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破除六大思想禁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8 次 更新时间:2012-02-09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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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进入专栏)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人为设置的种种思想禁锢,将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上来,认清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可行性,积极、有序、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是要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

综合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争论的核心的问题,还是邓小平所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明确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强调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同时,曾经反复阐明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其二,必须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三,必须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中彰显其优越性的。必须明确,如同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样,政治体制不同于基本政治制度,它不姓“资”也不姓“社”,政治体制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可以为不同政治制度所反映和利用,是实现基本政治制度的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不能再纠缠于“姓资姓社”的讨论上,耽误改革的大好时机;必须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轻装上阵,积极而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要破除“搞政治体制改革就要亡党亡国”的思想禁锢

本来,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但是有的人片面地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改革的教训,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亡党亡国。这种思想认识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误解,也是高看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革命不同,它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改革,无论怎么改,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给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增添生机和活力,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强身健体的工程。

自从苏联解体后,一些人由于对苏联改革的情况不了解,简单地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搞错了。其实,这种认识是极为片面和有害的。苏联的解体与其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误,不如说苏联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苏联长期坚持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所以一旦矛盾和问题积累到临界点,苏联原有僵化的政治制度的解体就是势所必然了。至于20世纪后期苏联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即制度转轨),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机理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科学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科学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苏联改革的结果是基本政治制度的放弃即所谓“易帜”——放弃社会主义旗帜。因此,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是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结果,并非是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总结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的教训,从苏联和东欧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积极、稳妥、科学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破除“政治体制改革特殊论”的思想禁锢

应该说,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从中央高层到一般社会民众都是有共识的,现今中国没有多少人会明确反对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认同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同时,仍有不少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弄不好会出大事,因此不能贸然进行。这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特殊论”。这种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特殊论”,其实也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思想禁锢。因为一旦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特殊,就会以种种理由推迟甚至放弃政治体制改革。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时特别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他还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010年3月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它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显而易见,邓小平和温家宝都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等看待的,甚至是列为各项改革任务的首位的。

四是要破除“搞民主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思想禁锢

所谓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或称人民民主)。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置于崇高的地位。然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有的人由于没有充分理解民主的科学涵义,片面地将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又将资本主义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民主,从而得出“搞民主就是搞资本主义”的错误结论。

其实,民主从来都是进步人类的追求的理想目标和和制度形式。作为理想目标,民主具有普适价值;作为制度形式,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民主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因此,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即使是资本主义民主,它也包含有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不能把资本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混同起来(资本主义民主包含有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只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才是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那是因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体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正如胡锦涛所揭示的,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如同生命一样宝贵,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放弃人民民主,就等于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生命。

既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改革那些阻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和体制,激活社会主义民主应有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创造出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

五是要破除“权力分立和制衡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的思想禁锢

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要清除现有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而我国政治体制最主要的的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早就指出过,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由第一书记挂帅、拍板。他还分析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如果结合改革以来的实际来分析,权力过分集中现象还与现实生活中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

本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集中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然而30年来,由于权力集中的惯性逻辑和人们对于权力分立和制衡缺乏正确认识,效果并不明显,加之经济发展指标和发展速度的压力,致使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愈演愈烈。

根据权力运行的一般定律,权力高度集中现象难以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强权力分立和制衡问题。但是,由于有人在否定资本主义三权分立体制的时候,片面地将权力分立和制衡划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从而减损了建立权力分立和制衡的信心和动力。因此,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必须彻底破除“权力分立和制衡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的思想禁锢,充分认识到权力分立与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我们不必照搬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模式,但是对于我国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必须进行改革,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体系,从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上彻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六是要破除“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就是照搬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的思想禁锢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因此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之时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又要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由于面对的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又主要是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于是有些人就认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就是照搬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从而拒绝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

其实,这正是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认识误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放思想,走出这个误区,破除“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就是照搬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的思想禁锢。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成果,并非照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模式。所谓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成果是指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能够为不同国家制度所吸纳的东西。在经济领域,有些东西,如计划和市场,是手段和方法,本身没有阶级性,也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在政治领域也是这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东西也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奋斗目标。诸如,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十七大提出的要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时特设秘密写票处,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体现,我们明确宣示和实行,并非照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模式,而是执行人类政治文明公理。在过去长时期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把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加以排斥。这种“左”的思想禁锢,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障碍,必须予以破除。

以上就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破除的思想禁锢的主要方面。有必要指出的是,通过解放思想,破除了束缚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禁锢,只是为政治体制提供了思想前提,并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绝对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权力配置和千百万人利益的事情,需要精心策划和有序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试,可以闯,正如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即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来源: 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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