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0日 北京
前言
“何家栋先生逝世五周年暨何家栋文集首发式”于2011年11月2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陈子明、铁流、吴小军发起，参加会议的有何家栋先生的夫人陈蓓女士及子女，何家栋生前好友、同事和社会各界人士。会议由毕谊民主持。
主持人：
各位前辈、各位学长、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叫毕谊民，朋友们都叫我小毕，把我叫的很年轻，希望你们永远这么叫下去。今天小崔没来，我来客串主持。
今天来的嘉宾都和何老有过很深的情谊，都与何老走过一段艰难的人生历程。我们都是何老的亲朋挚友，也是与他同甘苦、共患难、为着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建设共同努力共同付出的同仁志士。
何老离开我们五年了，这个会其实早就该开，但是因为有种种种种我们所知道的原因没有开成。何老的文稿其实也早就编辑甚至印刷出来了，但是也因为有种种种种的原因没有能够到达读者手中。就是今天开会我们也不能用电话通知，而是用很原始的口口相传的办法。所以昨天李锐老他们都来过一次了，这个帐我们讲不应该算在传口信的人身上，要算在国保身上。什么时候我们开会能够自由了，我们开会不用到吃饭的地方来了，我们开会可以公开地去通知了，我想这就证明我们社会进步了，否则我们就要永远搞地下工作。这次我们很欣慰，我们开了几次会都是不能挂横幅的，今天正因为我们保密工作做的好，我们的横幅能挂上了。所以，刚才看大家都在照相，我很欣慰。我说我们现在开个会能够挂横幅啊，都是一种很大的成就感。为了我们的会议今天能够正式召开，能够挂上横幅，能够来追思悼念我们的何老，为了我们今天会议的成功，我们大家鼓一次掌，鼓励鼓励！（掌声）
何老说，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是一个失败者。他说我做10次事，9次是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但是我们都认为，正是何老这执着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拼命的奋争，才奠定了中国社会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基石。何老所做的一切，何老的一生，何老的思想，何老的人生价值，将会载入历史，将会用时间来证明！何老在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中竖起了一座丰碑！而且我们在坐的和没有在坐的何老的这些朋友们也是跟何老一起多年为之努力，为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为实现中国社会的文明，为中国社会民主宪政的早日实现，也都在努力付出着、奋争着、牺牲着。我们是开拓者、牺牲者，我们是铺路石。我想，何老的一生也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理念。
下面，我提议，我们在原座位为何老静思一分钟。
静思开始。……静思完毕。
今天参会的，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战友朋友，我还是要介绍一下。这是拟好的一个参会人名单，有的还没有到在路上，有的可能还来不了，可能有疏漏的，还有的人是临时参加。今天我们还会出一个会议文件。再说一下，我们摄影的是肖远，他也是何老的忘年之交老朋友。“六四”他被判了三年大狱，这么多年也都是在为中国的民主做着事情。
下面，我们请陈蓓老发言。（掌声）
陈蓓：
大家好！哎呀，昨天说是来了一部分人，通知错了，还有好些没通知到的，这个通知太麻烦了，这通知特困难，开一次这样的会特别困难，大家能到会我特别激动感谢。咱们这大多数人都5年没见面了，我非常想大家，看到大家非常高兴，大家能到会，有的人年纪非常大了，这不仅是对老何怀念之情，和尊重，这个情谊，同时对我们全家都是一个鼓励一个关怀。我代表全家谢谢大家。（掌声）特别感谢的是子明和铁流，他们尽全力冒着风险重新出版了何这本文集，为了编的尽善完美，铁流同志不知到我家和子明家跑了多少趟，把它弄的更完美。我还特别感谢香港真相出版社吴小军社长，帮我们把这个书出出来，印的那么漂亮，十分感谢。
为了出这本书啊，我多少天都睡不着觉，说真的，真害怕又给扣了又抓人。这书送到我们家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才睡着觉。我就回想起来第一次出版，老何逝世的那天，本来上午就该送书到我们家，说好了，结果半夜三更就跑到丁东邢小群家里抄家去了，接着又把丁东抓起来了。我听说以后，特别的，不知道怎么是这样子的，而且抄了很多东西。电脑、文稿、书什么都给抄了，我心里特别难过，也替他们担心。他们是为老何遭难，我心里非常内疚，他们为老何遭难，受这些罪。后来呢，亲朋好友就在溪流出版社出了。美国的，好处是什么，不到一个月就给出来了，争一口气，问题是这个书进不来，进来几本样书，给了一些同志，没有了，没办法，后来大家都要，就复制了一百多套，送给大家。我决心还是要出版，正好铁流同志他也有这个意思，真好，所以我对他们热心地忙活这个事特别感谢。
还有这个会，子明和铁流他们同意操办，现在又请毕谊民同志来主持这个会，我表示感谢。你们受累了。
我想跟大家讲的话太多了，心里话不知怎么样讲是好了。我就觉得能出这个书，出来了，大家看到了，这个会能开成了。不管来多少人，能开成了，这简直就是我们的胜利、成功，是老何这些好朋友努力的结果。
我还要告诉大家，在老何病重的时候，许多老朋友络绎不绝地到医院来探望，依依不舍地跟他告别。特别是王勉思同志，是他的恩人哪，怎么呢，那时把他打成反革命、叛徒之类的，开除出党，永远开出党籍，降级使用。但是勉思同志，还有当时支部的，给他彻底调查，不但没有查出叛变的叛徒，而且倒查出来一个大英雄。这样呢这个党籍开除太冤枉了，应该给他恢复，他们要求恢复，当时这么个情况不多说了。王勉思同志经常去探望他，到最后勉思同志送走了他，我非常感动。
笑蜀，就陈敏同志，他第一时间就在《南方周末》刊登了“他悲情的一生”，还有他逝世的消息，我心存感激。
高瑜通知经常给我提供一些学习材料，让我及时了解时事增长见识。特别感谢她对我那么关心。
曹思源同志不仅经常来短信问候，还做诗，我不是诗人也不会写诗，就编顺口溜来回答他，就让他见笑吧。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同学杜光好友。他在病中给《往事微痕》“何家栋专集”写序言，一万多字，带病写的，发高烧。这个序言呢，我真没想到，在《炎黄春秋》，删了一点儿吧，给他登出来了。大题目上出现了“何家栋”三个字。哎呀我非常惊奇，因为大家知道，老何是上黑名单的，他的名字，勉思写了一本书让他写个序么，结果何家栋写的序，人家湖南出版社非得把这序撤下来，不撤下来不给你出书，没办法撤下来才给出了。勉思后来又自己印了好多序言，夹到书里。他的名字就说不能出现。《炎黄春秋》能够很勇敢的把它登出来，我真没想到，特别惊讶，很感激。
老何的思想啊有时候是很超前的，但是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是与时俱进的，人的思想也一样，大家拿到何的文集，请留个纪念吧。文中如果有不妥或后进的地方，希望提出来研究、纠正。
关于我个人么，我简单地说一下，我和老何呀是1947年结婚的。到2007年，就准备纪念我们这个钻石婚的，结果呢，谁知道他先走了。现在的情况呢请大家放心，我现在一点也不感到孤单寂寞。因为那么多朋友，还有老同学，两拨老同学，北大的，华北联大的。北大的现在年纪都太大了，能聚在一起的顶多十来个人了。华北联大的也就十几个二十几个了，原来有四五十个人，现在人都老了。这些朋友对我精神上非常支持的，还有在座的大家这些朋友，另外呢，我现在正如饥似渴地学习，看东西，我要了解历史真相，我要探索客观真理，我要关心天下大事，我觉得时间不够用，太不够用了，我每夜都两点三点睡觉，我得看东西。特别有老何这个文集在身边，当我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正在和我交流，对话。所以呢我就觉得他没有死，他仍活在我的心中，活在大家的心中。
我说的太多了，耽误大家发言，到此为止吧。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我再次表示对大家的感谢。（掌声）
陈子明：
我补充一两句话。老何这个文集能出呢。首先，要归功于丁东。因为老何本来也没想出这个文集，但是在丁东当时的大力推动下，老何才决定出这个文集，而且丁东呢又被抓起来，又被抄家，付出的大量心血又付之东流。这个里头我做了一些编辑的工作，但是没有丁东的发起，我当时也不会有这个动议。
主持人：
刚才伯母讲了一下，这么多年何老啊，一生都在坎坷中生活。我们讲一个男人，想胸怀大志，想成就一番事业，他所承担的责任、痛苦、灾难，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所以何老这一生给这个家庭肯定是带来了很多磨难。正因为是这样，伯母和何老相伴，更显示出您的执着、坚持，您的伟大！过去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我想“一个不成功的男人”背后也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让我们给陈老鼓掌加油。（掌声）
陈蓓：
我没做那么多工作，我关照的不够。我们俩工作性质不同，各搞各的，各自为政，谁也不管谁。但是呢，有需要互相帮助的时候，他也出来帮助我，我也出来帮助他，我对他也有帮助啊，开始他写文章都不给我看，为什么呢，我有时和他有所争论，其实争论也好，因为他写东西思想深刻，有文采，又幽默，他的文笔也别好，我是赶不上他，我不会写，我学的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就这一套，所以我就说他，你写这些东西，你是让人看了接受你的意见呢，还是您在那儿对立争斗呀，你写的观点见解让人接受，特别要让对方接受，你幽默，幽它一默可以，幽默不等于讽刺打击，不能谩骂，这点他接受了。他告诉子明，好像是他的意见，他接受我意见他不说谢谢你，你这意见非常对我接受。
还有，他整天半夜也在那儿写，认识不认识的人他也给改文章，我就说你这个眼都快失明了，你得保护自己的眼睛。比如那谁，王光美，来托你改文章，甘英来托你改文章，我说这都摆脱不了的，必须得完成；但是有的人你都不认识，你说你这眼睛还要不要。他说，这是我的生命，谁也管不了，我也不敢说话了。但这一点他接受了，我说你们坐而论道，我也同意，应该论。但是还得做实事，做什么实事呢，我这个人就会办实事不会搞理论。当前应当实行宪政。咱们都是公民哪，现在谁知道自己是公民，公民到底有什么权利义务。我小时候学公民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时候这个古训，那时我上小学就学。我说现在从小学生就应该开始学。设公民课、设修身课。他对修身没注意，觉得这公民课呀，应该搞，后来李慎之也提出要搞这个，正好他们两个人的意见都一致。现在我不知道谁在搞，我希望就说谁有这个本事、这个能力的就继续努力搞公民教材。不仅小学生应该设这个课，成人也得设。他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义务，这宪政你怎么实行啊?全民都得懂法才行，他也接受了。（主持人：陈老提出一个大的课题。）
主持人：
