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妥协寻求中间地带，其实现之日，民主即诞生。
崔卫平在翻译了《哈维尔文集》之后，又为国人奉献了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她的这两本译著对有志于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应该说是深具启发性的必读书。
相对于中国来说，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在民主化方面是先行者。米奇尼克说，他和哈维尔等人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私生子”；而与他们年龄相近又有共同志向的中国人，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逆子”，从时间上晚了二十年。波兰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三十四人联名发表“公开信”，著名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一致抗议官方的审查制度；在中国，到了八十年代末才有类似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联署公开信，而公开抗议官方书报检查制度的呼声，则始于2004年初春***的那篇颇具影响的《*****》。波兰等东欧国家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已全部实现了民主化转型，而中国民主化航船的桅杆，多少年来一直若隐若现，非花似雾，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在东方的地平在线。所以，了解别人的过去和现在，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设计并走好今后的路。
“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
米奇尼克出身于波兰的一个老革命家庭，曾充任“团结工会”顾问，在瓦文萨执政期间，一度出任国会议员，旋即辞职；从1992年起，主编《选举日报》至今。他不仅批判极权制度，也批判自己的领导人、号称“民主斗士”的瓦文萨。他在权力、意识形态之外，面对公众发言，推进独立的社会运动，告诉公民应该如何做，而不是告诉当局如何做。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普世精神。
米奇尼克早年也曾是共产主义的信奉者。他在青年时期彻底告别斯大林主义后，首先是向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的欧洲左派寻找灵感和思想资源。他最终选择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意识到西欧左派和东欧知识分子的关怀有所不同：对前者来说，“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则是极权主义和反极权主义”。如何反对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根据欧洲左派的思想传统，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革命。但是米奇尼克很快便否定了通过革命实现民主的想法。他在《狱中书简》中写道：“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这种危险并不只是对个人而言，也是对社会而言。“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当今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
“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我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够带来社会公正。这给他带来了八年牢狱之灾，那是在三十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审判。他肯定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审判吗？我也向自己重复这个问题，答案是暴力毁坏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卡斯特罗想要一个自由的古巴，但是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他被自己的权力所腐蚀。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暴力折断了社会的联结。并且，当社会如此原子化，其内部政治崩溃，它就变成自动导向极权主义。……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著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
米奇尼克认为，民主制度有赖于统一国家中的社会团结，社会团结则有赖于各阶层和团体具有一种妥协的心态。政治妥协的主题来自柏克的现代保守主义传统。他说：“所有的政府，实际上各种人类利益、每一种善和每一种富有成果的行动，都是建立在妥协和交易的基础之上。”大革命的价值必须被迫通过妥协途径的改良所吸收。
米奇尼克说：“我的妥协图景是以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起点。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不可能强大到在波兰赶走苏联红军。我的妥协图景还拥有另外一个起点。它建立在我的一种确信之上，多元化的民主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并与之妥协。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
妥协的前提是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米奇尼克终于伸出手来向当年波兰军管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寻求妥协，要求进行没有敌意的对话，而不是向后者投降。历史的惯性证明，执政者在寻求妥协方面，似乎更难作出决断，特别是在时机的把握上心存疑虑，他们害怕后退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招致对手的进一步施压，不相信民主程序能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一次次地坐失良机。在他们自认为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还想获得更多的东西；可当他们失去力量而不得不忍痛丢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危机已经爆发了。雅鲁泽尔斯基就曾透露当年他本人对反对派人士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在潜意识中有某种相当的尊重，一方面又视之为服务于外国势力的某个颠覆团体——尽管服务于谁并不清楚。与执政者政见不同的人，必定是效力于外国势力的卖国贼，必定是分裂国家、扰乱社会的颠覆者。所有的雅鲁泽尔斯基们几乎都怀有这样的心理。这种连专制者自己也似信非信、却不断重复的鬼话，虽然早已没有市场，他们依旧还要拿来蒙骗公众。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更好的语言。所以，真正有意于政治改革的执政者，首先要尝试调整自己的政治心态、思维方式和说话腔调，消除敌意，才有可能实现和反对派对话。
