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叙利亚危机是中东变局的一部分。中东变局既是该地区国家内部转型需要，也是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产物。中东变局有自身发展规律，但深受当今世界政治演变影响，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局势的误导和误判密切相关。由叙利亚危机可得到这样的启示：首先，叙利亚危机打破了许多人对西式民主的幻想，事实上终结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第二，中东变局当前正处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第三，虽然叙利亚危机前景未卜，西方对叙利亚问题的基本立场也未有变化，但是政治解决已成大势。
【关键词】中东变局 美国 叙利亚危机 “阿拉伯之春”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叙利亚近期爆发的化武危机引起全球关注，在事态发展过程中，西方的强势造势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际舆论，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化武危机的最后结局出乎意料。人们在观察历时已三年的中东变局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很多人想不明白“阿拉伯之春”为何这么快就“经秋入冬”。主要原因在于，除了受西方舆论影响，很多人习惯就事论事地看“事”，而不善于从更广的视角观“势”。化武危机是持续了三年的叙利亚内战的延续，也是中东变局的一部分，而中东变局以及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都深受当今国际形势发展“大势”的影响。本文将叙利亚危机置于全球和地区形势发展的背景下考察，以期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事态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并得出有益启示。
中东变局转折性发展令西方政治热情消退
中东变局本质上是该地区国家必须经历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开始，本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美国、西方及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误导和介入使这场变局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方向。①由于西方在第一时间为其贴上了“阿拉伯之春”的标签，这场原本内涵丰富的变革运动很快被引向“民主对专制”的斗争。西方将其看作是在阿拉伯世界建立西式民主制度的天赐良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趁势扩张教派影响力，反对派则利用西方的支持和民众的变革诉求来达到获取国家权力的目的。一时间，各国“广场革命”如火如荼，统治者如多米诺骨牌般先后垮台，这便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阿拉伯之春”初期的景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西方国家及叙利亚的境内外反对派早早地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下一个目标。
卡扎菲倒台后，叙利亚反对派深受鼓舞，乘势向政府军发起一波又一波进攻，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政要也纷纷表态，明确要求巴沙尔“必须走人”。当时，许多人预言巴沙尔支撑不过三个月。然而，一年半过去了，叙利亚局势却反而变得对巴沙尔政权有利。叙政府军自2013年6月5日重新夺回被反对派占领一年多的西南部战略重镇古赛尔之后，逐步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动，而反对派不但未能实现内部整合，其境内与政府作战的武装组织与得到西方支持的境外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反而更加突出。反对派武装一直指责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是西方和海湾国家设立的傀儡，近期更有10多个境内极端派别宣布与境外主要反对组织脱离关系。
另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这些原先被归于叙利亚反对派代表的组织现在对反对派本身已构成了威胁，温和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武装之间已有交火事件发生。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发生了化学武器事件。尽管理性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叙政府军完全没有必要在已占据战场优势的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却在第一时间认定是政府军所为，并很快摆出要对其动武的架势，西方舆论也配合造势，各种言之凿凿的打击计划不时见诸报端，让包括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在内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动武势在必行。然而，化武危机最后却“戏剧性地”以美俄达成协议而得以缓解。许多人对此深感意外，他们原以为美国至少会借机对叙实施军事打击，以帮助反对派扭转在战场上的劣势。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国际和地区形势发展使然，是奥巴马政府顾及大势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利比亚战争后的一年多里，中东变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首先，那些“后革命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乱后求治，治中生乱”的后续发展困境：一方面，国家重建，百废待兴，但持续动荡使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西方的援助承诺口惠而实不至，那些曾经为生计走上街头并在推翻旧体制的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年轻人，眼下依然在为生计而苦恼，并积蓄着对新政权的不满；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宗教和世俗力量之间、不同教派之间以及不同的部落和政治势力之间为争夺国家权力及部族和教派利益斗得不可开交，导致治安混乱，政局不稳。最早“革命成功”的突尼斯，其政治进程因为议会内部的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派之间的分歧而屡屡受阻。