何家栋在他的书里也说，在失败中坚持，需要的是一种赏识宗教信仰的情怀。只有把民主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一种基本人权，而不是一种特定国家的强盛手段，才不会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动摇追求的信念。何老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包括陈老，他和您一块儿做的，您后边推着他一块儿做。
下边我们有请何老文集的出版人吴小军社长讲话。（鼓掌）
吴小军：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各位学人、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我们香港真相出版社在何家栋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的今天，能在大陆出版他80多万字的巨著《我们来自何处 又去往哪里》，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
众所周知，何家栋先生是中国大陆当代著名的出版家、思想家。他早年思想左倾，信奉共产主义，追随毛泽东参加抗日战争，抱着解放全人类的虚幻理想，在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自由大旗蛊惑下，奋不顾身、视死如归，做了不少卓越的贡献。在中共取得政权后的1949年即创办工人出版社，先后执笔出版了《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赵一曼》、《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及《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著名红色回忆录。曾风靡一时，是不少青年争相阅读的洗脑书籍。后因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被定为右派份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降四级。他仍然执迷不悟、热情不减。1959年再次担任小说《刘志丹》责任编辑，谁知该书在1962年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遂又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成员，成为“双料”的“反党分子”，成为新中国仅有的“双料贼民”，长期生活在灾难痛苦的人间底层。1965年又经政治局委员康生点名，下放到山东成武县“劳动改造”，管制期达14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回北京批斗，殃及家人，致使母亲和二子非正常死亡。
1979年“右派”改正，《刘志丹》小说案彻底平反，再次出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副总编辑。创办《人生》月刊，《开拓》文学杂志，又因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被追究。1985年辞职退休。随后应邀担任民办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并先后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经济学周报》总编辑，《战略与管理》双月刊顾问，《改造与建议》网站法人代表，上述报刊及网站后来均因为政治原因被当局停刊、关闭。
政治上的频频打击，生活上的无边折磨，当年理想与显示的巨大矛盾，使他对中共的建政历史有了新的认识，思想境界与人生追求再次回到当年民主自由的激情岁月。绝不再做刺刀下的编辑，皮鞭下的奴才，毅然决然告别了“驯服工具”的日子。自此，找回了失去民主自由的灵魂，重新回到法治宪政的立场，成为中共一党专制独裁政权的反对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们这一代老知识人不改追求民主自由初衷的结果。中共称他们为“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他们称自己是“两头真”的革命民主派。我认为持这种观念的不是何家栋先生一人，还有李慎之、李普、谢韬等诸多老一辈人，以及在座的老师们、朋友们。
在此种一党独裁专制的体制下，你不做听话的工具，刺刀就会对准你的胸膛。所以党内“两头真”的民主自由派，都是中共打压对象，不能自由出书，不能发表政见，享受着禁声禁言的特殊待遇，通通纳入“维稳”范围。在五年前何家栋先生临终之际，他已经印出的数千套文集被当局查抄收缴付之一炬，不准留存于世。
为了满足何先生的遗愿，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终于使这卷浸满历史眼泪，有独到见解的沧桑巨著圆满问世。正如军内一位很有见解的高层人士说：“中国不缺毛泽东，中国最缺何家栋”。其评价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真相出版社，是2011年7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政府批准注册的一家出版社。它以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为重点选题，不参与任何政治性的纷争和党派偏见，只注重历史事实。我们认为：真相是历史的生命，是对人类的犯罪，为此，我们选题的原则是：破除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中国旧史学传统，对一切伪造隐瞒历史真相的新借口持批判态度，努力发掘和还原历史真相，这就是主持历史正义。
为了能达到出版的高标准、高质量，我们特在中国大陆和台港地区聘请知名学者和专家组成编委会，帮助选题审稿。本社自成立以来，先后出版了《中原评毛》、《为人格尊严而战》等书。现又重点推出《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何家栋文集》，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
谢谢吴社长，谢谢你的出版社，为中国历史会留下璀璨的一页，我觉得功德无量。为什么呢，上次子明跟我说书出来了，我马上问是谁出的，他说就是您。我这心里马上升腾起一种敬重。做这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不仅是编辑的问题，不仅是钱的问题，也是要承担风险的。但是我们有理想，风险我们不怕。
我和何老认识是在八十年代。当时我和子明、军涛、郑棣等人，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我任副所长。后来我们又在《经济学周报》，何老是总编辑，高瑜是副总编辑，子明是总经理，我是副董事长。（笑声）其实我不是做文化领域工作，更多的是做行政管理，主要是为我们的事业打粮草。回忆起那段时间，确确实实很有感怀。刚才伯母也说了，何老这一生坎坷，国民党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共产党的监狱都蹲过，而且几进几出。从这点来讲就可称为老革命了。八九“六四”后，我跑到温州流亡两年，回来后见到何老，我对他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哪，抓我们还说得过去；你们这老头子、老家伙了，他们怎么还不放过你们呀。当时我就为这个特别愤愤不平。何老他说，没事。他觉得这都家常便饭么。伯母你们那阵儿又分别了很长时间。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何老所走的一步一步，步步闪金！他的坚实脚印，会留在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里，踏入我们文明社会的进程中。
下边我们请为出版何老文集受累的丁东邢小群夫妇发言。
丁东：
对不起，今年有好多老先生，我因为中午有事早安排了，只好请求先发言。
这套书的出版，是一个历史安慰。何老的文集，不光是他个人遗作的汇编，也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一页。
文集勒口说何老是出版家、思想家。把何家栋定位为思想家是非常正确的。当今中国有一个特点，越是大家公认的思想家，在中国大陆越出不了书。大家公认李慎之是思想家，但是李慎之著作出不来。大家公认朱厚泽是思想家，朱厚泽的书也出不来。何老今天能出书，虽然是香港的出版社，也是历史的安慰。
何老生前提出过政统和道统的问题。政统就是政治家活动的线索。二十世纪中国的政统以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他们的名字都很显赫。但是何老说，解析二十世纪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他理出的一个道统线索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他说，这个道统比政统更能深刻地认识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大方向。
何老本人，也是这个道统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李慎之活着的时候，何老比较谦虚，把自己定位在李慎之的后面。但是李慎之去世之后，何老挺身而出，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这既是何老一生最闪光的一段，也是后人研究历史绕不开的一段。
何老作为思想家的份量有多重，两卷书放在这里，读者自可体会。何老活着的时候，有人跟我聊天说，中国现在只发现了一个顾准，还有没这样的人物。我们知道，顾准最精彩的文字，是他跟弟弟陈敏之的通信。我说，何家栋的通信就有顾准之风。现在这些书信印出来了，其深度、其性情，其文采，大家可以品味。
说何老是出版家不错，但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出版家，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活动家气质的出版家。他在50年代初创办中国工人出版社，编写了一批风行全国的革命传统教育书籍，还不代表他作为出版家的最高境界。何老80年代从工人出版社退下来以后，主持《经济学周报》，使这张报纸成为中国改革最前沿的思想平台。90年代，中国陷入思想的低谷。何老砥柱中流，默默地做了很多幕后的事情，从《战略与管理》到《改造与建设》，不胜枚举。我只讲一件小事，说明他作为一个出版家的伟大之处。今天正好王康也来了。李慎之去世以后，家属不太清楚李慎之的著作在大陆流传有什么现实意义，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让李慎之的文集在香港公开出版。但是，大家知道，香港的出版物很难在大陆普通读者中流传。那天何老亲自出马，和我、王康一块儿到李慎之家，跟李慎之的夫人、女儿讲，李慎之遗作对现实有什么意义，希望家属自己印刷，大家自愿帮助，让内地普通读者也能读到。我对这件事情印象非常之深。何老当时已经年过八旬，那种苦口婆心的场面至今难忘。让我体会到何老身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时时刻刻把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扛在肩头。
