做金融中心.更何况香港是港币,有联系汇率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本身之内没有金融中心是说不通的.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中国这么大竟然没有金融中心.不取消外汇管制,100年也不会有金融中心,1万年也不会有,到世界末日也不会有.随便你们怎么说,中国需不需要金融中心?每个人都说要,99%的人都说要有,怎么可以没有金融呢?货币的处理怎么可以没有金融中心呢?一定要有的.没有金融中心,金融的发达是不会出现奇迹的.但有外汇管制怎么会有金融中心的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假如任何经济学家认为有可能,那他一定没念过经济的.
一个有关的问题.中国的青年非常喜欢财经、金融,到任何地方都在提这个.你要相信我,光光看书是学不到的,到任何金融市场上去亲身体验,那就学到了.你只要亲历其境的话,会更加熟悉.(抱歉,因为录音质量的问题,这一段不太清楚)
解除外汇管制,跟汇率的自由浮动在原则上是两回事,你可以解除管制,容许外汇自由买卖,自由进出口,而不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你可以运用外汇储备,用买卖方法,来维持一个很狭窄的移动空间.很多人,绝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可以说99%的经济学者,是赞成解除外汇管制的.但是赞成汇率自由浮动的经济学家就不是那么多了.我是赞成让它自由浮动的,为什么呢?在历史上,支持在狭窄空间自由浮动,利用外汇储备,去支持.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不闯祸的,迟早都不行的.一发生问题就很严重了.英国在几年前,几天之间全部外汇都输掉了.日本现在也是这么做,但她也允许采取这种政策,偶尔干预一下.当有了干预的时候,你很难知道外汇的价格究竟会浮动到什么地步,应该下跌,你不允许下跌;应该上升,你又不允许上升.
假如发生什么大事的时候,外面的炒家可以官商勾结,跟国家官员合起来赌一手.你们知道几年前的金融风暴,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主要就是官员与外面的商人勾结.假如官员没有与商人勾结赌的话,金融风暴不会跌的那么厉害.比如我有内部消息,在外的市场不知道,跟外面的有钱人勾结起来,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赌的很大,所以假如你要维持汇率在那一点的话,迟早会碰到这个问题.所谓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所有的亚洲国家都遇到这个问题.巴西也曾遇到这个问题,英国也在几天之内把所以外汇全部输光.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让它浮动. 但是你能看到经济学家支持政府应该维持这个价位.可是支持也要找到支持的方法.比如日本的汇率,政府是有支持的.在政府支持下,汇率的浮动达到50%,有时支持,有时不支持,有很多种做法.有的是真的支持的,维持它只能有2%的股东.我认为中国只要通货膨胀控制的好,就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中国通货膨胀控制的非常好,根本不需要担心外汇,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根本不需要外汇储备的.香港需要是有理由的,台湾需要也是有理由的,中国哪里需要呢?美国从来没有外汇储备的,他们是经济强国.中国需要用外汇去买外汇吗?人民币值钱吗,那么就去买嘛,要多少买多少,只要人民币值钱就可以了.
那你说假如通货膨胀的话人民币怎么办?我其实就是这个观点,悲观的角度来看,你不要来跟我谈中国的前途,没什么好谈的,中国已经倒霉了两百年,现在开始转好,不要从乐观的方面看.让我从悲观的方面看,那我怎么写的出好的文章来?假如一半一半,你要坚持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假如说中国不腐 败,那怎么办?不腐 败就不需要在说外汇储备了.所以在中国的前途上来看,你对中国看法是她会腐 败还是她会改进,假设继续腐 败的话,那无需再说,只好认命了.可是假设她不腐 败,那我就很多话好讲.因为我是经济学者,不腐 败就应该这么做.要保有外汇储备做什么?
解除外汇管制,让汇率自由浮动,很多人会说人民币会下跌.人民币会往上的,中国一解除外汇管制,很多外资会来的.这是很简单的事,假如香港的财政司决定,下个月香港开始外汇管制,那么你说那些外资会留在香港还是撤离?当然是撤走,连内资都撤走.那么你说香港的币值会上升还是会下跌呢?现在外汇不在中国投资,就是因为怕外汇管制,假如把钱拿进来,却不能拿出去,他们会不会进来呢?
就像中国古画的拍卖,那些值钱的、重要的古画,古书法,在旁边打一个星星,意思是不能出口.那你问问中国人,应不应该让这些流出国外?很多人说不应该.再问打这个星星能帮到画不外流吗?我想是肯定帮不到的.因为,要走私把古画带出去是很容易的;就是不走私也好,中国的古文物在国外有很多,国外很多收藏家,他带进中国带不出去的话,他就再也不会带来了.允许自由出入,那么他们愿意带回中国的几率会大很多.假如中国真是发展的好,这些文物当然是留在中国本地,因为中国人会出高价买回自己的国宝.为什么王勃的书法在外国比在中国值钱呢?所以假如自由出口,很多国宝都会回流的.
情况是一样的.很多外资不来投资,就是怕钱拿进来拿不出去.你们都知道迪斯尼乐园要到香港去,香港财经司是很清楚的,他们拿到迪斯尼乐园的设立权,就是因为国内有外汇管制,所以不敢进入中国.他说我在国内赚的钱拿不出去那怎么办?所以他们投资香港.但是你们考虑,你允许外资自由撤出,而他们在国内赚了钱,他们是不会把钱拿走的.中国的投资机会大,怎么投资有什么关系呢?资金无论放在什么银行都是一样的,他可以在中国继续投资.
所以现在迪斯尼乐园,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只要中国政府答应他,在中国开张的那一天,就解除外汇管制,一定马上来中国.我在欧洲的很多朋友,很多大机构就是在等着这个机会.所以当中国解除外汇管制时,人民币是会上升的.台湾解除外汇管制,台币对港币的汇率上升了一倍,所以中国是根本不需要担心的.你问为什么人民币会上升呢?你们说应该怎么回答呢?中国没有了通货膨胀的问题,为什么人民币会值钱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青年值钱.中国人力的资源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人刻苦耐劳,有知识.你看看贵州那些比较贫穷的地区,那些织地毯的人,从早织到晚,也不过300元钱一个月.在美国看到卖的那些,价钱非常便宜,中国人怕什么参加竞争呢?我在沈阳买了一件外套,在五外市场买的,没讲价,180元人民币.同样款式的假如是名牌,在香港要4、5千元.所以结论是,假如世贸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的,我个人认为,中国青年的发展是不需要政府帮忙的.我认为中国的青年,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能像我当年一样.
我认为加入世贸,不好的地方就是加入的太慢.因为有协议,可能还妨碍了发展.好的地方,就是迫使我们意识到压力.给维护特权利益的团体带来了压力.我希望以为这样,取消外汇管制.但这个条例还不是很清楚.但我认为,到了一个时间,中国政府应该给中国青年一个交待.很简单,不需要政府帮忙,只要让他们自由发展.在中国的前途上,假如要我赌钱,即买竞争力的话,我会把我全部身家都放在中国青年上.
谢谢给位.
（注，特别感谢月印的整理工作。浙江大学经济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