2013年8月，突尼斯数万民众多次走上街头示威，要求复兴运动党为首的政府下台，负责起草新宪法的突尼斯制宪议会也被迫停止工作。利比亚的问题同样严重，趁乱而起的各派武装根本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整个国家几近无政府状态。而埃及出现的推翻穆尔西的“二次革命”比推翻穆巴拉克更为惊心动魄，埃及为此陷入巨大的社会分裂。
其次，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各国各种政治和宗教力量之间的博弈出现极端暴力倾向，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突尼斯是中东变局中的第一个，也是被认为转型相对平稳的国家，但是2013年2月以来，反对派领袖人物肖克里·贝莱德和另一名反对派议员先后被暗杀，导致突尼斯陷入了全面政治危机。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利比亚大量武器散落民间，安全部队和警察的力量甚至还不及民间武装。两年来，部落之间和各武装组织之间经常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暴力事件频发，10月份更是发生了总理阿里·扎伊丹被前反叛组织绑架的事件。在埃及，军队与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的冲突已造成数百人伤亡。
更令人担忧的是，流窜在中东各地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重新在动荡国家聚集，乱中取利，趁势做大，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最大安全隐患。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叙利亚总共有10万人在与政府军作战，其中1万人是同“基地”组织有直接关系的圣战者，还有3万到3.5万人是其他极端派别的伊斯兰主义者。③
第三，宗教和地缘政治因素在中东变局中凸显，对转型国家和地区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俗博弈成为“后革命国家”政治进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变局中呈先扬后仰之势，先是强势崛起，但很快引发世俗力量反弹。在中东以往历史进程中，每每在民族主义受到挫折时，伊斯兰主义就必然会被拿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选择。这次同样如此，在旧政权倒台后的选举中获胜的基本都是伊斯兰政党。而“叙利亚自由军”和境内的一些伊斯兰反对派力量联合发表的一份声明也呼吁叙利亚的军事和民间力量在基于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框架下团结起来，称“伊斯兰教法应是法律的唯一来源”。④但历史绝不是简单的重复，伊斯兰回归并不是这次阿拉伯民众变革诉求的核心，埃及爆发“二次革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二，教派之争成为加剧叙利亚危机背后的主要推手。逊尼派为主的海湾国家为了遏制什叶派的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而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伊朗和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则每每在关键时刻向巴沙尔政府伸出援手。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2年8月3日在联大表示，由于地区和国际势力在背后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叙利亚危机演变成一场代理人战争的预警，已经变成现实”。⑤外部势力的介入不仅使叙利亚局势更趋恶化，还加剧了伊拉克国内教派的冲突。黎巴嫩各派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纷争也使国内局势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中东变局的后续发展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上述变化显然与美国、西方国家最初的期望相去甚远，尤其是伊斯兰政治力量上升以及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的回潮，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美国根本没料到其不惜抛弃穆巴拉克这个昔日盟友去支持埃及的民主革命，结果却给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创造了条件，以至于美国最后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地默认埃及军队发动“政变”，罢黜民选总统莫尔西。美国更没想到它费劲费力地帮助利比亚反对派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结果美国的大使却被利比亚反对派干掉。好不容易帮利比亚组建起过渡政府，但两年后利比亚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利比亚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热情迅速降温，介入叙利亚内战的政治意愿和实际投入都大幅下降。
不少人认为，美国和西方当时曾试图借推翻卡扎菲之势对叙利亚采取“利比亚模式”，只因在安理会屡遭中俄反对而受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安理会表决后不久，笔者曾赴中东与美国多个驻阿拉伯国家学术和研究机构交流，美方学者当时明确表示：即使中俄不投反对票，叙利亚局面也不会因此改变。因为利比亚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实际上已经无意（某种程度上是无力）在中东投入更多资源，更不会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并且，当时奥巴马正全力准备国内大选，他必须更多地把注意力从海外转移到国内。美国在明知西方提案会遭中俄否决的情况下依然推动表决，其意在制造舆论，即叙利亚危机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全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阻扰。
我们看到，美国一直在鼓动其他国家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支持，但自己却少有实质性投入，尤其在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方面慎之又慎。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许多人认为，奥巴马给叙利亚划定的“红线”，是对叙利亚的严重警告。但笔者却认为，这其实是给叙利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除非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否则美国不会对其进行军事干预。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奥巴马政府不愿卷入叙利亚内战的心态。