何老为人非常低调，保持平民本色，但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有幸和他交往数年，并在他去世前后又历了一场风波。何老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一生受益无穷。（掌声）
主持人：
邢老师，您也说说，夫唱妇随。
邢小群：
我就补充两句。我虽然与何老做过较详细的口述历史访谈，但对何老是慢慢地认识，并进一步深入的。尤其到后期看到他与陈子明的通信，觉得他的思想确实非常深刻，而且非常前卫。他在世时已经深刻地考虑到体制变革和过渡方式。他还有一个观点，他说，我不希望流血，希望和平地进行体制上的变革，哪怕在妥协中完成历史的各种转折。这是我印象深刻的。
主持人：
两口子确实让人羡慕，一块来做事情。
刚才丁东说了我们社会的乱象，大家都有同感。我们这个时代很错位，不禁欲只禁语；你只可以唱红歌，你不可以说真话；你只能有性幻想，不能有思想；你可以去上床，但你不能去上访。非常颠倒，对我们这些关注社会，建设社会的人一味打压。我们讲了，何老的这本书有什么啊，他对我们社会的建设，对思想的弘扬是很有意义的！不客气地说，对执政党也是有很大的教益的！他们应该去感谢。为什么要打压？说来说去还是一个社会现实和体制问题，这更坚定了我们执着的追求。
刚才丁东讲了，有事情，先发言。张剑荆也是有事，把他们有事的人先安排发言。有请张剑荆先生发言。
张剑荆：
下午是蔡定剑逝世周年追思会，那我先说两句吧。
我有幸和何老有过接触，应该说是比较多的接触。91年到北京来以后，半个月或一周会和何老有谈话，受益匪浅。
我就不说更多的了。一个人生命是有限的，最终留存下来有两个东西最重要，一个是人格，一个是思想。
先谈何老的人格。他一生真正的体制内工作的时间很短，一生受难。作为一个革命党的成员并没有享受到革命的果实。一直被踩在脚下踩在烂泥里，一直在农村，但是呢人格非常顽强，为人非常之好。生前我当面跟他讲过，是圣人的那样一种品格，中国古代圣人那些普遍的东西他身上都有。这是第一。
第二个是他的思想。对他的东西我阅读过。首先，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刚才丁东讲顾准有一篇文章影响非常大，叫“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何老思想和顾准不同，尽管他们遭遇类似，但是经历不同。顾准一直是具有研究条件的，尽管带着冷馒头，但是他在北京图书馆可以读书，而何老呢也没有这个条件，他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干活，根本接触不到文献，接触不到资料。因此他的思想主要来自经验。正好他不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而是从经验主义到理想主义，推进到更高的高度。他一直在土地上，也就是说他一直是良心这种东西在他身上表现特别突出，从来不唱高调这个人。他来自哪里，来自大地，来自泥土，来自他个人的良心和体验。这是我觉得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他的觉醒之路和别的思想家不同。他从经验开始思考，他思想为什么那么朴实，那么深刻，那么有穿透力，他就一直站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是以人道主义出发的。我看他的东西，他从80年代开始真正思考，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人道主义与他的经验完全结合在一起，成了他思想的一个基础，从人道主义。我们看他讲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他就说为什么列宁讲马克思来主义来源讲三个，何老说还有第四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他的思想成分里很重要的一个是人道主义，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经验的。
第三点，他从人道主义走向了自由主义，他最终的归宿，思想的归宿是自由主义，和李慎之他们完全一致。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肯定是自由主义者，而相反，自由主义者就未必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落脚点最后是自由主义，强调对权利的限制，自由主义那些要素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我觉得何老的整个思想我是这样看的，他的思想因为有良知、有常识‘有人道的因素、有自由主义的因素，因此具有穿透力。读他的东西很有穿透力。他90年写的一篇“方生未死之间”，那个文章可以看。90年夏天，他就写权贵资本，我知道权贵资本主义是90年代后期开始到现在，既得利益集团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认为是阻碍中国改革和进步的一大障碍，但何老在90年就最早提出来了。我读到这儿是有点吃惊的。这种思想的力量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不好意思，先讲这些，谢谢。（掌声）
主持人：
剑荆对何老的思想有一个总结和归纳。何老他在书里讲了这么几句话：宪政就是限政，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他定了一个未来的新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自由原则，第二、自治原则，第三、民主原则，第四、以上三项原则的次序原则。这是很精辟的。然后何老又重申：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光凭借过去的老经验在新生事物面前就失去了想象力和自信心。请注意，他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自信心。没有想象力的人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些人他是只有性幻想了，没有思想。另外一个是自信心，你自己如果缺失理想缺失了对未来目标的坚定信仰，那么绝对不会有力量的。而且何老还说了一种很有趣的社会现状，他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完全是盲人摸象，摸到象牙就说是刀子，摸到尾巴就说是鞭子，摸到了四条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说制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听到这话可能也会窃然失笑。
下边有请于浩成于老讲话。
于浩成：
先说几句题外话，今天能来参加这个会（前几次同样的会我都没能参加），能成功地开成这个会，使我什么感觉呢？就是七十年以前，1942年在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那种感觉又重新恢复了。哈哈。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欢庆何家栋文集终得问世。
五年以前，2006年10月，我国杰出的思想家，为争取民主自由毕生坚持不懈斗争的好朋友何家栋离开了人世。对他个人来说最大的遗憾恐怕是他倾注全部心血写成的著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能看上一眼，可说是死不瞑目。现在经过许多朋友的努力，《何家栋文集》上下两册辉煌巨著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冲破中共专制禁锢封锁的一次胜利，何老若在地下有知，或许稍感宽慰。我们从何家栋一生的不幸遭遇以及当前世事的发展，我们可以学到哪些教训呢？
第一，对于专制统治者的凶狠残暴的本性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对他们不该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虽然一般认识到，不论是打天下还是坐天下，中共依靠的都是暴力和欺骗这两手。但是对其凶狠残暴的程度却缺乏足够的认识，举个例子来说，“六四”时谁能料到邓小平会开枪呢，毛泽东不是说过吗，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中，就是陈子明同志他们很活跃的那次，毛和“四人帮”使用的不过是棍棒，但是发展到“六四”就是开枪了。近年来为了“维稳”，也就是维护他们那摇摇欲坠的统治，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维稳”的经费比军费的开支还要大的多，他们这些人的想法恐怕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样：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他们就是要不顾一切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比如我们这小小的聚会，也如临大敌。
现在有不少人，主要是党内的民主派，一直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还没有从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醒来。温家宝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被称作“影帝”，可有人呢还为他打抱不平，说什么你们不支持他以后会后悔的。是不是列宁说过，对于革命来说，一个具体的行动胜过十打纲领宣言。最近朱镕基也跳出来，出版了四册回忆录，他的表演比起温家宝毫不逊色，他发出过豪言壮语，为了反贪腐，他会抬着棺材游行示威什么的。（100口棺材）言犹在耳啊，实际上造成权钱勾结以至穷富两级严重分化的这种畸形的中国模式，正是他本人要负极大责任的。网上文章“从朱镕基儿子朱云来年薪1亿多看国内贪官的衙内现象”，文中揭露的实事说明，朱、温这类高官高唱改革正是为了掩盖真相。党内的当权派保留《炎黄春秋》这类民主派的喉舌，也是为了制造假相。人民总以为改革还有希望，一直在期盼当中。于是专制政权就得以苟延残喘。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中国还在原地踏步，某些当面甚至还大步向后退。比如说，法制这种大倒退，就是很明显的事实。
比如说，法制这种大倒退，就是很明显的事实。我们还要上当受骗等待多久呢？陈子明、余世存、陈永苗等几年前就提出“改革已死”，他们讲的话仍是空谷足音哪，响应的人是寥寥的，这是中共一贯的欺骗和蒙蔽造成的。
