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有学者称今天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有人称改革非但没有前进，反倒是在倒退，更有孙立平教授指出的那样，一些人“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其实，“深水区”一说、“攻坚”一说，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有学者提出，只是因为今天的改革已经变得与当初的设想完全相反，问题成堆出现，才使学者重提这些问题，当初一些学者鼓足干劲地要进行市场化、产权改革，而对今天的改革结果却难以接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国的经济改革究竟要往哪里去？

一、经济的西化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学者们、改革家们确实做到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吸收和借鉴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的旗帜下，大量引入西方的经济结构设置模式，管理模式，把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照单全收。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段历程，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创新，在所有制改革方面，把西方的产权概念全盘引入，经济结构的设置进行了完全的套用，住房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土地货币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国有企业股份化、国有民营、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国有企业出卖于外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建立、虚拟经济的引入，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公有制基础几乎荡然无存。目前学界激烈争论的土地商品化和私有 化成了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最后关口，而一些激进的学界和政界人士已经在跃跃欲试，而商界人士更为激进，与一些农村干部相勾结，改变土地性质，然后把大量的农田“种上”高楼大厦、铺成高尔夫球场，美其名曰“城镇化”。

在分配制度上引入了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使社会利益分化立现。

在经济调控上着重使用货币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手段，这些办法在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经过以上的一连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之后，今天我们看到股市、期市成了投机盛行的大赌场，成了迅速创造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摇篮场所，成了某些人的提款机（据媒体披露，2010年七成股民亏钱）。

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严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社会财富迅速积聚于少数人的手中。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人、家庭的数目，不减反增，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社会风气败坏，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出现动荡的趋势、苗头越来越明显，群众维权、社会纠纷不断，贪腐分子前赴后继，一些握有实权的人的贪腐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一些富豪们挟资自重，气焰嚣张，宽松货币政策使流动性泛滥。

也是由于上述的向欧美看齐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

时至今日，一些人仍然坚称不搞私有化，请问：环顾中华大地，有多少企业还是公有制企业，还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从金融、电信、矿产资源、电力等企业，所谓的大型垄断国企基本都被转变为股份制企业，成为了半私人化的企业，成了私有制企业。国有银行通过转制，将不良资产、坏账、损失由绝大多数国民承担，优良资产上市，随之高管们大幅度提高工资待遇，而外资也趁机大获其利。

通过分析观察，人们不难发现，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先行西化，这与其说是西化，毋宁说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几近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孙立平教授对于上述社会现实，似乎感到非常纳闷，把它说成是“摸着石头上瘾”，岂不知，这也许正是极少数人所要的改革，要的就是少数人的先富、大富、巨富，而不管大多数人是否贫穷，要的就是企图把不合理所得或非法所得合理化、合法化。否则的话，面对巨大偏差的改革怎么不去纠正呢？面对巨额的“三公”消费支出怎么不去及时纠正呢？面对公开主要干部的家庭财产的强烈社会呼吁，怎么总是寻找各种借口百般规避、搪塞和无视呢？

二、政治的固守

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西化的同时，我国在政治领域依然固守于传统的来自于苏联的一党制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与其说是先进，毋宁说已经不合时宜。一些人以为中共可以领导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这未免太过天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大的变化，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社会利益的分化，必然带来政治利益代表的多样化，这种发展趋势不是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表面上或者名义上虽然是中共的领导，实际上中共已经在性质上发生了某些改变，他们首要的任务和目标变成维护自身的利益，自身的既得利益，自身的执政地位，表面上看是在维护社会的稳定。采行让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而 让极少数人得利的经济政策，是一个纯正的名副其实的中共应该采取的政策吗？执政党中的极少数人充分运用自身已经拥有的权力，占据有利的优势地位，加快扩大其既得利益，扩大其在社会利益财富中的占有份额。在利益极度分化的今天，固守前苏联式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经济与社会均衡的发展，使社会发展发生了严重的失衡，使社会利益的分配严重失衡，对自然与社会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农民阶级的大多数，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工农阶级的利益代表哪里去了？“蛋糕”做得再大，对工农阶级来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在实体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金融企业、银行利润飙升，大赚其钱，在经济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公务员们却能大幅度提涨工资待遇，在大部分股民亏钱的情况下，庄家大户、上市公司却能够大获其利，居民收入水平降低而土地财政却能大行其道，在通货膨胀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生活、中小企业生存，而税收却能够大幅度地增长。

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在一些领域、环节已经为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控，政府已逐渐地沦为资产阶级所主导把持的政府，或者已经为资产阶级分子、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或左右。工农利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由于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平衡要求所出现的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给予工农阶级一定的利益，这也是因为工农阶级所受到的盘剥过于严重，将会显著地造成社会总需求的严重不足，导致经济处于恶性的循环之中，进而使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也难以独善其身，使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演变为政治危机，但是依然只是微调，目的在于资产阶级能够继续地剥削下去，既得利益集团继续地获利。

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现实。“高薪养廉”、打压房价的阻力之强大，改变土地财政的难度之大，减少“三公”消费步履维艰，体制内人员的高福利和优厚待遇、负利率政策的坚挺，强拆屡禁不止，金融、保险、电信、能源、电力、矿产等行业的高工资、福利的持续，工资管理条例难产，这些都是最好的说明。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已经在我国的政治舞台上缺少了真正的强力代表，工农的声音、普通市民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弱。深嵌于体制中的人已经越来越贵族化了，子女与裙带也在贵族化，“官二代”、“富二代”在快速地自我繁殖，社会不公问题变得愈发严峻。

三、旧有的政治体制的打破

当一个执政党，把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作为首要目标时，社会的各项机能就将失衡。面对这种困境，要么依靠执政党内部的正义力量加以纠正，要么依靠执政党外部力量加以纠正，这主要要依靠工农阶级的觉醒，依靠工农阶级依法维护自身的合理正当的利益，依靠社会力量的增强，依靠社会组织的发育。可行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 应加强中共党内真正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治力量，纯洁执政党组织。

2） 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重要决策在人大、政协、学术界进行公开的自由的辩论；

3） 建立利益博弈机制；

4） 选拔、任用干部引入竞争机制；

5） 将“裸官”清理出干部队伍；

6） 加强对执政党的执政监督和约束制衡，特别是发挥新闻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

7） 实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专职化；

8） 强化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

9） 强化宪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到我国繁荣稳定、长治久安的大事，关系到我国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与幸福，对于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对于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企图，人们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并对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错误改革予以纠正。

201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