我们中国人在1989年丧失了一次难得的妥协机遇，电视上所播出的五十年难得一见的对话镜头，不能算是对话，更象是僵持，双方唇枪舌剑，谁也不想向对方伸出橄榄枝。到后来，执政者甚至把妥协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最终导致了**镇压的**事件。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公众要求为“**”平反，其正面含义就是寻求妥协，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和尊重，也是对手上没有沾血的领导人的信任和期待。这不是挑衅，而是为实现全民和解创造一次机会。在局势还未失去控制的时候，尽快收拾人心，防止谁也不希望出现的无序状态。善意的回应，不是抓人，而是对话；在缓解而不是激化矛盾的条件下，坐下来探讨各种可能性。这要看掌权者有没有胆识，有没有能力跨出这一步，这一步就包含著治国安邦的大智能。
其实妥协的机会随时都是存在的，需要的是双方都有妥协的愿望和宽阔的胸襟。当年，北京社经所的陈子明就曾撰文，呼吁“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好办法”，后来由于形势恶化，这篇文章未能公开面世，但这种目标始终是子明及其身边知识群体的共同政治理念。作为理性的、具有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反对派，他们并不在乎由谁来掌权，而是关注行使权力的方式。寻求妥协也不是因为认识到现存政权强大得不可动摇，而是力图打破“革命——专制”、“清算——复仇”的恶性循环，学会如米奇尼克那样的“互相交谈而没有仇恨和敌意”。
民主是灰色的
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国”，他们也是至善至美的道德绝对主义者。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却仍是一个“邪恶帝国”，不过是简单的王权易位、循环往复罢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悲剧。所以，米奇尼克根据历史的经验告诫人们：警惕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同时，也要警惕把自己天使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实际上，我们争取和得到的仍只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在所有不完美之中，民主或许是不那么邪恶的东西。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追随自由民主的旗帜走上革命道路的，但终其一生，也没体验到自由是什么感受，也没见过民主是什么样子。唯一经历的，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判”和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其实就是赤裸裸、血淋淋的“红色恐怖”！米奇尼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灰色是美丽的”。“团结工会为了一个本质上不完美的公民社会而斗争。……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我们还不能仅仅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胡适喜欢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方式。这就是说，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就像空气、水分和阳光都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要素。民主不同于专制，专制必须每时每刻地依靠镇压和欺瞒手段才能维持统治，而民主只要依赖普通人的共识就可以正常运行。“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幅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王思睿在《为什么不是“中国的民主”？》中写道：我们所说的（广义的）民主思想体系，至少要包括分为三组的九个概念。第一组是共和、宪政、法治，第二组是自由、民主、平等，第三组是博爱、善治、自治。（狭义）民主虽然是这一思想体系（广义民主）的核心与代表，但它并不能代替其它的思想。这些思想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例如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但更多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应当强调，虽然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生活之树长青。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文化都要由当代生活来检验、剪裁和取舍。腐朽没落的文化被历史所淘汰，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进入人类文明的宝藏。民主的思想体系正是通过人类生活的不断洗礼和考验，才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
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制定的共同章程中曾经声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柯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所谓“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就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本人，而且也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36页、662页）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公民社会，最后却又被他鼓吹的暴力革命、阶级专政吃掉了。共产国家不存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敌我关系。我们必须重新出发，因为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但是，抵抗专制制度是去冒险，甚至是去牺牲，不止是个人的安全，也包括朋友和家庭的安全。每一天你都必须在可能付出的代价面前作出选择。这些决定并不是学院式争论的结果，而是要付出坐牢或生命代价的道德行动。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为民主事业而奋斗和献身，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具有的品德。因此道德绝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一切自觉自愿地为建立民主制度而斗争的人们仍有指导意义。