第二，我们应该学习思想家何家栋，认真钻研理论，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两本巨册长达800页，书名叫做《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向哪里——何家栋文集》，从中我们确实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书中论文大部分发表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我不在国内，很少读过。两天以前，收到书以后，我翻了翻，还没有认真阅读，我就感到，哎呀，非凡哪！有个说法，“三李一何”啊，我说确实是，名不虚传，名不虚传。比如他在评王小东的“新民族主义”一文中说，“一部世界现代史证明，把民族主义放在中心位置，专制主义便会接踵而至，民主主义则被视为敌对的意识形态。”这句话说的多么好呢，真是一针见血。揭破了中共当权派经常强调“爱国”、“复兴中华”这样的欺骗宣传的用意所在。又比如说，他在“对刘亚洲战略思维的回答”一文中说，“民族主义者是一伙伪爱国者，有人称之为‘爱国贼’，他们一直谴责国民政府是投降卖国的民族罪人，夸耀共产党是抗战救国的中流砥柱。但人们发现国民政府不敢干的事，共产党政府都敢干。不知这些伪爱国分子统计过没有，共产党政府割让给别国的领土相当于几个台湾？”（下册，第751页）。他在2005年讲的这些话，我们今天重读起来，仍感到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纪念辛亥革命，党报上居然还这样讲，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继续说谎嘛。我本人在流亡美国时就揭露过，江泽民把大片东北土地让给了俄罗斯，我当时写了这是卖国，国家主席怎么做是违背宪法的。后来胡上台后宪法修改了，说国家主席可以从事国务活动，这一句话就是过去是合法的了，以后这么做也是合法的了。
第三，当前我国正处在大变局的前夜，各种政治势力纷纷活动，不同政治思潮十分活跃。一是中共当权派死死抱住马克思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放。二是毛左派主张回到文革回到毛极左路线。三是一部分民主派和太子党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四是一部分党内民主派和知识分子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我写过文章的，可惜没有得到广泛反响。我批判过，我说民主和社会主义呢，不是一回事，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宪政。五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包括本人，提出回归“五四”回归民国。各派之间的思想交锋很激烈。中共建党90年，辛亥百年纪念当中可以看到各方面讨论的话题，异说纷纭，何去何从？我们作为与何家栋一样志同道合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受到当局一贯的百般的打压，严禁我们发声。可是我们还是理所当然地追随何家栋、林牧、李普、谢韬、朱厚泽、李慎之、王元化、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戈扬、吴祖光、杨宪益、李南友、蔡定剑这些先行者之后，义无反顾地继续走向进步的、人类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以上意见请与会的同志批评指教。（掌声）
主持人：
刚才于老提到这些已经故去的前辈，以及像于老这样的年事已高但还在领军的前辈，在民主宪政的道路上领导着我们向前冲。这是一个群体，很有感召力，他们是时代的开拓者，是民主宪政道路上的践行者、奉献者、牺牲者，他们在用热血用生命为崇高理想的实现奋斗着，在为了中国的未来，弘扬民主宪政，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在奋斗着。在这里我提议，我们给这些前辈们鼓掌，表示崇高的敬意。（掌声热烈）
下边我们有请王勉思老讲话。（掌声）
王勉思：
我和老何是49年一进城就在一起工作。我们和陈蓓同志一家子是好朋友。那时出版社很多人来自农村，所谓农村的小知识分子，老何是一枝独秀，他懂得出版，解放初期就列了一系列选题，要抢救革命先烈的事迹，包括赵一曼等等。组织搜集材料，因为即将被历史淹没么，他自己南下北上，采访赵一曼烈士的事迹，查敌伪档案审讯记录。他找到那个女护士的材料，赵一曼受刑住院，敌人安排一个女护士监护她。赵一曼以抗日大义感染教育了这个护士，她雇了一辆马车，帮赵一曼一起出逃，半路上被捕，赵一曼牺牲了。不是他搞到了这些事迹，那位女护士在历史上也不可能存在了。他又南下宜宾赵一曼烈士家里。她的姐妹很着急，还在盼着赵一曼的音信，老何来到她家中，了解了烈士从小坚忍不拔的性格，也找到了烈士遗孤。把烈士片段的经历连缀到一起，形成了烈士传记。老何工作非常认真，赵世炎烈士牺牲那天是晴天是雨天，他都查得一清二楚。通过他的工作，十几部烈士传记，给那一代烈士们留下了记录。当时在出版社，老何可以说是耀眼的明星，大家都很崇拜他。每本书最多发行量500万册，最少也有几十万册。报刊上经常介绍书评，那个书不是组织安排规定必须看的，那是大家自费买的。
但是老何不断受到灾难。“三反”“五反”就把他打成了贪污分子。他给一个作者开了两百块钱，当时没有三联单，就一个白条子。总工会派了两个部长坐镇《工人日报》，说“山高林密必有虎”，目标就朝着老何来了。他是工务科科长，经管财务。陈蓓同志家里给了她一件旧大衣一块旧手表，于是就认定老何是贪污分子。又查了他的历史，定为变节分子，开除党籍了。我那时是人事科长，我看过他的历史，他一个文弱书生，抗战时讲过：只要我在，敌寇就休想从这里通过。那么为什么这样有功的人不断受打击？57年“反右”因为刘宾雁的一本书又把他划成右派，老何说斗争右派时，一些人痛苦流涕，对党有罪呀。老何一句话不说，于是群起而攻之，你敢不认罪。老何告诉我，那时我不但没有说话的权利，连不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后来我劝老何还是重新申请入党吧，党这样处理了你，本来是不对的。他一言不发，就不肯低头，没有申请。
家里受了很大灾难，他母亲，还有两个孩子都是非正常死亡。
1958年我的老伴（康濯）因一篇小说《水滴石穿》在《收获》创刊号上发表，马上受批判。什么李希凡呀，那些当时的所谓的名人吧，都在《人民日报》上发批判文章，老康被下放到河北省。
运动一来，这领导什么态度呀？先洗清自己再推祸于人。我下决心离开出版社。我走的时候，老何请我吃饭，为我送行。我把《刘志丹》的材料交给他。老何这个阶段做的工作，就像李慎之同志说的，是一个“把一切献给党的右派”。他的工作日以继夜，十几部书，每一本他不是责编，他也要过一道。像陶承老人的《我的一家》，是她口述的，到老何手里，打乱结构重写一遍。他没有拿过一分钱稿费，从未署过自己的名字。我们社长陈希文同志说，靠这些书出版赢利，买了东四北大街那个三层楼，原来出版社是在一个大杂院里。
我和老何一家可说是亲人，亲密无间，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饭，陈蓓同志家在天津，她父母对这个大女儿非常关照，经常从天津通过火车把做好的鲜鱼带到北京来，每次她都请我们去共享这道菜。
陈蓓同志因为老何的事，让她离婚他不离，她也被划右派了。她下到山东，老何是帮作者完成《刘志丹》这个书，出版社还要使用他，暂时留在北京，那时候凄惨哪。
粉碎“四人帮”以后吧，我们又重聚。两家住的不远，老何跟我说，我们上当受骗了。我还接受不了，后来我就反思，又看了《炎黄春秋》很多文章，回想我跟农民一起生活了七八年，为什么农民这么苦？老乡家里四五口人，没有一床像样的被子，只是个棉絮，没里没面，说是“解放”了，这是什么日子呀？湖南领导还说我们没有温饱问题，我们这个党一贯地说瞎话啊。在河北省，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吃什么呢，一大锅熬的是白洋淀的草，一粒粮食都没有，村里浮肿死人，穿不起孝衣，只在鞋上绷块白布，你看开个会，尽是这样的家属。人吃人哪！老百姓说，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的啃砖头。
我就最后说一句，老何是我的启蒙人，逐渐我也醒悟过来了，这个党呀，不是为人民谋幸福，而是伤害人民，造成灾难。因此必须像老何说的那样，实行民主实行宪政，这样国家人民才真正有出路，中国人民多灾多难，我们要重新走出一条正路。（掌声）
主持人：
我再介绍一下，王老是康濯的夫人，她讲了和何老在一起工作。也使我想起了我们“50后”曾受到过何老出版的回忆录的感召，比如《赵一曼》、《我的一家》等。记得“四五”天安门事件，我第一次蹲监狱，我也是雄赳赳气昂昂想起了王孝和烈士。以后见到了何老，真感到三生有幸。
在这本书（何家栋文集）的封底，有几段寄语，我念一下。
陈蓓说：“老伴的一生，可以说是坎坷曲折，多灾多难的一生，但也是睿智思索，值得骄傲的一生。”
鲍彤说：“何家栋先生是说真话和求真理的执着的实践者。”
于浩成说：“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从网上读到家栋兄一些理论和批评文章，十分钦佩，他和李慎之、李锐、李普（人称”三李一何“）、徐良英、鲍彤、林牧等人老当益壮，斗志昂扬，孜孜不倦从事理论研究，探索并敢于说真话，不畏强暴的精神。正是他们的言行和风范，使我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杜光说：“何家栋是五七难友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思想家。他的一生是备受煎熬的一生，但他从来没有在灾难面前放弃自己的尊严。他所表现的崇高品格和所写的大量文章，是他给社会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他以敏锐而清晰的洞察力，对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独立的思考，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对当代社会极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理论成果。”
丁东说：“他的文章明快简洁，深沉而有几分幽默，别具一种智慧的魅力。在一些熟悉他的中青年朋友心目里，他和李慎之是具有同样份量的思想领军人物。”
肖雪慧说：“从何老的文章，不仅可以窥见到直达问题要害的思维力量，更见出人格力量。这些年，何老写的大量文章，无不像《重塑政治合法性》一样，凝聚着一位历经磨难但赤子之心不灭的智慧老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值得每个关心中国前景的人去了解。如能结集出版，人们定会发现这是一个内容何等丰富、对现实是何等有启发性的思想宝库！”
余世存说：“这就是何家栋先生的解放，在早年抒写人的崇高美好一面之后，他在晚年找回了人的本质，找回了火炬。年轻人都惊讶他的新锐、深刻，学者们都惊讶他的见识、勇气。何家栋以自己的努力在世纪的黄昏里成就了一道风景，这是孙中山、鲁迅、顾准、王小波……们的风景。”
张剑荆说：他有着最干净的灵魂。在何家栋身上，人性和理性保持着和谐。坚固的人性底座，使他在看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他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就是彻底地尊重人，实现人的价值。
下面有请林京耀老讲话。
林京耀：
