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大国间的“安全困境”进行反思,通过分析发现,只有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才能打破“安全困境”。而传统理论以及政治实践之所以深陷“安全困境”不能自拔,根本原因在于大国将“国家实力”或者说“国际权力”奉为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战略利益。笔者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坚信主权者的幸福才是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之所在。
关键词:安全困境 博弈论 集体行动
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 一书中,精彩的论述了他的权力理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大国缺乏安全感,进而无情的权力争夺就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大国终极目标就在于取得地区霸权,并通过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来防止其他国家构成对自己的威胁。然而,每个国家都会具有这种思维,因此,恰恰是为了获得安全的国家,可能最后会陷入“被侵略—反侵略—侵略”的不安全状态,而这就是“安全困境”。而所谓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用教授的话说,就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 。更抽象地说就是“个体的理性会造成集体的悲剧”。
我们需要明白,这种围绕权力展开的恶性竞争无异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狼与狼的争斗”,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全军覆灭”,或者只剩下唯一的伤痕累累的“胜利者”。我们运用博弈论对米尔斯海默教授的“权力恶性竞争”进行说明。我们假设:国际体系中有两个大国A、B,它们基本上势均力敌;他们皆有侵略和被侵略两种行为选择;一国权力的增加建立在另一国权力减少的基础上;首先发起侵略的国家,相对于被侵略国拥有先占优势,获得更多的权力;A、B两国在起初均有3个单位的权力,侵略他国的行为将使他获得1单位的权力,而另一国相应的减少1单位的权力;当两国同时选择侵略行为时,同时减少1单位权力;当两国选择互不侵犯,加强合作与交流时,各加1单位权力;最优的选择组合意味着两国权力之和的最大化。根据假设,我们做出下图:
侵略(A) 被侵略(A)
侵略(B) (2,2) (4,2)
被侵略(B) (2,4) (4,4)
图一
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假设之下存在四种情况:(1)两国同时选择对对方的侵略行为,此时两败俱伤,互有损失;(2)A国发动对B国的侵略,A获得相对B国的优势;(3)B发动对A国的侵略,B获得对A国的优势;(4)两国放弃侵略的行为选择,而改成选择合作,加强交流,此时,两国不存在明显的权力优势。在这四种状况下,大国的恶性竞争(即第1种情况)反而使得两国权力之和最小,是最差的选择项;而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只能造成两国权力的再分配,并不能增加权力;而两国的合作会增进两国的交流,创造更多的权力,这是最佳的选择。可能有人会否定第一条假设,认为大国之间存在实力差距,但是不能相差太多,否则就不满足米尔斯海默教授对大国的界定了。那么我们调整一下第一、六条假设:A国的起始权力为3个单位,B国的起始权力为2个单位。其他假设不变。在这些假设之下,我们可以做出下图:
侵略(A) 不侵略(A)
侵略(B) (2,1) (4,1)
不侵略(B) (2,3) (4,3)
图二
根据图二,我们发现在这四种情况下,互不侵略,保持和平并加强合作,仍是最优选择。可见,即便大国之间存在实力的差距,两国的合作仍是最优的选择。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大国之间的合作,相互之间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不是权力的恶性竞争,会增强彼此的权力。而这不仅打破了“安全困境”,而且会实现共赢的局面。曼瑟•奥尔森教授研究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使我们认识到了集体行动的“瓶颈”,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通过制度设计和利益激励,完全可以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大国间的安全合作,作为一种“集体行动”,是完全可以通过大国之间的谈判制定安全协议,对实现安全局面达成共识。
但是,为何米尔斯海默教授会对大国间的权力关系抱如此深的悲观态度,从而直接否定了在他看来“太过理想主义”的大国间的安全合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授把权力看作是大国政治的目的本身,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权力不是实现大国政治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事实上这就构成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看来,国家政治的目标不仅在于权力,权力只是为了获得安全的一种手段。国家的目标还应包括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民主等等。这在国际关系上就表现为国家间的商业贸易往来,民主政治的传播与实践。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也关注安全问题,但是获取安全的途径更多的是依赖合作和制度建设。我坚信,国家存在的目标绝不是为了抽象的主权、安全等被野心家所夸大的概念,国家存在的目标在于提高主权者生活的幸福度。民主政治发展至今,我们应该对“主权属于人民”这一理念达成共识。我们承认,安全的国际环境是实现此目标的重要保障,但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如果仅仅把安全作为我们的唯一追求,毫无疑问,我们将陷入暴政之中”。恰恰是为了追求幸福的安全保障,很可能会导致幸福的严重挫折。况且,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共赢的方式来解决“安全困境”问题。
现实主义者往往会对“民主和平论”、“经济依赖和平论”以及“国际制度和平论”进行猛烈的抨击。而米尔斯海默教授也确实在其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三种理论都是希望能够尽量使国家在最优选择的情况下实现共赢的局面,而不希望国家滑向尔虞我诈,战乱不休的深渊而彼此遍体鳞伤。倘若,大国站在废墟中实现终极目标,成功建立了地区霸权并遏制住了潜在的威胁者,而本国人民却“蓬头垢面、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种安全又有何何益呢?相反的,如果大国可以通过集体安全合作,获得彼此需要的安全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建立民主政权,发展良好的商业贸易关系,通过协商确立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来对破坏集体安全的行为进行制裁,并且能够以和平的谈判、协商和法律裁决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纠纷,这样就不仅超脱了大国间的“安全困境”,更可以实现大国间的共赢,真正提高主权者的幸福度。这种理念不局限于大国之间,事实上一旦落实到实践中,大国通过合作实现的集体安全环境会使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受益,当然出于维护国际社会稳定并进一步提供更多的国际社会的“公共物品”,诸如,秩序、国际法律、汇率等等,应该确立大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并真正实现国际社会的稳定和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 王义桅 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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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贤裕 肖玉明著《博弈论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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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曼瑟•奥尔森著陈郁 郭宇峰 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