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能在天则所做这个报告，也感谢秋风，感谢各位老师。
我所做的谈不上是一个研究报告，应该说是我的观察所得，所以其中很多判断是基于我个人的观察，没有太多的研究、归纳和分析，诉诸的是我个人的经验、感受。这一点要在讲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讲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派别，我们得稍微回顾一下改革以来中国的历史。改革以来，通常大家认为中国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不争论。在政治上不争论，维持了在高度政治权威控制下稳定的经济改革。这个论述反映了一部分中国改革的特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判断应该是在1992年之后才比较符合事实。在1989年之前，中国体制内部的政治斗争还是很尖锐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争论，这种斗争尖锐到导致两届总书记的非正常离职。但这样的一种政治张力，政治斗争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研究，能把这样一种关系说清楚。
不争论和维持一种稳定的政治团结状况，是在1992年之后出现的，92年之后因为89年的事变，体制内左的和右的(也就是保守的和比较激进的)改革派都被清除出去，都被边缘化了，体制内形成了短暂的统一，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先搞市场化再说。因为89年的原因在体制内部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但这同时也把与体制外的鸿沟打开了，也就是说体制外的和体制内的成了两个部分。在体制外就分成了两个派别，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新左派和主张政治改革的自由派。但是体制外的这一部分主要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对主张市场改革的改革派行为做出批评和反映，它们对体制本身的影响力就已经比较弱了。
这种主流的，在体制内形成的市场改革的共识其实不是很稳定。因为当时大家仅仅主张应该先把市场搞起来再说，至于未来，我们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大家先不去讨论。其实应该说是隐含先经济，后政治这样一个改的路线。可是谁都没有料到的是，改革并没有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推进。或许我们可以说，改革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可能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所有人的非意图后果。因此，政治格局也就发生了转变，而不是延续和继承过去的格局。
改革有两个非意图后果很突出，一个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取得这个巨大成就的同时，国有经济不仅没有退出，它仍然在国家经济中占有着很主要的位置，而且是越来越主要，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就是政治上的稳定，中国的统治的基本方式和基本能力都没有受到多大的动摇，没有出现所谓的“和平演变”和各种演变的情况。这样一个现实就导致我们今天出现了分化。在体制内，一部分人仍然坚信政治改革的前景，只是觉得应该更稳妥一些，应该对现实有更多的妥协。另外一部分人-这部分人的出现是比较关键的-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创造新的政治模式，没有必要进行西化的政治改革。这样一来，体制内关于改革的共识基本就破裂了，大家开始争夺改革的主导权，或者说争夺改革的胜利果实，他们争夺的不仅仅是经济果实，更重要的是政治果实。这个争夺战理论界的反应就是争辩，改革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取得的成功 依靠的是什么力量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理论界、学术界，可能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
在我们通常听到的关于政治分析的讨论当中，人们还是大多用保守、改革等等这样的方法来描述中国今天的思想格局。我觉得第一个，这跟我们政治思想的现实已经比较脱节，而且会带来很多的混乱。比如说通常被认为是左派的人，就既包括支持经济垄断和政治强权的人，也包括底层呐喊革命的人。而右派既包括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也包括支持劳工运动、维护弱势群体的人。还有一些更常用的，比如说用“太子党”和“团派”来理解中国的政治。我觉得这些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权利联盟。因为谁都不知道“太子党”或者说“团派”，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我们也看到他们内部其实分歧很大。所以这些分类方法都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类别和他们之间的差别。
因此，按照我的观察，我觉得中国当下的政治思想派别主要有四种，主流世界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温和国家主义派，一个是自由市场派。此外还有两个比较边缘一些的思想派别，我称之为政治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下面我就讲一下我所说的这四个派别，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在未来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是温和国家主义，这种思想的倡导者，主要是以国有垄断集团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还有一部分官僚集团和特殊的高层的政治集团。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不是今天才出现，其实从92年之后，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中国社会存在，而且力量非常强大。但是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拥护，甚至没有政治思想上的主张。这样的一些利益集团，他们只要在公共领域稍一露头，不管是发表意见，还是说他们的一些做法被公共舆论观察到，注意到，就会遭到严厉的抨击。因为他没有合法性，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来阐述自己的合法性。