我和家栋同志认识是八十年代以后了，不断读到他的文章，觉得思想很深刻，把民主宪政作为一种追求目标，很敬佩他。他在住院以后，也知道他的病治不好了，我说他的文集应该编，不知道丁东已经在准备。现在书能出来，也了结了何老生前的心愿。后来丁东出了事，为什么？也不是要出版，只是整理出来，为什么抓人？我心里挺难受。
文集出来了，我们作为读者，作为他的朋友，是非常高兴的。
王勉思：
我补充几句，何家栋同志住在医院里，昏迷的时候，对来看他的部队同志说：“你们不要对老百姓开枪啊。”这是他最后的告诫。他对我说：“我对不起孩子们。”我说你孩子都成人了，他说不是，他把那些跟他一起办《周报》的年轻人称为孩子们，他昏迷时还说这些话，他心里记挂着这些事。
林京耀：
他对专制制度的一个形容——“法东斯”。
高瑜：
他说的这种专有名词啊，有的是。
主持人;
有请铁流讲话。（掌声）
铁流：
首先感到抱歉，来到北京23年，普通话到现在也没有学好，这是最对不起党和政府的事情。（笑声）因为我说普通话呢，北京人听不懂，四川人听不懂，说四川话呢，总有一部分人听得懂，所以我还是说四川话。
最大遗憾，在何家栋老师生前，我没有和他见过面，但是我是他早年洗脑书籍的忠实读者。1953年，当时我是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阶级斗争第一线的战士，读了他编的《把一切献给党》，写吴运铎的。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当时非常忠于党的事业，斗地主从不手软，抓反革命从不感到亏心。我和在座大家有很大的不同，我是出身工农，地地道道的童工、翻身人，是新中国第一代工农记者、工农作家，解放时我是个文盲。何家栋这一代人，是为民主自由，推翻独裁走上革命，我们是在翻身求解放，推倒三座大山中走上革命，结果最后呢，我们叫殊途同归，都当了右派分子。
那天一个饭局，和丁东一起，后来他走了。第二天他就被抄家，就被抓，就为了何家栋的文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何家栋一生为共产主义政权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他的吴运铎的书曾风靡一时，我读这本书时才18岁，那时是机关团委书记，买了好多本发给大家，讨论座谈热血沸腾，都要学把一生献给党，他的《赵一曼》，他的《我的一家》，为啥子这么一个作者，一个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的书遭到查抄？感到不平，感到气愤。当时我就想，丁东没做到的，有一天我是不是能做成。所以几年来一直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因为我当右派，就因为一篇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刘自羽亲自坐飞机到成都来，动员青年作者，我写了这篇小说，八千八百字，共产党刊物发表的，半年以后就因为这个事情成了右派。一千多人的批斗大会，省市的斗争大会，最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母亲饿死。
我的觉悟晚一点儿。大概就是“三年人祸”把我们饿醒了。当时我在老家，在沙坪。你们大家只知道夹边沟，不知道沙坪农场，沙坪农场一万右派饿死五千多。有人晓得，刘**，活活饿死在我身边，他饿死的时候，那个埋人不是一个一个埋，挖个坑坑，几十个搞在一起。沙坪农产有一个山叫南瓜山，那个南瓜山下边搞得全是死去的右派。刘最后平反改正过来，没有遗骨，到沙坪找找不到，骨灰盒里边装了一支派克钢笔，这支钢笔就是他写“三K党”揭露法西斯从德国带回来的啊，一幕幕惊心，催人落泪。
我改造以后和很多知识分子不同。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国家要改变。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想再做工具。我最早在1985年毅然下海，辞去党报记者，投入商海打拼，到北京来。23年风风雨雨，终于成了如邓小平讲的，最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当我有了钱以后，我觉得我必须做一件事，原来我想做一个作家，我必须说真话，不要为稿费，不要再为某种政治服务。在北京为了历史真相不屈不挠，进行拼搏。所以成了北京以至全国重点监控对象。任何一个会，只要有我，我一打电话，这个会就生生炸锅，生生炸锅，就开不成。（今天是个奇迹）。谢韬那个会，是吧。今天是个奇迹，这个奇迹啥呢，要归功于陈子明。我说这个事情，我把书做出来了，悄悄密密的，不声不响，下一个会我绝对不能出面，就你来通知，这个责任呢就交给陈子明。由于我没有出面，当局没有发现，不管怎样，今天人来的虽然不多，但是能把横幅挂出来，几十人坐在一起，大家畅所欲言地谈事情，我觉得这是胜利，我感到高兴。
主持人：
横幅挂起来，我们很有成就感。
铁流：
我这一生呢在做一件事情，为了历史真相，不惜任何牺牲，大家知道办了《往事微痕》，80期，两千万字。现在想把个人的回忆录，包括很有水平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助把它做出来。大家知道，香港真相出版社的吴小军同志，他也是个高干子弟，不是商人，他父亲曾是我们四川省的一位主任，他也是“六四”运动的一个支持者，他对这个事情做了很多支持。
我除了何家栋文集外，我们还想做一个历史真实，只有历史的细节才能把一切谎言揭破，历史的真实烧毁一切谎言，才能让人民觉醒，现在非常遗憾，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子女，不了解历史的真实。我这一生留下岁月不太多了，按照我的比较活跃期，还有个10年，10年当中“咬定青松不放松”，把历史的真相尽量还原，告诉后来者。我们想做一件事，我觉得毛泽东啊，一生几大罪恶，最大罪恶，一个是反右，第二个是三年人祸，第三个文化大革命。反右要想彻底否定，就必须否定毛泽东，只有否定毛泽东，才能否定反右。如果天安门城头还挂着毛泽东像，中国永远不会有民主自由。哪一天能看到城头上把他像取下来，就是民主自由的开始。这个事情要解决就要用大量历史真相来揭露他一生所犯下的滔天罪过。我们准备花一大笔钱，用声像把三年人祸的回忆录下来，有声音有录像，有事实，这个最能说明问题。在座各位今后有什么好的书，请推荐，我们愿意把它做出来。把这个真相告诉千千万万中国人。有一种历史使命感，虽然做何家栋文集有这些风险，人活着就要有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尊严，一定为国家民族做一点事情，这就是我留下的岁月想做的事情，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
铁流老师，上次谢韬那个会，你把我害苦了，你被国保堵在家出不来了，当时让我客串一把，你还没谢谢我呢。咱们俩有言在先，你已修得正果，下次你什么时候摘像去，驮着我，我去摘。
下面有请崔卫平老师讲话。
崔卫平：
看到这两本书出来，放在手上，真的很高兴。我也知道前边发生的事情。07年那回书要出来，我应该也是有点分担的。当时的计划是，书出来以后，不能那么多搁在何老家，散了保存，以及分送到大家手里。我离何老家很近，自然是分担对象。记得头天晚上在宋庄看纪录片，出来之后接到短信说何老去世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等丁东打电话来过去拿书，但是没有电话来。于是打电话过去问，才知道丁东被带走了，马上就往小群家赶，看到了警察走后的狼狈现场。小群还给我看了警察拿走许多书籍杂志后留下来的收条。从此之后，何老的书成了心头之痛，想到就特别难受，本来他自己也许赶得上看一眼的。
我和何老认识比较晚，认识之后就比较密切。因为家住的很近，走路就能走过去,也能走回来。不仅我自己去，我还带朋友去，我把何老当作我家附近的风景区，经常带朋友去“参观访问”。最早应该是2002年，是丁东带我去的，当天我就做了何老的思想访谈，大概有一个半小时，他就讲了政统和道统的问题，有这么一个影像资料在我手上。
后来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提。第一，何老为我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写序，写的非常好。尤其是他在米奇尼克“民主是灰色的”基础之上，加上了“妥协是金色的”这个表达，因此这个句式“民主是灰色的，妥协是金色的”传得非常广，促进了米奇尼克思想的传播。第二件事情是，刚才丁东提到，李慎之先生去世后，他慢慢地进入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小群体的“领军”角色。开始他一直是推辞的，后来不断有人对他说，李慎之先生在世时经常和年轻朋友聚会，一个月吃一次饭，李先生去世之后，何老最好担当起这个角色，将年轻朋友凝聚起来。何老犹豫了太长时间，有一天终于把我叫去，说卫平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吧。我于是责无旁贷地帮他联系人吃饭。打电话，确定时间。地方都是我找的，都不理想，但是见的朋友还是很理想的。有一次（应该是四月底）有很多人，三十多个吧，查建英也来了，她一下子见了许多朋友，然后说：“这像八十年代回来了”。
到现在我也没有写出有关何老的回忆文章。好像自己对于死亡没有什么概念，没有遇到家里特别亲近的人去世，不知道人们就这样去世了。我也不会觉得何老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写，回避这件事情。但是在我的文章中，一直反复使用何老的这句话：“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当面跟我说过这句话，后来发现这句话写在他的小说开头，应该是作为题记。
我把他给我看的小说的打印稿，从头到尾都看了。他第一次拿给我的时候，对我说，卫平，咱们拿出去出版，得半个诺贝尔奖回来。说的时候，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过一阵子又对我说，卫平，那个小说咱们不发表，等我去世之后再发表吧。这是个什么小说呢？我看了，是他早年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故事。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十四五岁，很年轻。当时环境很混乱，很不安定，总是在跑，在铁路两旁跑来跑去，不停地转移，很有电影镜头感。他跑的过程中（也就是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先是碰到一个漂亮小姐姐，比他大不了几岁，保护他，带着他一起跑；后来跑来跑去，又碰到另外一个漂亮小姐姐，这个小姐姐比那个小姐姐更漂亮，保护他，带着他一起跑。我说这个小说像“革命的红楼梦”。
看了小说对何老有进一步的了解。何老是一个特别有灵气的人，不仅是才气，是灵气，他顽童的一面也是灵童的一面。这个人思想特别通透，心灵特别通透，心里好像有一面光闪闪的镜子，能够照亮周围一切。许多人思想先经过概念、逻辑，需要扶手、把手，他是通过心灵一步到位，然后加以详细论证，很有穿透力。我带去的朋友都对他称赞不已。可惜，他说过什么，我大都不记得了，都是关于忧国忧民的。
我真是非常有幸，后来几年和他有比较多的接触，向他学了很多东西。我也感谢何老的夫人，我经常去拜访何老，陈老师还会给我倒很好的茶喝，他们家的茶很好喝。
谢谢大家。
主持人：
有请姚监复老讲话。
姚监复：
