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往往始于自由主义，终于国家主义，始于大国治下的和平，终于大国矛盾与冲突以及战争的爆发，其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的矛盾。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主导了冷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政治依然以国家为主体，全球政治治理机制还没有建立，美国和西方国家推动了全球化，但他们无法控制全球化的进程，并成为全球化的失败者，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因为全球化而崛起，但是他们显然处于被动地位，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全球经济结构，有的国家衰退了，有的国家崛起了，由此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显然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都没有准备好。
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市场逻辑，市场逻辑以利润为导向，而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什么，同时利润也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哪里研发，哪里生产，哪里销售，从而使收益大于成本，我们正是通过追求利润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使人类达到充分繁荣和富裕。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全球化打开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与此相比，美国和西方因为发展，趋于饱和，投资回报空间越来越稀薄。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资本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从而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
首先，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地区，其中特别是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其次，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导致全球经济结构两极化的产生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态势，美国和西方国家变成了消费市场和农产品以及原料出口国，发展中国家其中主要是中国被成为世界工厂，由此推动了它们制造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出口和外汇储备的上升，而与此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消费型国家，发展势头减弱，工作机会减少，中产阶级每况愈下，消费依赖于进口，而进口的增加导致贸易逆差的加剧，债务和财政赤字的上升，它们从原来的债权国成为了债务国。其三，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不平衡发展导致美国的衰退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根据统计，全球外汇储备为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对应，全球外债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英，德，法，意，荷，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分别处于前10位，它们外债总和已占全球债务82%，而美国外债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的23.9%。
与经济全球化相对立的是全球政治国家化，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政治国家化的基础是国家逻辑，国家逻辑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追求国家的竞争力和财富最大化，控制经济发展和资本流向，以增加国家自身的权利和经济福利。所以国家逻辑决定了国家行为的自私和非利他性，决定了国家关系的对抗冲突和零和博弈的本性，这一本性导致国家间的互不信任以及成为国家之间冲突和战争爆发的根源。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衰退是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全球资本和技术自由流动，和对现有全球资源重新整合的结果，但另一方面由此出现的结果是不符合美国和西方国家逻辑和利益的，正是因为如此导致美国和西方国家从全球化倡导者转变为反对者，进而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写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或者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目前作为受到挑战的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正因为如此，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全球经济问题正在转变为政治和军事上的问题，崛起和发展中国家与衰退中国家的矛盾正在激化，其中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美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其全球战略目标是维护其全球第一的地位和利益，所以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何种原因，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为此美国在战略上转向和锁定亚洲和中国，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对于中国来讲，美国的冷战思维和现实主义进攻战略也成为其和平崛起的主要外部威胁。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构成了当今国际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两者关系实质就是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关系。首先，国家依旧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所以国家逻辑依旧主导市场逻辑，只要国家存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其次，国家政策特别是大国政策决定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关系框架。最后，经济问题最终将会升级为政治问题，并由政治或军事手段得以解决，甚至不惜采取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消弱了国家原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使它们更加相互依赖,经济利益的考虑已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军事决策的一种强大力量，所以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关系是互动和相互制约的。无疑，进入21世纪，经济效益和国家雄心将是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推动力，并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国家逻辑决定国家利益和安全依然是决定国家行为的首要准则，另一方面市场逻辑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平，世界正在经历从以国家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深刻变化，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冲突和矛盾将影响世界秩序的重建，那么，随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大国体系的解体，未来世界秩序将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还是回归到国家逻辑基础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