我觉得最近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们成功地利用了人们对改革产生的一些不满。对改革中不公正的不满，对于今天社会按照市场逻辑来重新等级化不适应，以及市场化改革对中国人人伦关系的伤害，社会的流动造成的不安稳的心态等问题被温和国家主义者利用了，扭转了他们在公共舆论界的颓势。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攻击体制内原来自由市场派占有的主导地位，开始向政治舞台的中心靠近。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很诡异的，因为依据改革最初的设计，这个集团本来应该是改革的对象。无论是邓小平、党内的改革发动者，还是民间改革者的期望，这一集团都是应该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弱化的，但他们不但没有弱化，还成为了改革的胜利者。
它们取得这样的胜利，很诡异的一点还在于，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改革过程当中受到最严重盘剥的阶层。比如我们原来所说的一些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左派。这些左派学者的主张也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变化，从最激进地捍卫底层的利益，即在改革过程中被剥夺的工农的利益，变成了捍卫最保守的垄断阶层的利益。我觉得在目前政治变革当中，温和国家主义收到的改革的成果是最大的，因为他们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意识形态的阐述很一致。
我也简单概括了一下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主张。他们的文化主张有一部分是通过下面所讲的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即“向往一个伟大的国家，在内心中憎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因为中国将成就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的文明类型，这种文明类型将汲取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优势，将更多的从传统中国2000年的文明中寻找政治和文明的合法性，他们鼓吹民族优越论，程度不同地肯定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价值、温良恭俭让的人文关系，乃至认为以文化为中心的天下主义将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以自然和谐为中心的天人关系将为人类提供新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对于这部分，我认为不是所有的温和国家主义者都主张，实际上这一团体中的一部分试图把传统中国的政治伦理引入到当下社会。还有一部分温和国家主义者对传统并不抱有这样的好感。但是在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看法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强调国家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国家利益，并且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批判市场的个人价值，鄙视个人利益与金钱关系，反对冷冰冰的法制，强调在统治者和群众之间建立血肉联系，即不是法制的关系，而是军民鱼水情这样水乳交融的关系。在经济上强调国有经济的作用，认为国有企业保障了强大国家的经济基础，对国有企业的地位应该加以保护和支持。而且他们经常以此为由，来反对外资和民营企业，认为外资是对民族利益的伤害，而民企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黑心资本家的温床。通常他们支持一个强大的有效的集权式的中央政府。但是和这种在经济政策上的右倾相比较，他们的政治社会政策是比较左倾的。认为应该给下层更多的福利，以及更加强有力的保护，在收入分配上更加倾向于底层。虽然他们主张给底层更多的福利，更多的保护，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底层的自我壮大和成长。就是底层自己组织起来，不论是你成立各种NGO，或者成立各种社团，这样的一种自我发展，他们并不鼓励。
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尝试，就是通过对民众的一种比较温和的动员，把民众号召起来，试图重新建立统治和民众之间的直接关系，以此来削弱法律和市场对整个社会的重构和冲击。这样的一些尝试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确实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民众也确实把希望重新放在了统治阶级，而不是寻求自我组织、自我伸张、自我捍卫的权利。这样的温和国家主义就是试图用这种保护来换取民众在舆论上对他们的支持，来压制其他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中间阶层和民族资本。所以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富差距，试图将民众的矛盾引向精英群体的另外一些部分，以便自己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支持他们的民众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认为拥护他们的群众主要有两种心理动机。一种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当中受到损失或者被剥夺感最强烈的民众。在改革过程过程当中，尤其在最近十年来这种民众数量很大。受到这种心理动机支配的民众对政治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兴趣，只是希望看到高高在上者倒霉，他们并不是特别地支持某一种政治解决方案。所以他们可能是政治上最不怀好意和最不负责任的看客和微观起哄者。只要昔日风光的人倒霉，他就会去喝彩。