秦晖在《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中写道：无论古今中外，低调律己高调律人的暴君与伪善者都不乏其人，而低调律己低调律人的“嬉皮士自由派”与高调律己高调律人的英雄也不难找。但是，高调律己低调律人的人的确是少而又少。一些宗教中的圣徒具有这样的品格：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正如胡斯对待那位往自己火刑柱上添柴的“虔诚老妇”。在逆境中圣徒勇于舍身殉道，但在得势时他们通常并不以势压人。圣徒并非神学家，他们主要不是信仰的论证者，而是信仰的实践者。如果说作为一种具体信仰的基督教不能没有神学论证，但作为运动的基督教更依赖圣徒的实践。那么超越于具体信仰之上、对于“多元化、信仰自由、宗教宽容、诸教平等”的信念可以说是一种“元信仰”，如前所说，这种“元信仰”之难不在于论证而在于实践。因此自由主义当然不能说不需要自己的“神学家”，但更需要“圣徒”，它对后者的需要超过任何具体的宗教信仰。以高尚持身，己虽达而知权力之限；为“庸众”而争，境固穷而惟权利是守。此谓之圣徒。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驭八荒之英雄者众。而圣徒不世出。“无圣徒而自由难成秩序，主义或为谈资；英雄演为屠夫，内痞滋生外霸。有圣徒者，其为慎公乎。”
米奇尼克在褒扬道德绝对主义者的同时，也指出了道德绝对主义的局限性。“对于反对专制的个人和团体来说，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对于在极权专制的废墟上建立民主程序来说，它却是一种弱小的力量。在这里，不再存在一个正义的、融洽的和完美的乌托邦，也不再有道德绝对主义的位置。这两者都变成了过时的或者虚伪的，两者都对民主秩序构成威胁。因为民主世界通常是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它是在极权主义必然性世界（当然幸运的是它也非完善）崩塌之后来到的自由世界（有罪的、腐败的和虚弱的）。”道德绝对主义者如果缺乏必要的自省，“反对压迫的前英雄们”就会显示“他们的第二幅面孔：不宽容、狂热和抵制新的现代化的观念”。“我想明确地划分善和恶。但是共产主义者并没有柯断所有的恶行，而我们也不是善的模范。”如果“去共产主义”的道德绝对主义者把自己打扮成新制度中的教皇，人间一切善恶的裁决者，就会违背民主制度的真谛，成为伪善者和说谎者。“历史总是对不公正给予惩罚，对于说谎者表示蔑视，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
在反极权主义的斗争中，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可以组成联盟，米奇尼克说：“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公民们可以相聚和合作而不管其信仰、民族和意识形态如何。”但他也指出，民主化转型后，这个联盟存在的思想政治分歧也将迫使反极权联盟崩溃，“这个世界不仅迫使反极权的联盟崩溃，而且暴露出它们互相矛盾的心理。平均主义者发现自己与自由经济原则相冲突；而保守主义者则挑战自由宽容的精神。社会主义者、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解决所出现的种种悖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过去、市场经济的模式、建立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新现实中教会和宗教价值的位置。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关键在于给予贪婪的市场经济一副人性的面孔，保护这个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从世俗的方面考虑国家的性质，以及宽容不同的信仰和民族。保守派希望返回到民族宗教信条的延续上去，寻求以宗教来覆盖这个国家的政体和制度；它要警告来自自由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的威胁；对于旧体制中的人们，它要求采取一种严厉的对待。自由主义者会说，经济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增长，清晰的市场规则，关于税收、私有化和可流通货币的稳定制度。”“其中每一种思考都需要民主的政治。正是它们赋予我们的生活以色彩和多样性；正是它们给我们准备了选择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的互相矛盾使得我们能够承受自相矛盾、实验、改变观点和更换政府所付出的代价。”
问题还在于，上述任何一种立场，都将在一种新的语境，一种从未有过的、民粹主义的、尚不可命名的意识形态中展开。其中夹杂少许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和教权主义。这些口号伴随著来自启蒙的意识形态和来自道德绝对主义的激烈批评。与此同时，怀旧情绪也出现了一一这令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都感到十分惊讶。怀念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安全保险，正如有人说的：“国家假装给人们付钱，人们假装在干活。”这也就是王思睿在《共同底线和宪政平台》中所说的，左中右派（极右、极左除外）可以在反极权、反专制的共同旗帜下团结奋斗，而一旦把宪政平台搭了起来，他们马上就会在这个平台上相互较量，以民主方式展开新的意识形态之争。徐友渔则说：“让我们共同搭建自由主义的宪政平台，在此之后人们鼓吹什么主义都可以。”问题是，和谁搭建？谁和你搭建？崔卫平认为，这不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事务。而指望和官方搭建一个平台，现在还看不出前景来。“只要有一天，一个人仍然不能自由地表达他的不同意见，他就完全不具备自己起码的政治身份和基本的政治权利，他的活动就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性。”所以，“民主”也是争取自由的途径。
米奇尼克说：争论的各方都不构成对民主的致命威胁，说到底这都是些常规性的争论，而真正构成威胁的是，争论的各方强化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位置绝对化，使妥协成为不可能，因而很容易瓦解民主国家的进程。因为激进运动——不管是在黑色还是红色的旗号之下——都乐于利用民主的进程和自由的机制来抹杀自由民主本身。而实际上民主不是黑色也不是红色，民主是灰色的。民主并不是那么一贯正确的，因而其争论的各方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选择平庸而不是出类拔萃，选择机灵而不是崇高，选择空洞的许诺而不是真正的胜任。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戏的大杂烩。这就说明为什么寻求道德国家和完美社会的人们不喜欢民主。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此妥协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著一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地带，或者可以称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冲突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陈子明将这个过程称之为“磨合”，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种东西。这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促进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现之日，民主就诞生了。