我想说的就是上学的时候就读何老的书。80年代我是《经济学周报》的记者，受何老和你们的领导。当个小记者，给我编过一版，农机化。最后在医院里才跟他见面，非常有幸地给他说了几个故事笑话，他说你每天都要来，在最后的日子里让他欢笑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去他已经不说话了，眼睛闭着，我也不说话，坐在那儿，他突然又说，监复你来了，他有一个感觉，最后给他一个好朋友的感觉。
今天看见文集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要宪政，不要军政。本来是军政、训政、宪政有三个阶段，我们没有训政，但是亲身体会到军权，什么时候呢？文革的军管，这个遗风，一直到现在还有，我还有余悸，为什么呢，有关部门正式通过部的党组我那个小单位的党组书记警告过我：你要在香港出一本书，让鲍彤的儿子出，不准出。我觉得不是我的书，作者不是我，作者是胡绩伟老师，我是记录整理，不让出，得经过胡绩伟本人，经过香港出版社，后来还让我去跟老人说，不能出。我说我是党员，服从组织分配，给我任务我要完成，但是避免我传达出错，你给我个正式书面文件，我去照本宣科，不然的话，错了怎么办？错了的话，95岁老人，74年党龄的《人民日报》社长，一拍桌子，我说话还用什么部来干涉我？成了国际新闻，弄不好我们两个可能被上边甩掉。我无所谓我拿退休金，你这书记乌纱帽可能就丢了。然后他们又找了上边，上边说姚监复这个态度还是好的，但是不能给他书面文件，书面文件给了胡绩伟，胡绩伟不得说我们干涉他言论自由吗！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状态。如果是毛泽东的话，胡风你是反革命，就反革命了。现在又说你是反革命不能出书，又要做工作还要当好人，这不是那个古时的说法吗，又要当什么又要立牌坊，这个比较难办。所以我到这儿看到何家栋文集我就非常高兴，竟然能出，希望胡绩伟这个书《胡赵新政启示录》能在未来出来。
还有一个呢，今天挂上横幅了，非常高兴。我印象里至少三次。第一次离这儿不远，林希翎的追思会，把灯都关掉了，把电源都切断了，在黑暗中开了个会。第二次是包遵信，赶紧开，人家来了人，来人把我们轰走了。第三个是谢韬的告别会，八宝山，铁流的挽联长一点，也干涉也收走，怎么连这种事都怕。一个解释就是军政的遗毒一直在这儿，不是训政，不是宪政，好像军政。电视上广东城管改名叫协警。中国整个变成个警察的国家，另外一种形式的军权，“维稳”经费高过军费，人员将来可能也要超过军队。大家开个会、吃个饭、挂个横幅都得战战兢兢的，好像都是胜利。这个局面我觉得要改，才真正能让何家栋的英灵安息，否则他要的宪政，你们是军权，这是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要当英雄要当士兵，不要当太监。朱厚泽跟我说过，反右以后受害最大的是共产党自己，因为共产党员本来就应该无所隐瞒敢说话，反右以后大家都不说真话了，都成太监了。“八九”时又一个高潮，“八九”一开枪呢，又不说话了，又成太监了。我说只是分子应该说话，他说知识分子很多都自阉了，自阉的太监，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我看了《文化艺术报》11月22号出版的一期上写的，说有一个朝代叫南汉，在广州附近，中国历史上惟一的朝代，所有当官的必须是太监，有学问要当大官的也要先当太监，这个朝代亡的时候，有500个专门制作太监的官员。我们这个朝代难道要成为一个思想上太监化的时代吗。所以我们需要战士，需要英雄，而我觉得何家栋就是这样的人。知识分子应该学这样的人。王康同志也值得我们学习，凤凰台“世纪大讲堂”你讲了以后据说江总书记看了以后说，怎么讲的跟我们学的十月革命不一样，这个人不能让他讲，主持人也不行。听话的人也不知道这说的是谁呀，江总书记记得，“就是那个像列宁的人”，这一下就找着了。（全场大笑，掌声）我就想我们怎么讲个话，做个演讲，开个会，吃个饭都这么紧张，我觉得领导人用不着那么紧张。我曾经写了一个“茉莉花在中国开不了”，有个女同志批评了一下，说姚监复是体制内的胆小派，我确实胆小。文化大革命一拳把我眼睛打瞎，从那以后到今看人看事只能“一目了然”。我妈妈，是在1966年8月一个晚上，被活活打死，我爸爸不让回家，逼他，就上吊了。这种文化大革命我们还能再来吗！我看了马宾先生要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彻底平凡昭雪，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么厚一本有理论有口号的书，还有左派要暴力革命的网上发言，为什么他们可以公开说呢？为什么何家栋说的要妥协，求你们不要开枪，跟刘亚洲、刘源说，你们都是穿军装的，他可以忍受屈辱，你答应我不要开枪，这样的书为什么不能出呢？我不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需要战士，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气节，我们不能奴于身者。所以何家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
谢谢姚老慷慨激昂的话，我们感到振奋，您老当益壮。谈到社会乱象，一个被阉割的社会，你只能阳痿，你不能坚挺。你可以做爱，你不能做人。你可以没有人性，但你必须有党性。很可悲，好在我小毕啊，永远是坚挺的，请大家相信。
今天在坐的很多人都和何老在一起经历过风雨，尤其是高瑜。美女记者，大腕，在《经济学周报》时，高瑜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一次在延静寺那儿（报社地址），大冬天的，高瑜和何老两人围着一个火炉子，上边烤着馒头，饭盒里还咕嘟着是粥啊还是什么，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做事，使我感觉到伟大的思想都是在简陋的环境中产生的。下边有请高瑜讲话。（掌声）
高瑜：
何家栋先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思想界一棵参天的大树。我作为一个后辈人，从他的根、从他的叶吸收了非常多的营养。没有何家栋,今天的高瑜可能还是在体制内，还在写一些擦边球的文章。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了，但我现在退不了休，因为我没有社保、医保，必须用我自己的笔来养活我自己，所以我每天还在不停地思考，不停地从何老这颗思想大树上汲取营养。
我就讲一下我和老何怎么认识的吧。
1985年我跟着邓朴方坐飞机去采访第一届残运会。我在飞机上碰到刘宾雁，他送给我他一本最新著作，是在一本新杂志《开拓》上发表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我采访完残运会，刚回到北京就听说《第二种忠诚》出事了，那本杂志也让封了。我就顺藤摸瓜找到工人出版社，采访被封的杂志编辑部，找到责任编辑白雪。约定采访那天，我来到工人出版社，白雪告诉我，我们总编、副总编要见你。在北京采访大出版社的总编副总编都得打通关节的，像这样主动让你采访，还是第一次遇到。结果出来的就是何家栋，还有雷抒雁，整个采访过程，令我耳目一新，我这个一天见识香港和美国报刊的记者头一次感到分外吃惊，中国的编辑部竟然也有这样的思想睿智，谈吐令人入耳不忘，又平易近人的总编辑，我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的领导干部。后来我向海外写过多篇对何家栋的印象——初次见面那真是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感觉。我觉得呀，我这个采访太值了，我回去就写了一篇文章《刘宾雁宣布退出文坛》。内容全是何家栋先生给我提供的材料。刘宾雁就是因为写了《第二种忠诚》，反响太大了，“左王”们攻击，胡耀邦批示：“刘宾雁不要当记者了，去当作家吧。”胡耀邦还是我们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那年刘宾雁刚当选全国作协副主席，就要把他从人民日报调到作协，而且不允许出国。我的这篇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的，影响也很大，海外的中文媒体都转载了，都是通栏大标题。《镜报》总编林文随即给中新社来信表示感谢。我就和何家栋一块儿拿着那期的《镜报》去看刘宾雁。刘宾雁看后问：“这是中新社发的文章？”“中新社能发这种文章吗？”我说发了，他说：“幸亏有个台湾、香港，有言论自由能支持大陆。”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带来的结果不一样，对于刘宾雁还算好吧。刘宾雁又能够出国了，而且让他留在《人民日报》了。但是起伏和周折不断，中新社重新派新闻部的记者去采访刘宾雁，企图将我这篇专访打成假新闻。看来是自上而下的压力，是何家栋支持了我，何老说，如果有必要他会发表公开声明。随后我就成为中新社的自由化分子了，文章都要经过社级审查。何老不但杂志被封，自己也从出版社领导岗位离休，就算告老还乡了吧。两年之后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中新社还在议论我那篇报道，有人竟然说“高瑜一篇报道保了刘宾雁两年”。
我和何家栋先生啊，到他人生的最后，我们俩还在谈刘宾雁，我为什么最后还去谈刘宾雁呢？因为刘宾雁先生去世之后，我看到刘宾雁90年代在台湾出的一本自传，里边详细谈到《第二种忠诚》之所以惹出大乱子，是因为《开拓》编辑部出版之前到处做广告，进行推销。我那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在那本自传里说成是香港媒体造谣。我去找何家栋，我说你必须要写一篇刘宾雁，你们是同辈人，一些问题遗留下来，让我们晚辈很难说清楚。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监狱里，出来之后，看到太晚了，如果早一点，宾雁先生健在，我会直接给他写信。何老好像看过这部自传的原稿。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是他在国内写的。”何老真是很大度。一句话，“他在国内写的。”就什么都有了，言外之意刘宾雁在国内承受着政治压力。刘宾雁的这部自传里，包括工人出版社给他出版《本报内部消息》，何家栋因此也被打成右派，都是有很多话要讲的。
何老和我谈过很多刘宾雁，包括刘宾雁文学的历史价值。何老的评价，我觉得和现在文坛各派的评价都不尽相同。他的很多真知灼见，他不能写文章表达，因为他要兼顾各种关系，很多是高瑜替他表达的。我写完文章，再拿给他看。我们两个人在谈论刘宾雁的文学时，何老的评价是什么？他说刘宾雁的作品是党文学的最高峰，从刘宾雁以后，再也没有一呼百应的那种党文学发出的政治效应了。当时只要听说刘宾雁有大作发表，全北京、全中国的报刊编辑部都等着阅读和评论。现在想想，当年有官司都要找刘宾雁打，刘宾雁坐在宾馆里边，找他申冤的人排着大队，他走到哪里，都是省委、市委领导陪同，好像接待中央的大领导一样，他的一篇作品就能定一个贪污犯，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刘宾雁之后，党文学开始走下坡路了。中国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刘宾雁那样的大作家了，现在的党文学更是日薄西山了，什么茅盾奖，这奖那奖的，哪有刘宾雁那种效应！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我和何老从刘宾雁始，到刘宾雁结束。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俩一块儿打成右派，一块因为《第二种忠诚》再挨整。何老的遗作《刘宾雁》，确实是应我的要求写的，他没有写完，对刘宾雁的评价对他的文学的评价，都属于何老生命的一部分。文学界多少老作家，包括王老师的先生康濯，第一代中共政权的作家，他都是朋友。而且一代又一代。我觉得何家栋的独树一帜就于在他的思想，他是共产党的一分子，但是他对共产党认识得最清楚。而且他对后代青年人的提携主要是用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想。他也通过他各方面的人脉关系进行实际的帮助。像张剑荆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认识了何老。一代又一代都得到他帮助。