第二种心理动机，可能非常具有中国的特色和传统，这种心理动机更值得重视。这样的人，他们相信一个至善的统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应该说大多数中国的民众不自觉的，或者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这种心理动机的影响。对于超越法律之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心怀希望，并且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他们对获得特权比对获得普遍权利更有兴趣。特权就是说我应该受到领袖或者说统治者的特殊的关怀，我通过忠诚或者说做出特别的奉献，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怀，而不是追求一个普遍的权利。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明辨是非，洞悉民间疾苦的超凡领袖。这种心理动机应该说相当大的合理性。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那些抽象的法律条文，精密的政治制度，对他们所受的压迫或者剥夺，或者说在市场化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失来说，这些政治制衡的机制过分遥远，他们根本就享受不到好处，和切实的保护，而强人和政府的保护是实实在在的，是具体的。
直到现在为止，温和国家主义的影响力还在不断上升，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派别中台上的主流派应该是可以期待的一个事实。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要面对下面五个方面的问题，可能他们的一些主张在实施过程中会大打折扣。
第一个，这种主张需要非常强大的动员力量，特别是需要中间阶层和官僚系统的支持，他们要为了某种信念或者某种理想，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放弃他们某一部分的利益。这可能是我们当下这个比较唯利是图的社会不能提供的，对于官僚系统来说，经过近三十年的理性化和技术化，他们对于这种过分理想化，过分意识形态化(不论是什么理想，什么意识形态诉求)可能都会有一种排斥、警惕和不习惯。我觉得温和国家主义官僚系统，对这种过分理想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追求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现出来。温和国家主义派怀着国家社会主义党员的雄心，很可能会面临国家社会主义党员当年在意大利所面对的很多状况。在那样一个高度分散，对利益、对世俗生活看得很重，对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非常警惕和怀疑的一个社会，要贯彻这样的主张是很困难的。
第二个，虽然主张温和国家主义的人，这些政治精英都有过底层生活的经验，甚至有些就是从底层起来的，但是他们在和民众的关系方面和第一代共产党人在有很大不同。这些温和国家主义者并没有真正地动员民众、服从民众、和民众站在一起，他们其实是怀着一种统治者的心态。他们在文革当中深入到底层去生活，在底层的摸爬滚打当中，他们认为他们深刻了解民众的各种弱点，深刻懂得怎样利用这些弱点来控制操纵民众，他们对此非常有心得的。但他们并不像第一代共产党人那样，认为这些民众代表着未来，我们要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和他们站在一起，改天换地，改变中国，我觉得他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他们动员民众的举动，很有可能像当年拿破仑三世模仿拿破仑一世一样，是不太可能开创出像拿破仑一世一样的局面。
第三个，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血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和体制的亲近关系，过分自信，好大喜功，可能会比较轻率盲动，这个可能跟他们早年的经历也有关系。而且在长达二、三十年的蛰伏时期，他们对早几代领导人在内政和外交上的无所作为，觉得不能容忍。他们也看到中国的内政外交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急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心态也是昭然若揭的，但是这样一些轻率和盲动对于高度复杂的中国未来社会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情。
第四个，他们的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之间有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打通的可能。这种分歧就是说，上层精英，即我们刚才讲的国有垄断企业，官僚和特殊的高层政治集团，和底层群众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现在存在着一种思想上、情感上联系的可能，但是要实实在在把它落实到现实中去的时候，如何满足这些群众分享国有经济体系好处的愿望。要满足这种愿望，不仅仅是要求做出利益的调整，把一部分集团的利益转移到另外一部分集团中去。这还要有非常复杂的制度变迁。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制度变迁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温和国家主义者还都是比较浪漫的，没有看到特别具体的想法，甚至没有看到有人充分地估计这件事情的困难程度。
第五个他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整个官僚队伍、公务员队伍和党员队伍，已经和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它已经是一个高度利益分割的状况，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同的行政党务部门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都有着不同的、冲突的利益和观念诉求。你今天想用一种建设伟大国家的光荣理想，来重新塑造这些利益主体，抹平他们之间的利益差距，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代共产党人做到这一点是通过打了二十多年的仗，在内部有无数次的很残酷血腥的清洗、教育来实现的，现在的中国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党员队伍，官僚和公务员队伍，或者说不存在产生这样政治领袖的可能。所以可能某些比较浪漫的政治家，妄图凭借个人魅力和个人意志来实现这一点，这也是比较困难的。
