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世局，令人想到基辛格同窗布热津斯基十余年前的名著《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但是这一国际大棋局与百多年前英俄中亚大博弈以及冷战时代的美苏对峙又有相当显著的差异：先前的争夺相当于象棋和围棋，是两个对手之间的零和对抗；当今的国际大博弈，却类于有多名玩家的中国跳棋，各方利益错综交织，争强取胜之外，也有彼利用此合作的利益交集。

阿拉伯之春带动中东政局变数

过去一年之中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无过于“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最重要结果，是伊斯兰政党和组织开始进入政治主流，从而证实了已故亨廷顿的名言：民主化不等于西方化，因此会加剧欧美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布局，成为对西方世界的重大政治挑战。

但是在教育和科技上，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具有明显的发展赤字，加上妇女地位的拖累，在可见的未来，传统伊斯兰社会的经济发展，会继续落后于欧美和东亚。

穆斯林世界的主要看点，是埃及能否恢复阿拉伯政治领袖的地位？以及土耳其放弃欧盟，在新奥斯曼主义的路程上能走多远？另外，老沙特第二代子弟凋零之后，沙特阿拉伯面临社会变革和领袖断层，成为中东和世界能源政治的重要变数。

一个不无讽刺的发展，是欧美近年操控阿拉伯政权更易的三大对象——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共同结局都会是世俗专制政权被宗教民粹势力取代，加剧了大中东的宗教化趋势。

随着以色列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伊朗核争议的深化，华盛顿的应变是借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矛盾，来置换以巴冲突。这一如意算盘能否奏效，并无保证。

欧美经济财政危机继续深化

西方世界中，现有福利主义社会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继续深化。最明显的是欧元的生存危机，导致欧洲大一统过程的倒退。然而这也催生了另一项历史性发展——“第四帝国”的浮现：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教训之后，德意志终于以和平方式证明了日耳曼民族文化的优越性。

此事的后果，除了英国在欧洲的边缘化加速美欧离异，便是德俄关系重整。读过旧俄小说的只会注意到帝俄上层的法语文化，而忽视历史上日耳曼文化和移民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例如叶卡捷琳娜大帝及其夫彼得三世都是以德语为母语的日耳曼贵族。其后所有沙皇，除了亚历山大三世，娶的全是德意志皇后。直到十月革命，德裔后代仍然充斥俄国社会尤其知识界。德意志经济力量和俄罗斯自然资源的新组合，将会深刻改变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

美国面临与欧洲类似的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危机，加上远比欧洲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右翼的茶党和左翼的“占领”运动此起彼伏。在表面上，这是蓝领中产阶级消亡凸显的后工业化社会瓶颈，但是后面是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危机。

除了军费，美国财政危机的罪魁是医疗制度和体系，导致医疗费用占GDP比重远超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而国民健康指数却落后于欧洲和加拿大。但是美国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消亡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机会异化。这除了积重难返的公立教育体系，更在于社会文化的演变，特别是40%的下一代美国人非婚出生，而面对先天的社会竞争弱势。这是奥巴马、罗姆尼、茶党和“占领”运动都无法解决的长远问题。

美国回返亚太地区

由此论及奥巴马政府任上的美国对外政策重点东移，从中东和欧洲转向亚太地区。这是一年多来国际大棋局的主要发展，也是“奥巴马主义”强调“成本效益分析”的自然结果：不仅正对美国霸权所依的经济实力竞争，也是在大中东耗费巨大财力军力仍然无法抗衡政治伊斯兰的亏本买卖之后，有效发挥华盛顿传统软力量从事离强合弱的理想战场。

过去一年中北京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局势被动和恶化，自不待言。这还不计近代中国的宿敌日本经历了海啸造成的二战以来最大灾难。对比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消长，这一外交逆转更使北京难堪。虽然近年来北京不惜巨资推动对外宣传，如《经济学人》挖苦，一意回避“普世价值”、纯靠金钱而缺乏道德权威的“软力量”，实在是事倍功半的泥足巨人，难以抗衡华盛顿四两拨千斤的外交攻势。

中国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如欧美现有社会模式难以为继一样，年终的乌坎事件展示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这里也有我先前“中国跳棋”比喻：欧美消费性社会的危机，同时制约了中国出口型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两极分化现象上赶超美国之外，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北京也在仿效山姆大叔强调“例外主义”。除了朝鲜的世袭闹剧，从阿拉伯之春，到俄罗斯杜马选举风波以及缅甸军政府的演变，权威主义制度在世上日益形单影只。道德权威和政权的“合法性”，代表了北京内外政策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