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高调指责别人是“汉奸”和“带路党”，不如低调行善积德；与其互相指责，抛洒怨恨，不如开展善意的沟通，寻找左右两翼的共同点，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人的复杂性；与其抽象地追求什么崇高目标，不如在鲜活生动的社会现实中通过个案和实际参与来体现各自的价值。
近年来，“汉奸”一词频频为一些自认为左派的人士所用。听说前不久评出了“中国十大汉奸”，对此笔者在认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对于这样的贴标签表示不解：难道我们回到抗战胜利后清算通敌者的时期了吗？为什么在一个开放和全球化时代，对于别人的观点和表达观点的权利不能更宽容一点呢？今天真有哪一个不官不商的文人有能耐“卖国”吗？
各国左派普遍以社会公正为基本诉求，希冀以加强政府权力来节制资本，调节分配，以解社会底层之困。按此逻辑，中国的左派，无论是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本土左派，还是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左派，都有巨大的群众基础。
而所谓的右派，在中国又被称为自由派，他们多主张以发展宪政民主和个人自由来制约公权力的傲慢和肆虐。在一个有专制传统的国度，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从来没有根除，而今市场经济在法治不彰的背景下起步，商业权力很可能被公权力驱使来达到寻租目的。因此自由派多呼吁以政治改革来限制公权力，他们同样有巨大的话语空间。
这样看来，中国的左右两派都不满于现状，也都能为社会公众和进步作贡献。记得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在广州被收容和打死后，自由派声浪很高，纷纷指责公权滥用，人权不彰，实施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主要由法学等界自由派学者推动而终被废除。而左翼的声音虽比较微弱，但是名为“槟榔”的网友写下的一句话震撼我内心许久：打死我吧，我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了！
2009年发生在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事件，更是左右两派同声谴责地方升斗小官欺辱民女的典型案例。自由派一如既往地指责官权无边，左派则以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理论为武器，斥责腐败官员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遗憾的是，除了上述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左右两翼仍水火不容，乃至于发展到一些人要给右派带上汉奸帽子的程度。我绝不否认左翼的价值，但根据我的有限观察，不少自由派人士，恰恰是在面临具体的社会不公时勇于进行公民表达和合法抗争的个体，他们是在慈善公益、环境保护等议题上的积极行动者。
中国社会转型之复杂表明，恐怕不能以一维的左右标准来给特定个人的价值观定位。已故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过，他个人受到三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自认为是“中间偏左”，而他被世人定性为偏右的“新保守主义者”。由是观之，称呼一个人是左派或右派，也有可能仅仅是一个标签，或是一种武断之举。
笔者刚刚参加了德国左翼绿党影响下的伯尔基金会的一次活动。吊诡的是，前来参加活动的中国人，不是政治立场居中的公益活动家，就是被认为偏右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几十个人中找不到一个中国左派。中国右派恰恰和欧洲左派和谐相处，这又说明了什么？
所以，与其高调指责别人是“汉奸”和“带路党”，不如低调行善积德；与其互相指责，抛洒怨恨，不如开展善意的沟通，寻找左右两翼的共同点，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人的复杂性；与其抽象地追求什么崇高目标，不如在鲜活生动的社会现实中通过个案和实际参与来体现各自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