虽然温和国家主义在未来中国要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他在当下的中国受到体制内外民众和精英的广泛回应，也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他在两点上提供了对中国当下问题的明确的回应。
第一从内部讲，应该说整个精英阶层对中国的未来都充满了危机意识，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可能大家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官民冲突也在不断地增加。大家原来只有一种想法可以解决这种危机，就是民主化，可能所有的人，不管你喜欢也好，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对于这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只有民主化。现在温和国家主义提供了另外一种克服官民矛盾，克服社会危机的可能，而且在中国局部一些地方也开始了一些尝试。
第二个从外部讲，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再加上百年来历史恩怨所激发的民族情绪，中国寻求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的需求感急剧上升，而且国际社会也迫切要求中国表达你自己，阐明你自己。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外交空间 要求获得哪些利益 要求国际局势是个什么样子 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如何捍卫国家利益，如何提高中国的国家地位，温和国家主义提供的回答最为清晰，也是最富吸引力的。
但是他们刻画的这种政治图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现实的经验。比如说主张民主化的人可以很轻松地举出现实中许多国家的例子，可是温和国家主义者，如果让他们给出一个答案说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这是第一个派别温和国家主义，第二个是自由市场派，这个派别在中国改革三十年当中是最持久的一个，他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存在，而且他们的主张从80年代以来就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虽然他们的主张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甚至在公开的宣传和舆论领域里他们是被打压的对象，但是他们的实际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期，那时候是全民的信仰，大家都在内心里认同这样的方向。他们的主张，简单概括一下，即在政治上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通常比较重视选举民主，特别重视法制，主张社会自我发育，反对政府过度介入;在经济上主张市场化，非常激烈地反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在文化上重视个人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主张对每个个体的尊重，特别是对每个个体利益的尊重;在对外关系上通常比较亲西方。
三十年来自由市场派一直是在体制内主要操作改革的派别，也是中国社会主流的派别。他们的这些主张在实践当中往往有不得不，或者说他们非常自愿地做了很多的变通。因为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不断变通的过程，不断绕过法律的限制的过程，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对自己的理想原则作出妥协，改革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既然是改革的主要操刀者，所以他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在不断地妥协，不断地放弃，也只要这个派别是这样的。
他们通常反对激进派，也反对理想主义者，因为只有务实，只有不断地妥协，在现实当中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比如说，虽然他们不满专制，但是对于专制的现实却有很高的容忍度，而且对非常激进的反专制的言论或人员，他们会划清界限，把他们踢出自己的队伍。虽然主张法制，但是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第一想法是动用各种资源，借助关系去寻求一种特殊的保护。虽然主张保护产权，但是对于别人的利益的保护，对别人的产权的保护，不像对自己的产权保护那么在意，而且有的时候还蓄意侵犯别人的产权，比如说拆迁户，很多企业家甚至都赞成为了经济发展强拆等等。
应该说自由市场派在80年代的时候，他作为一种思想主张和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为改革派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助长了改革派成为中国的主流派。但是在90年代以后，他们的处境有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是在两个方面他们的处境有一些变化，因此受到了一些攻击。第一方面，表现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对立。从1989年以来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这种对立一直没有消除，仅仅是在不同阶段又一些缓解。而政治精英对媒体和知识精英逐渐丧失了信任，觉得这些媒体人过于激进，逐渐走到非我族类的一面去了。这种长期的对峙造成结果就是，知识精英丧失影响政治的可能性，政治精英丧失了舆论的支持。这就是自由市场派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进入新世纪以来，官僚集团出现了一些分歧。温和国家主义者出现了，他们开始反思自由市场，开始寻求新的合法性的可能性，探索新的出路。很不幸的，这些主张自由市场派的官员，成了指责和反对的对象。公正地说，改革到今天，无论取得的结果还是犯下的过错，都应该由他们来承担，但是他们今天只是成了改革出现问题的买单者，而不是改革胜利成果的享有者。他们在体制内面对的这种攻击越来越多。对他们作为一个政治派别来说，最大的打击还是民众的不信任和媒体的背离。因为这些改革派官员，面对体制内的打击是三十年来一贯的，如果他们有民众支持的话，他们会有一种悲壮感，会成为激发他们进一步行动的动力。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干的事情与自己本身所在集团的利益是相悖的，他们是为了更多的人，为了百姓，为了未来中国的，所以普通民众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今天他们逐渐失去了这种来自民众和舆论的支持。