叙利亚发生使用化学武器事件后，叙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一度试图拿“红线”来逼奥巴马对叙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政要也纷纷释放出动武的信号。西方媒体更是强势造势，各种版本的打击方案天天见诸报端，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最终却峰回路转。许多人认为这是奥巴马软弱的表现，殊不知奥巴马也是顾虑大势的发展。作为美国总统，他不可能对当前发生在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乱局视而不见，更不可能对地区内日趋活跃的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无动于衷。他也深知巴沙尔政权现在倒台不一定能换来西方所希望的结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加混乱的局面。因此，对反复强调美国不愿也不会卷入叙利亚内战的奥巴马来说，与俄罗斯就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达成框架协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中东变局未改变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的转移
从全球层面看，美国从中东收缩，战略重点东移也是大势所趋。“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重点，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并深陷其中多年，反恐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积攒下的力量，也牵制了美国扩张霸权的国际战略，致使美国单边主义受挫，整体实力下降，国际事务主导和政策执行能力减弱。与此同时，中国等一批新兴国家在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中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此外，奥巴马刚上任即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这场危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崩溃开始和在各个战线都遭到失败的美国超级大国力量的削弱”。⑥在奥巴马第一任期里，美国经济问题严重，国际力量此消彼长趋势进一步加快。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奥巴马政府加快调整外交战略，其中之一就是将美战略布局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⑦自那时起，美国单边主导中东问题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能力已经开始下降，奥巴马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有更多国家参与中东问题的解决。
美国的战略调整引起以色列、沙特等美国中东盟友的担忧，招来许多质疑之声。这些年以色列时不时地对伊朗发出攻击警告，一定程度上也是给美国施压，敦促美国不要因为战略东移而放松对伊朗的警惕。中东发生变局之后，美国国内有许多人认为这是西方民主改造中东的绝佳机会，西方舆论也早早地为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贴上“民主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标签。奥巴马政府一度也对这场源自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变革运动倾注了很高的政治热情，并予以积极的支持和引导，但美国并未为此投入更多资源，也未如国内一些学者预言的那样被再次卷入中东。即使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出现了逆转，一些国家再现乱局，美国也没有减缓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我们看到，美国几次阻止了以色列借伊朗核问题发难，显然是不希望自己被可能引发的冲突套牢。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虽然高调支持反对派，却罕见地把利比亚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英法等北约国家，并且自己不派兵参战。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美国针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规划和布局不断细化，步伐不断加快。奥巴马以及美国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多次访问亚洲，中国周边除朝鲜外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往亚太地区频繁调动，并且在中国周边动作频频。
除了中东变局的发展已经远离了美国的期待以及美国要集中力量推进亚太战略之外，奥巴马不愿在中东投入更多资源，还因为美国自身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美国目前的处境比奥巴马第一次出任总统时更糟：“联邦政府关门、债务违约风险，以及导致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茫然失措并迫使奥巴马总统亚洲行取消的政治机能失调等问题，似乎证实美国的优势地位终于走向终结。”⑧奥巴马近期还被窃听事件弄得焦头烂额，而窃听事件反映出的是美国试图建立“数字帝国主义”来扭转颓势的事实。法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萨米·奈尔近日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现在在经济上陷入危机，财政上处于崩溃边缘，同时还要面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德国重返世界权力中心所带来的挑战。因此，“美国寻求通过控制全球信息来扭转不可避免的颓势”。同时，美国认识到，未来世界经济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互联网等重要力量，“美国要面对的正是这一历史挑战，为此不惜践踏最基本的民主法则”。⑨