谁来保卫我们
学者们都热衷于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命名，后极权主义或次法西斯时代，都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无限权能国家正向有限权能退化。说它是退化而不是进步，是因为全能国家在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潮流冲击下节节败退，已经没有力量“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十二亿人的大家庭已经掏空，大家长管不起饭了，不管饭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子民，只得听任他们各自逃生。有限权能就是大家长赖以苟延残喘的能力，实际上处于半身不遂的状态。例如经济放开政治收紧，学术自由思想专制，严厉打压新闻媒体，以假大空营造社会舆论。意识形态瓦解，价值体系崩溃，大家长已提不出任何能凝聚人心、动员民众的口号，说是十三大启动的政治改革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变成了一步也不能动，有限权能也越来越僵化，运转失灵。这种情况到邓大人南巡时达到高潮，“讲话”成了瓜分国家资产的动员令，卖厂圈地，抢钱抓权，基本群众成了改革对象。以南巡讲话为标志，新保守主义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说它新，是因为它不再自命为传统卫道士，而是疯狂地攫取新的利益，并且是打著“第二次改革”旗号进行的，甚至还打著宪政招牌公开践踏人权，与自由民主为敌。权贵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它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它是一只变色龙，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维护权力柯断。权力成为一切腐败的源头，而且是 “与时俱进”，从政治黑道化扩展到组织帮派化，从任人唯亲（大家长称之为“内举不避亲”）到结党营私（即权力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形成了一种劣进优汰机制。整个社会的官场现状，呈现出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呼朋引侣，狼狈为奸”。这种现状的直接政治后果，就是政权退化与国家退化。据媒体披露，官方对地方干部做过一次历时两年四个月的“战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按党章和《干部准则》考核，县、局、处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仅为4％；厅、局级干部的素质合格率为7％；副省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为15％。社会各界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满意度平均为20%以下；对党政部门干部的满意度平均在15％以下；对上层建筑领域干部整体满意度为12％；中青年干部表现出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仅为6％。这就是说，政权的支持率最高还不到20％。一个泱泱大国，政治生态如此恶劣，可他们控制的媒体还在大肆渲染自“**”以来，这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太平盛世”，真是令人汗颜。对此，一切有良知的政治精英理应反躬自问：现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的想法、感觉总是和民众格格不入？为什么你们拥护的老百姓要反对？你们反对的老百姓却要拥护？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听听底层的不同声音？如果你们能解开这个现代司芬克斯之谜，国家或许就有救了。
这也是哈维尔揭示的极权主义家长统治的主要特征。米奇尼克进而论述到，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一个教师而社会是学校里的学生，而有时候它就转变为一座监狱和一个军营。“这个制度没有分派我照顾自己的责任。其结果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结构出现了：一个人放弃了他的所有责任感。一种剥夺了责任感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制度。”极权制度衰败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危险和陷阱的过程，它首先碰到的是统治失灵，不能有效治理的局面，各级政府都不受政治理念和游戏规则的约束，而只受利益驱使，跟著感觉走，有奶就是娘，并随时制造出新的对立面。 “如果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我们便会发现民主正在经受著三方面的攻击：民粹主义、种族狂热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波兰发生的事情，也在中国发生了。
中国学者秦晖、金雁、顾昕等对于民粹主义曾经做过很好的分析。杨帆也曾指出：民粹主义只有作为“在野的”思潮，才能发挥某些积极作用；如果作为思想理论界的“主流派”而被政府所采纳，其后果将是十分可悲的。民粹主义一旦成为“主流派”思想，可以令一个国家在强政府控制与无政府状态、经济平均主义与经济放任主义的极端之间跳来跳去，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就是前车之鉴。民粹主义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和中国，也有很大的政治能量。对于“如果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闹到大街上”，“谁来保卫民主”的问题，米奇尼克的答复是：我不知道当民主处于危险之中时，谁来保卫它。但是我知道那些买报纸的人。词语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词语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意识到，民粹主义在和印刷文字没有关系的人们中最容易找到市场。选择阅读负责任的报纸杂志的那些普通的、体面的、明事理的人们，对于民粹主义是有免疫力的。只有言论自由，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才能形成健康的公共舆论，使社会保持理性。保卫民主，只能依靠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依靠意识形态的陈腐说教。