在面对民众背离的时候，他们逐渐找到更为现实的一个支持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家。不论是理论上还是思想上的支持程度，反而是大大加强了，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导致了自由市场派的政治影响力下降之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自由市场派在行动上通常很软弱，在主张上又很教条。他们公开的表达是很教条的，这个秋风也写过文章有过表述，但是在行动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教条往往会有比较大的背离、妥协和退让。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主流精英看来他们在口头上很强硬，在行为上很软弱，就会被看不起，觉得他们是纸老虎。在拥护者看来就是虚伪自私，主张的是一套，行动捍卫的是另外一套。很快他们就从改革的主导者变成了旁观者，当然经过持续30年的改革努力，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存在，甚至在权贵阶层和最底层民众中也有支持者，但已经过了它的上升期了。
我觉得他们错过了他们最好的一个历史机遇，本来可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有机会成为民族命运的担当者，把他们的利益诉求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要求。如果考察历史，会发现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民族国家面临巨大转型的时候，通常是把某个阶层，某个集团的利益普遍化成整个民族的利益，然后整个民族都从他的利益中分享到好处。应该说在90年代的时候，自由市场派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可惜他们错过了这样一个历史机遇。现在他们的支持者转而支持政治民主派。
我再归纳一下，到今天为止，自由市场派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和保守的矛盾，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是国有民营的矛盾，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和温和国家主义的主张差别是很明显的。
第三个派别是政治民主派。我们先讲这个派别的人员构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文革后期，在中国社会不断涌现出来的有系统的反对派力量，在89年的时候到了高峰，89年政治运动之后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有组织化的反对党的活动。另外一个来源，是从92年以后不断被体制挤出来的人群。因为自己个人的生活遭际甚至是因为个性的原因，脱离了生活的常轨，包括上访的，维权的。他们敏锐地把个人的遭遇和整个体制的弊端联系起来，从生活经验出发，对现行的体制表达强烈的反抗情绪。这样的两个人群得到了媒体还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像是律师的支持，这是政治民主派两个主要的人员构成。
在思想上他们通常把自己作为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毫不掩饰对一党专制的厌恶，对多党民主制的向往，可以说多党民主制是他们最为核心最为鲜明的追求。在实践上，他们的做法也并不完全一样，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进派和偏向改良的温和派。温和派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希望通过对于个体的，对个案的维权，通过对法律的落实，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推进法制化，最后达到民主化的过程。另外，偏向政治革命的激进派，有的主张把个别的维权运动政治化，以达到推动政治变革的主张。甚至也有比较激进的，希望通过政治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他们政治理想的主张。
和自由市场派相比，政治民主派更为接近底层，特别是在改革中遭受到侮辱，受到损害的群体。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和访民，拆迁户和受到政治迫害的教徒，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替他们打官司，替他们维权，力图动员和组织他们。当然在他们内部对这种方式有争议，有的人主张简单的维权，有的人主张把这种行动政治化。但是不管是激进或是温和的主张者，他们都认为所有的不幸来自于专制，缺乏自由，没有法制。应该说经过十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在访民当中，在宗教徒当中建立了一些组织，也获得了一些认可，他们自己道义的形象也确立了起来。而且他们获得的另外一个成果，就是得到了媒体的高度认同和支持，因为他们高度理想主义的特殊性受到了媒体的认同。
这个人群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群，他们是从我们正常生活的状态之中被挤出去的，他们已经不能过正常的生活，没有正常生活的可能了，所以他们的行动能力非常强，非常坚决，非常勇敢。而且随着80后90后年轻人的加入，他们的行动的方式也更加灵活多样。可能从89年以来作为悲剧英雄的情结还存在，但是救国救民的悲情意识在不断地减退。不过这并没有削弱他们的意志，因为更多的参与者把自己的反抗定为个人的意愿，定义为自己个人的选择。所以通常参与到这个派别，参与到他们行动当中去的人，都是从自己个人遭遇或者个人机遇出发，对于种种隐瞒真相或者是打击反抗，或者是受到打压的人对他们的遭遇总能感同身受，总能自发地去援助、去围观，有的时候还能对事件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他们除了会得到媒体的支持以外，还会得到业主委员会，环保组织，各种民间NGO，甚至是企业家自发组织的支持，会得到他们的同情，他们也会对这些组织去给予实质性的帮助。