此外，美国的民意也反映出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再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冒险。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后，多个民调结果显示，过半美国人反对军事打击叙利亚。《洛杉矶时报》2013年9月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称：美国人民彻底厌倦了战争。他们认为，战争已经耗费了美国数万亿美元，使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却又没有给中东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亚太安全”研究项目副主任埃立·拉特纳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维持全球秩序”研究项目会员托马斯·赖特近期联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也表示，经历了艰难的十年之后，美国人可能再也不愿多管国际事务。文章引用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的一项调查指出，38%的美国人希望政府从国际事务中抽身而出，这是194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⑩
综上，无论从全球事务还是美国国内事务看，奥巴马都受到种种牵制。相对介入中东变局而言，他有许多更重要的事要做。在全球层面，美国既要维系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防范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挑战，又不得不寻求包括中俄等大国在内的国际合作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既有防范中国的一面，也有寻找自身发展机遇的一面。因此，笔者相信，美国不会因为近年来的中东变局而改变这一既定战略，更不会因为叙利亚化武危机而重走单边主义老路。这个事实对于叙利亚问题的后续发展以及最终解决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叙利亚危机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尽管叙利亚危机还远未结束，其未来发展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围绕这次化武事件发生的种种变化还是带给关注中东变局的人们一些有意义的思考和启示，有助于人们看清事态的本质及准确判断发展趋势。
首先，叙利亚危机打破了许多人对西式民主的幻想，事实上终结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东变局以来，无论是突尼斯模式、埃及模式还是利比亚模式，均以推翻旧制度和威权政权为特征。因此，阿拉伯世界这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一开始就被西方定性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中东地区也有许多人为“阿拉伯春天”的到来而欢呼。但是事态发展到今天——不管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命运如何，“春天”的气氛早已不在。利比亚战争之后，许多人对中东变局的看法已经改变。虽然不少人现在依然会用“阿拉伯之春”这个词语来指代中东变局这一历史事件，但其符号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原先被赋予的内涵。那些已经历“革命”的国家正在对“革命”的意义和代价进行反思，一些国家的民众甚至开始怀念“革命”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生活保障。尽管西方依然有人将叙利亚内战描绘成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但更多人已经不以为然，毕竟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离阿拉伯世界的现实太远。
突尼斯总理阿里·拉哈耶德最近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在谈到“阿拉伯之春”与民主自由的关系时表示，通过民主来实现自由需要时间、耐心和对民主的理解，“人民必须在政治上足够成熟才能理解民主的含义和民主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东地区仍有许多人把这场变局描绘成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反对派也喜欢以革命者自居。但笔者以为，革命并不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和地区发展的现实。当今时代是变革的时代，阿拉伯世界需要的是稳步持续的变革，而不是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二，中东变局当前正处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每一个已经进入政治转型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家走何种发展道路，采取哪种发展模式的重大选择，也必然要经历一个各种政治和宗教力量、社会思潮反复较量、碰撞、冲突到最后磨合的“再平衡”过程。我们现在在埃及等国家看到的乱象，其实正是各种力量为主导国家的发展进程而博弈和冲突的过程。
中东转型漫长且充满各种挑战和风险，我们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300年发展的道路，“在享受300年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快乐的同时，我们也把过去西方300年所经历的痛苦、挫折和幻灭给压缩到这30年”。中东国家想用3年的时间来完成政治和社会转型，必然要承受更大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无法逾越的。中国经过持续30多年的转型才刚刚试着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而中东从一开始就被推入深水区，所以不乱才怪。许多人认为，埃及政治进程出现“二次革命”是一种倒退，但其实是因为它走得太快，所以必须从头来过。问题在于，政治强人被推翻以后，那些“后革命”国家普遍缺乏强有力的政党和政治家来领导国家稳步转型，此外，此次变局也反映出阿拉伯各国民众对重大事件的来临没有充分的准备，阿拉伯社会对于大起大落的政治变化的承受度也很弱。当然，埃及等国的乱象也将启发本地区其他在“革命”边缘徘徊的国家对如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冷静反思。美国和西方现在拍拍屁股要走人，今后的转型之路主要还得靠中东国家自己探索。但笔者相信，稳定和发展终究将成为中东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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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