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权债务危机留下的残骸中，德国脱颖而出，成为不容置疑的欧洲头号强国。解决危机的德国方案——因为它主要就是德国的解决方案——的中心原则是，欧元区其它成员国必须按照德国的正统财政观念和金融保守主义接受改造。债务将被视为不道德的;经常账户盈余是必要的;只有微小的预算赤字才不会受到惩罚;金融创新将受到监管的限制。欧洲人或许会问，这种天佑论和朴素金融的源头是什么?

通常的解释，会强调20世纪20年代魏玛通胀(Weimar inflation)的历史创伤，它比导致希特勒(Hitler)上台的经济萧条更令德国人记忆深刻。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德语“schuld”(意为“债务、责任、罪责”——译者注)一词中蕴含的债务与罪责的词源学联系。对货币贬值的惧怕，在20世纪以前早已根深蒂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中，为了筹措军资，数度将货币贬值。同时，请注意，歌德(Goethe)在《浮士德?第二部》(Faust Part II)对通胀的危害进行了精彩的描写。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浮士德》中的一个恶魔——译者注)鼓动皇帝，用国土下还未发掘的黄金作为虚假担保，发行本票，以支付军费。当皇帝及朝臣发现，他们可以无限制印刷钞票时，他们的疯狂开支最终导致了螺旋式通胀和内乱。

鉴于在撰写《浮士德》之时，德国还没有发行纸币的银行，因此，对于曾在魏玛担任枢密参赞的歌德来说，这充分体现出他的预见性。歌德可能借用了大革命中法国的经历。法国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的指券(assignat)发行，曾膨胀到超出控制的程度。这种指券在理论上得到1790年充公的教会财产的担保。歌德的名作无疑在德国的知识阶层中，深深埋下了反通胀的思想。只有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才使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人暂时失忆。

同时，在德国及欧洲北部其它国家，重商主义和对复杂金融的恐惧在历史上一直并存。在15世纪，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城市对信贷抱有深刻的怀疑。它们基本上排斥外国银行家。商人们试图实现双边贸易平衡——部分依赖以物易物，部分依赖使用硬币。经济历史学家雷蒙德?德罗弗(Raymond de Roover)估计，1500年，汉萨同盟的信贷机构比意大利人落后大约200年。

进入16世纪后，德国南方人，比如富格尔(Fugger)家族，逐渐变得比意大利人更具竞争力。他们发展了一种金融中介体系，从各地的富人那里借入资金，再贷给君主。但他们仍然对创新抱有深深的怀疑。

接下来，擅长创新的是热那亚人，他们在向西班牙政府提供贷款时，发展了相当于利率掉期的机制。他们还利用流入西班牙的白银，为交付黄金、支付驻扎在低地国家的西班牙军队提供融资，这实际上是一种证券化。据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称，惊骇的富格尔家族认为这是一种行不通的诡计。于是，热那亚人得以蚕食富格尔家族在西班牙财政部那里的生意。

19世纪，德国银行业继续落后，到了20世纪，德国各大银行对塑料银行卡、证券化和衍生市场的重要性反应迟缓。这种保守主义是否具有重大影响呢?德国人是卓越的制造者，而美国人和英国人恰好拥有更强大的金融业。全球化和比较优势法则的意义都在于专业化。但这种文化偏见可以说是一种劣势。银行和非金融企业股本的短缺，使德国经济易于受到冲击。

对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互惠关系的明显缺乏理解，更加具有危害。没有人，能在其他人不出现赤字的情况下，一直维持经常账户盈余。这里还存在双重标准。德国军队长期不受财政纪律约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总参谋部的格言是，“钱无所谓”，言下之意，花销可以大手大脚。德国是欧洲货币联盟中，第一个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中有关赤字和债务规则的国家。

但在现实世界里，债权人相对于债务人总是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如果欧元区继续存在，德国当局和南欧国家，应该对紧缩、随之而来的通缩和失业，以及最终的内乱，做好准备。(约翰·普伦德 译者/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