我们俩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刘亚洲。刚才那句话小毕不好意思说“中国不缺毛泽东，中国就缺何家栋”，是刘亚洲作为一个作家，不是作为政治家来提的，讲得很好。新世纪中期，网上流传刘亚洲很多讲话，当时舆论评价刘亚洲是党内自由民主思想的代表，我看了一些他的著作，特别是他说中国将来的发展目标是“一球两制”，一边中国一边美国，我并不认同，我写文章批判了刘亚洲，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只是“怒其不争”，他同样是中共党内民族主义者的代表，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后来还逼着何老写，我说你也得写，结果何老写了一篇，我给他往香港推荐，竟然我推荐了三个月，《开放》杂志都表示不好用，我说你们就发个节录吧。结果呢，金钟大概读进去了，哎哟，这篇文章不得了，一个字都没删。发表后的结果就是得到刘亚洲的这个评价。
我也给何家栋带来过不少麻烦 ，包括他和王光美，吓得我一个月都没敢去见何老。王光美我采访过她，我问她：您担任社科院外事司司长，怎么能不让您接触外宾？我采访完还没有回到家，她就给总编室打电话，告我的状。结果何家栋先生为我也沾包，有一段时间王光美好像跟他翻脸了吧，吓得我也一个月没敢去何老家。一个月之后我去看何老，我们俩也没讲话，拥抱一下就全解决了。
如果我没有结识何老，可能中国就少我这么一个自由化分子。“六四”时，我也可能不会第一个，六月三号早晨就被抓起来。这点功劳应该也算何老的吧。（掌声，笑声）
陈子明：
何老要不把她请来当周报副总编辑呀，她也不会有牢狱之灾，她这牢狱之灾也和何老有关。
高瑜：
而且呢，《经济学周报》未必能封，就我一篇文章把报封了。
主持人：
社会上有个评论啊，见了高瑜有两个心动，一是看了她的文章肯定要心动的，二是看了她本人肯定是要心动的。（笑声）
下边我们请王康来发言。（姚监复：列宁同志，像列宁的人）
应该先请列宁同志发言。（掌声，笑声）
王康：
我先讲两个我和老何的小故事。
我觉得老何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古已有的君子。他是君子之风。第一次是和李慎之谈到何家栋，他对老何称赞备至。我就想，你们是老朋友吗？他说不，我们连面都没见过。我就起个心思，跟余世存商量，把两位老先生约到一块儿见见面。印象太深了，李慎之先生很洋派，派头十足，大家风范，何老，有点像个农民，那种朴实，好像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坐下来，慎之先生说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见面，我们谈的全是天下大事，国家大事，何老说当然当然，不谈私事，慎之先生又说，这样，我先说半个小时，何兄你再说，老何说没问题。李慎之开侃，半小时马上过去了，洋洋洒洒。我就说，该老何发言了，反正就你们俩说，我们旁听，老何开口还没说两句，真是没两句话，李慎之就打断了，完全违背了刚才约定的规矩，又谈了约半个小时，然后如此周而复始，五六次下来，我忍不住了。我说，李先生，你这个不对，刚才说好了你们轮流半小时的呀，这三个小时基本是你一家之言，老何就笑起来，很少看到何家栋那种我们中国的那种笑，那种像孩子一样，真像一个大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叫宽容，就是有点傻。
第二次我很想约一下两位老先生去四川去一趟，老何是马上答应，没问题，我多年前在那呆过，我一直想回去看看，我一点儿问题没有。我知道问题在李慎之先生那儿。我就战战兢兢问他，然后李先生提了三个要求：季节，地理路线图，然后把女儿带上，因为他脚不方便。这样就终于通过了。但是很遗憾，最后没有成行。
我老是想起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差别。其他差别都很大，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至少是接近苏联东欧那些先贤们。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或中国当代士大夫的一个群体，何先生当然是其中一个当之无愧的中坚分子。我和何先生接触的时间不是太多，他给我最深的印象他是一个道德君子。他做人做到那个份上，我觉得太罕见了，完全是个奇迹。我和刘宾雁先生也接近过，给他打过两年的杂，我也很了解他的很多苦衷，他的无奈，甚至他的局限性。老何给我印象还不一样，子明写的那首诗，“亦师亦友”，他真是亦师亦友，他就是这种人。“二十峥嵘四十疑，前人匍匐后人梯”，写得太好了。凡是和何家栋接近过的人，就像那些弟子们接触了孔夫子一样，如沐春风。这些君子们都有自己的风范和特点——李慎之是洋洋洒洒的，古今中外的侃；宾雁呢就是很执着，有人道感化，那种不枉天下；何家栋他就是君子，一个良友，天生他就是老大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点傻。刘宾雁还知道有风险，只不过他也有点傻，他不知道风险究竟有多大，何家栋好像连风险都不知道一样。
我刚才提到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士大夫，自孔夫子开创以来，这是中国真正的脊梁。在49年之后，何家栋他们这一代人，80岁的人，是中国最黑暗的，地狱般的，宿命般的这80年，全给他们承担了，让他们带走了。最难受的还真不是党外的，更不是民主派知识分子，还真是共产党内自己的知识分子们，就是何家栋、刘宾雁、李慎之，刚才于浩成先生提到的那些人。我希望啊，我也相信，中国有一天，不要太久，肯定会有我们的先贤祠，我们的。忠烈堂。我相信，何家栋先生、李慎之先生、刘宾雁先生，等等，他们肯定是中华先贤祠当之无愧的最早入驻的代表人物。谢谢（掌声）
主持人：
谢谢王康，精彩发言震撼人心。
下边请陈子明发言。我和子明在“四五”时就认识了。何老这个书也是从“五四”到“四五”，“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一个大的题目，一个史诗般的叙事过程，讲了这段历史，我和子明从“四五”到“六四”这么走过来。后来他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体制外的思想库也是子明和朋友们一手创建起来。以后军涛、我们这些人加入进来。何老是我们所的顾问。
陈子明：
关于何老，我想我大概是在座人里面写过最多文章的，有六七篇吧，大家都已经看到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在这里只想简单讲三点。
第一点，何老是学习的模范。他是活到老，学到老。刚才王康讲到李慎之，李慎之是一个没有职称的思想家，他作为美国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评个研究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就是不要这个研究员。李老虽然不是研究员，不是教授，但是他毕竟也是个大学生，还是有学历的；何老是连大学的学历，乃至高中的学历都没有的一个思想家，这就说明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他一辈子在学习，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在苦难中学习，在失败中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精神。
也正是有这样的学习精神，使得何老和李慎之先生在他们同一代人中，成为难能可贵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说的“两头真”人物，有很多人对体制也非常不满，对于过去的意识形态也已经反叛，但是他们还不愿意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李慎之先生、何家栋先生，还有在座的于浩成先生，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明确地宣称自己是自由民主主义者、宪政民主主义者。我觉得这既跟他们的生活体验有关，也跟他们善于学习有关。
在他们这一代的老先生中，我觉得李慎之、何家栋是跟中青年思想家接触最多、最频繁的人。我在悼念何老的文章中也提到过，他跟我谈过，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链接”的思想，就是要把几代人的思想沟通起来，链接起来。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中青年学者、知识分子向老一辈的精神，向他们的人格思想学习，同样的，他们也向中青年学习新的知识、新的观点。我觉得在这点上，何家栋、李慎之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是过几天就要到六十岁的人了，王康也过六十岁了，我们也要步入老年了。我们要向何老学习，自觉地把中老年和中青年这个思想链条接续起来，与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人进行认真的思想交流，虚心地向青年人学习，把何老说的自由主义“道统”继承、发扬、光大。
何老一方面是向中青年学习，一方面是大力扶植中青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何家栋，就没有我陈子明。因为我们在八十年代起步的时候，何老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支持，愿意出来“趟浑水”，担任民办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校长。如果他不出来担任这个校长，我们办的这个学校就无法合法化。虽然我是这个学校的创办人，但当时我还有公职，还有其他种种因素，我出来挂这个名学校可能不会被批准。这个时候我和何老其实认识也不太久，但是一见如故，他就毅然出来支持了我们一把。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一下子招了二十三万学员，使我们有了一个经济基础，才能开创八十年代后期我们办的很多事业。一会儿我想请黄钟来讲，张剑荆、黄钟等比我更年轻的人，也同样受到过何老的扶植栽培。