政治民主派他们虽然溢出了生活的常轨，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脱离很大，但是他们的那种践行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使他们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被孤立出来，是一个特别另类的人群。事实上，因为他们正是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被挤出去的，所以他们跟这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圈子内部自我整合的程度非常高，他们的理想主义在社会的每个阶层都能得到同情，所以他们也能够得到很多资源的支持。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自由市场派主张的区别并不是特别鲜明，可能在思想上有一些区别。比如说自由市场派比较强调利益，而政治民主派比较关注权利。利益是具体的、特殊的，权利是抽象的、普遍的。但是诸如此类的区别不是太大，两者在思想上还是比较接近，只是两者的行为模式依赖的基础不太一样。政治民主派认为中国当下社会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缺乏基本人权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其他的种种矛盾是这个矛盾的衍生和变化。在他们看来官民冲突的解决前景必然是民主化，我个人认为他们或许是在民情上的想法最接近中国现实的派别，他们不鄙视民众的追求，而且鼓励民众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者的形象登场。当然，我觉得因为天然思想上的接近，在未来政治民主派和自由市场派的结合也是有很大的可能的，这种结合可能会使两者的力量得到增强。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派别，就是社会革命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毛派”。这个派别活跃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虽然很多人把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追溯到四人帮、毛泽东和文革当中的造反派等等，但是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太多思想的联系。因为他们思想的产生更多来源于对市场化改革的否定，对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批判。虽然他们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主张，比如说暴力革命或者说重新分配财产等等。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在他们支持者还是在外人看来，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对于是否要重回毛泽东体制，是否要展开阶级斗争，甚至是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很少有人把他们当做认真的思考。近年来他们在网络上的声音很大，获得的呼应很多，但我觉得他们在未来不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力量。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大多数的主张被温和国家主义派覆盖掉了，然而温和国家主义派又有着社会革命派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的行动能力和资源的分配能力。在和自由市场派的思想斗争当中，他们不得不和温和国家主义派搅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他们在未来可能也越来越难站到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来说话，比如说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茅老师写了批判毛泽东的文章之后，很多地方的民众就自发地集会或者到公安局去递交起诉书，要起诉茅老师。很多递交起诉状的群众遭到公安机关的殴打或者说粗暴对待，我很少看到这些很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派的领袖们去捍卫群众的利益，虽然说他们要告茅老师的主张未必正确，但他们是有这样的权利的。遭到警察的殴打应该是无法容忍的，但是很少看到社会革命派的一些领袖去捍卫他们的权益，为他们说话，他们在民众和当局之间面临选择的时候，我想他们会比较纠结。
这是四个主要派别，最后我再想简单讲一下这样四个派别，和此前体制内派别的出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是社会政治环境不一样了。以前80年代的派别是在党的框架之内，是在有政治权威的控制之下。另外一个很大的社会环境差别是，在80年代的时候，在改革的意识形态基本能够成立的时候，民众认为党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领导集团，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带领大家走上更好的生活。在面临各种利益冲突的时候，党是有能力来做出利益安排的。比如说我们先发展农业还是先发展工业，先发展城市还是先发展农村，谁的利益受到损害，他是能做出这样的利益安排来的。到了今天，这样的利益安排已经不可能了。既没有这样的政治权威，民众对党也没有这样的信任。而党的内部，每个部门，每个机构都在捍卫自己的部门利益、机构利益。民众也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不再认为党有这样一种公众的，或者说长远的考虑，他总是认为党是在自私的，或者说党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一个各个部门的存在。到了今天利益的冲突已经更加的日常化、离散化。
我刚才讲的这四个派别不是这种利益冲突的结果，而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四种方法。虽然解决这种利益冲突我们需要秩序，但是利益冲突本身并不能带来秩序。这种利益冲突本身是日常的、离散的，是朝向各种方向，有各种解决方向的可能，通常出现的是强势的压倒弱势的。那么这种利益冲突怎么解决，规则怎么建立，就需要我们提供一些政治想象，就是用什么样的政治原则，来解决政治冲突才能建立这种规则。我刚才讲的四种派别，实际上就是四种未来的政治想象。哪种想象更好 我觉得我也很难做出判断，只能说在可见的未来，如果说在精英内部这四个派别不能达成共识的话，必然的民众就要进入政治程序当中来，那个时候可能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样式就会有比较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我们谁都无法预料的。
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