米奇尼克指出：“在所有未来的陷阱中，与民族主义者的矛盾是最危险的。”米洛舍维奇从一个共产主义者跳跃到一个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给原南斯拉夫各国带来的灾难，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中欧的人们反对共产主义有两种基本因素：一是因为它的极权统治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亵渎；二是因为它是挑在苏维埃刺刀尖上送来的。因此，民族主义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喷发式扩张，就不是十分奇怪的，虽有其必然性，但这对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却是异常危险的。米奇尼克这样分析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地方主义、个别主义的结合，是无端排外和不宽容异己的根源。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方法，用于自我辩护；一种途径，以便逃避因为要为多年的卑怯及所有的侮辱与耻辱负责而感到的窒息。民族主义总是导向利己和自大。所以利己，在于它可以让一个人无视其它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漠然对待他人的价值观和理解方式。所以自大，在于它只关心自己所受的伤害并保留那些创痛的记忆，民族主义让一个人无视那些同时也被伤害的其它人。”一个民族的权利通常对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构成威胁，这会导致种族清洗。19世纪一位伟大的奥地利作家格里尔帕策曾经富有预见地警告：这是一条“从人道主义经由民族主义到达兽行”的道路。
米奇尼克主张在多元的宽容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可以借助自由民主宪政的世界主流文明的推动，向欧洲本土回归。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创造了现代主流文明的欧洲不是“我们的”，我们必须一方面接续自身传统，一方面改换门庭，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回归”。只有普世价值和世界主义情怀才能让我们拥抱作为“他者”的政治文明并与之融合。有人鼓吹把儒学确立为“民族宗教”、“全民性宗教”、“国教”。对这种以内生的“政教合一”取代外来的“党政合一”企图，人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这意味著对世界主流文明的对抗，也意味著对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排斥。让诸种文明在在华夏大地上各显其能，广招信徒，与建设宪政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任何一种宗教的激进原教旨主义崛起，都有可能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米奇尼克不仅呼唤民族精神，也呼唤知识界的良心，他说：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撞上历史过程中的晦涩暧昧，可能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诱惑，但是他必须知道如何从中摆脱。说到底，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应该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者一边。“波兰知识界还有一点爱哭。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为眼泪留出空间的价值世界中”。他所推崇的知识界良心的代表人物是前苏联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因为“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权利是世界文明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所在。”虽然他已经跻身于最高权力阶层，但却视荣华富贵如粪土，甘愿自己被囚禁、被流放，“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人的权利的?I卫者——?I卫那些在极权主义统治下遭奴役、受屈辱的人，那些自由的却身陷囚牢的人，那些健康的却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那些因为被官方的谎言所笼罩而渴求真话的人。”
这让人想起中国思想界的两位巨人鲁迅与胡适。人们要了解20世纪中华民族的情绪和意志，首先就要了解鲁迅。虽然他被誉为“民族魂”，但鲁迅是孤独的，他也不喜欢其它的知识分子，人们没法说21世纪中国知识界的道统是源于鲁迅。另一方面，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说：“必须承认，我们都是来自胡适。”胡适太清醒、太冷静、太矜持了，他欠缺的正是一点眼泪和长歌当哭、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必要时拍案而起的愤怒。
一个民族，在有的时候需要魂魄，在有的时候需要头脑，在有的时候需要表现倔??，在有的时候需要显示仁慈。中国过去是一个超级大国，未来也必将再度崛起。中国既需要民族魂，也需要知识界的良心，但相对而言，中国更需要的是后者。知识分子要虔诚和谦逊，托马斯•曼说“虔诚是一种智能”，但是不要放弃怀疑主义，至少在与政治相关联的世界里不要如此。“因为你的命运不是存在于欢庆的政治胜利之中，或者向你自己的民族献媚之中。你必须对被损害的目标保持忠诚，说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相，并唤起反抗。你注定要接受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殴打，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你本不会获得的善。” 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也不缺少将牢底坐穿、舍身求法的志士，但是前人所缺少的和当下知识分子需要学习的，是如何与对手妥协和对话的艺术，是既会掷投枪又会伸橄榄枝的技巧。现在，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为重建中国文明模式、将中国纳入世界文明主流而努力，这是前无古人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业，学会了这些艺术和技巧，可以更好地承担民族的和世界的双重责任。
200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