第二点我想说，何老是斗争的模范。朱学勤还是徐友渔在纪念李慎之的文章中提到，李慎之说，有些事让我们老年人去闯，给你们开路，我们在前边走，你们跟上来，我们来担这个风险。何老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的，他有这样一个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他跟日本人斗过，跟国民党斗过，这么多年跟共产党里面的败类也一直在斗。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我出狱以后一再向我传授如何进行地下斗争，在今天又实践了一次。
我再重复一点，何家栋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李慎之如果能再给他十年，他可能会成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领袖人物，我在怀念何老的文章中也说，如果多给何老十年，他也会成为他期待于李慎之那样的人物。因为在他去世前的两三年，他有意识地组织中青年思想家定期聚会，崔卫平刚才提到了，何老有心来培育这样一支力量，使他们从思想的力量变为政治的力量。如果他确实能活到九十多岁的话，我觉得他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何老今天不在了，我们也逐渐步入老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继承何老的斗争精神，甘于去为更年轻的人做铺路石。我们要在前头去滚这个地雷阵，把中青年保护在身后。何老虽然不在了，但是像于老、姚老他们还在民主斗争的第一线，我们要把斗争的年龄梯队建立起来。
第三点我想说，何老是团结的模范。因为何老、李慎之他们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是还有一批老先生他们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者是新民主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是有区别的。何老生前多次跟我说过，我们要拉着他们一起做，一起来干，慎之先生也是这个意思，首先要形成一个反对专制的联合阵线。
我想，我们现在不要分左派和右派，自由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我们要分的是宪政派和专政派，民主派和专制派。只要是宪政和民主的拥护者，都是团结的对象，都是联合的对象。我曾经说过，一旦宪政平台建立起来，左派右派就可以到这个平台上去唱对台戏，看谁对民众、对选民的号召力更大，开展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但是现在，宪政平台没有搭起来之前，我们要团结起来冲破专制的枷锁，向着法西斯蒂开火，或者像何老说的，向着法东斯蒂开火！我们要善于团结同一战壕中的战友。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何老，成为团结的模范。
一个是学习的模范，一个是斗争的模范，一个是团结的模范，这就是我们要向何老学习的三个方面。（掌声）
主持人：
请黄钟讲话。
黄钟：
在座各位都是前辈。我认识何老是在我丢掉公职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一位老师带我去看何老，看他能不能帮我找一份工作。我第一次见到何老是在高干病房。最后一次见到他也是在高干病房。第一次是安贞医院，他非常热心的把我介绍到刘亚洲那里去，是另一个刘亚洲。
从此我和何老有长达10年的交往。我们年龄差距很大，他是我的父辈，可是他什么时候见我们这小字辈时，都非常谦和。我赞成张剑荆先生说的，他是个圣人，能做到这一点的老先生不多。他和李慎之先生有一个不同，李先生是世家子弟，什么时候都特立独行，何老给人一种亲和感，感到他跟我是一样的，我是一个农民，他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农民。我们有问题时他都和我们平和地交流，从来不会发怒，但是何老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尽管写过文章要妥协，但他是一个不妥协的妥协者。他写文章讲妥协，但是他做的事都不为当局所容纳，甚至连追悼会都不能搞。他的一生直到晚年始终在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未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会讨好权力。他不妥协，他从来不是一个妥协者，不是跟谁去谈判，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特点，首先就是在自由的精神上不妥协。
他对我们后辈是谦谦君子，我们每次上阿姨家的时候，他来开门，进来我们聊天，阿姨坐在另一边，我们年轻人可能缺乏家教，不会像过去的人特别讲究，我们有什么话就直截了当和他说，但何老从来不以为意，跟我们循循善诱的，非常缓和地跟我们说任何一件事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育。工作上，比如我做杂志，包容非常之多。像剑荆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圣人，他能凝聚不同年龄段的人。你可以不赞同何先生的思想，但你很难说这是个面目可憎的人，他是个有亲和力的人，是所谓自由主义者阵营里缺乏的人。他是一个凝聚的中心，这个中心是我们缺乏的，他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是一般人不能取代的。
王建勋：
今天会上听到好多人讲到老何的历史功绩里有那三五本红色经典，我就产生了一个非常不理解的想法，这是一个悖论。老何现在大家把他定义为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他生前也这么自诩过。怎么把这三五本红色经典的策划人、执笔人和五年前去世的准旗手性质的何家栋连接起来呢？这个要搞清楚了，是对老何最好的一个纪念，最好的怀念。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两头真”的问题，年轻时如何如何，现在又如何如何。需要通过对于从50年代的何家栋到2005年去世以前的何家栋的剖析，来回答“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这个大问题。（掌声）
主持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也体现了人的转变和社会意识的进步。下边还有人想发言，我想这样吧，有谁发言请讲。
岳建一：
何老去世5年了。从1985年和何老一起办《开拓》，后来共同经历过《第二种忠诚》风波，经历过“六四”，何老的落难，种种风风雨雨。何老对我们晚辈可以说恩同父子，何老去世后很长时间我不敢面对这个事实。
在何老去世之前，一年左右，到医院去看他，他和我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宽容、妥协、多元，未来的民族大和解。我们更多的知道何老作为战士的一面，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何老在和解这一面他的一种战略考虑。刚才有人说，如果他活到90多岁就会更加了不起。我想如果他活到90多岁，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家，他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民族走向复兴，他是一个战略家，更有可能是一个设计者。
最后时期我曾和他聊天，我说何老，你说和解，和解是要有设计者的，这个设计者就是知识分子阶层，我们近百年来，首先把乡绅阶层从肉体上消灭了。乡绅阶层，我们想一想，从春秋一直到民国，康梁、谭嗣同“六君子”、蔡元培，一直往下延伸，哪一个背景不是乡绅阶层。他们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者、担当者，同时，近代时又是希望文明的传播者，还是中国道德秩序的延续着，这样一个阶层全部被消灭掉了，然后紧接着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刚才王康兄谈到中国这些年非常不容易，还有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我跟何老讲，通过历史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还有1989年以后的下海，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被消灭掉了，事实上没有了。知识分子阶层永远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良知、优秀文化的承袭者，外来优秀文明的传播者、介绍者、担当者，也是社会公证的坚守者，也是当权者的监督者，它是社会的良知，民族的灵魂。那么顾准、李慎之、何老这么一大批优秀人物，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文明走向，包括宪政，他们的期待靠谁来设计？这种设计不仅有法律的、秩序的，还有各种技术的、复杂的程序，都要由这个阶层来担当来完成。这个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了，更让人心痛的是何老去世5年后的今天，又有一个阶层消失了，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本来我们的白领阶层，生机勃勃，越来越壮大，他们最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我们民族是应该有希望的，房价上涨，彻底断绝了他们走向中产阶级的梦想，三个阶级就这样被消失掉了。谁来担当何老，李慎之还有上溯100年来中国无数先贤的梦想和期待？
所以参加这个会想起何老，想起和他的谈话，及他的种种教导，我很痛心的，何老每次见到我都讲：小岳，中国的知识阶级形成了。我说何老，没有啊。何老说，要说，要说有，要大气，我们不能丧失掉信心。想起这些，历历在目，只能用最后几句话结束发言：何老填海，至今犹闻啼血声，前仆后继。（掌声）
主持人：
刚才岳建一老师讲的很悲壮。两周以前，也是在这儿开刘迪的追思会，他是“四五”运动“小平头”，参会的很多是原来参加“四五”的热血青年。大家有一个感触，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怎么又回到70年代那段时间去了？而且感觉还不如那段，那会儿还不像这会儿这么禁锢，那时看人的话还是小脚侦缉队，还不用花纳税人的钱呢。现在社会环境确实还不如那会儿，在倒退。从一个社会表现来看的。刚才岳建一老师讲了三个阶层的灭亡，我觉得这只是暂时现象，希望还会有的，因为人在、心在、思想在、灵魂在，而且都在聚集着。准备开何老的追思会这几天我就一直有所感悟，北京是冬天了，这几天天冷，我看着飘零的树叶，就想起故去的人，心中不免悲凉。可是又想，冬天到了，落叶了，可是我们这参天的大树，根是深的，到了春天还会发出翠绿的嫩叶，还会根深叶茂。我想起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相信春天永远会存在，就如同何老活在我们心里。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