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现实生活，“正义”在目前的中国都是一个关键词。从理论研究看，近年来正义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都非常关注社会正义问题。从现实生活看，近年来中国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比较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变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从强调效率转变为强调公平和正义。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实现社会正义。
要实现社会正义，关键在于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目前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的状态，他们很少甚至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就分配正义来说，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严重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要解决这些难题，一种分配正义理论必须回答两个关键问题：首先，什么样的分配是正义的；其次，分配正义的原则是什么。本文试图探索一条思路，即从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待和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什么样的分配是正义的？
在分配正义问题上，人们抱有两个基本目的：一个是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另一个是希望自己的福利能够得到不断改善。从道德的观点看，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所以人们也希望在财富、机会和资源的分配中得到大体上平等的份额。同时，人们也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希望不断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过一种更加幸福的生活。
这两个目的都是合理的，然而，它们通常却是相互冲突的。一方面，基于平等对待的要求，一个人希望拥有同其他人大体上相同的财富（其中包括收入）。但是，如果一个人确信自己无论如何都能够得到同其他人一样多的收入，那么他就会失去为更多收入而努力工作的动机。如果很多人都失去了这样的动机，从而不能有效增加社会财富，那么人们的福利也就无法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基于福利不断改善的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工作，以增加可供分配的财富、机会和资源。然而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要增加可供分配的财富、机会和资源，就需要给人们提供物质刺激，以鼓励他们更加努力工作。但如果人们的收入与其工作效益是挂钩的，那么他们的收入就会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也有可能变得非常严重。
分配正义是社会以制度的方式来分配收入、机会和各种资源。虽然分配正义同每个人都有关，但是它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考虑和跟踪每个人的福利状况。因此，分配正义关注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就当前中国社会来说，分配正义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不平等，但不是某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的不平等，而是一个社会群体与另外一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基于生活状况的差别，我们可以把所有社会成员分为不同的群体，如“富裕群体”、“中间群体”，和“弱势群体”。为了使这里的讨论更加清晰和明确，应该给出一个对“弱势群体”的定义。本文是这样来界定“弱势群体”的：它的成员对福利持有最少的合理期望。所谓“福利”是指每一个成员所分享的收入、机会和资源。本文用来界定“群体”的东西是对福利的“合理期望”。这是对福利的期望，而不是所享有的福利，因为同一群体的成员对福利的合理期望应该是一样的，尽管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所实际享有的福利可能是不一样的。这种对福利的期望是“合理的”，而一个成员基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拥有的期望也是合理的。
分配正义的实质是社会通过正义的制度和政策来分配收入、机会和各种资源，以帮助那些迫切需要社会正义来帮助的人。谁是最需要社会正义来帮助的人？人们凭直觉就确切知道，弱势群体是最需要社会正义帮助的人。他们的收入最低，工作最不稳定，拥有最少的社会保障，生活非常贫困，对福利拥有最低的期望。在各级各类政府机构中，他们缺少自己的代表。在各种媒体和舆论平台上，也很少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讲话。也就是说，社会不公平严重地体现在弱势群体身上。
如果社会不公平集中体现在弱势群体身上，那么弱势群体就为我们思考如何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观察点。上文说过，在分配正义问题上，人们抱有两个基本目的，一个是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另一个是希望自己的福利能够得到不断改善。一个社会能够同时实现平等和提高福利水平，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平等的要求与福利的要求是冲突的：基于平等的要求，我们应该在分配中把平等放在第一位，即使这会妨碍福利水平的提高；基于福利的要求，我们应该最大程度地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按照总和或人均计算），即使这会导致不平等。那么，如果平等的要求和福利的要求发生了冲突，我们应把哪一种要求置于优先的地位？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如果两者发生了冲突，平等的要求应优先于福利的要求。
弱势群体主张平等的优先性，这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主张平等优先的理由是什么？本文认为，这种平等的优先性基于两个主要理由。首先，弱势群体的成员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如果现实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那么这意味着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如果一个社会有能力使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相当一部分人却没有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些处境困难的人们就受到了伤害。不平等对弱势群体的成员伤害最大，使他们具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其次，由于弱势群体所享有的福利水平是最低的，通常处于困难的生活境地，所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对于弱势群体，平等的要求往往同时蕴涵了福利的要求，缩小贫富差别包含了穷人福利的提高。所以，弱势群体成员的贫困处境使他们有理由提出平等的要求。也就是说，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一种正义的分配应该是平等主义的。
迄今为止，本文的推理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一种正义的分配应该是平等主义的。但是这个结论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从弱势群体的角度推出的，这种推理的基础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基于自身的利益，弱势群体的成员自然赞同平等主义的分配。然而，对于政治哲学的推理来说，群体的利益不是一个好的理由。一个群体基于自己利益提出的主张，是无法使其他群体信服的。人们不能说，因为这个分配方案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别人”都应该服从它。因此，论证分配的平等主义，必须出示更好的道德理由，这种道德理由是任何群体都能够接受的。
现在我们来思考支持平等主义的更好的道德理由是什么。“一种正义的分配应该是平等主义的”，这种主张所针对的是不平等，它意味着“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是不正义的”。如果我们能够从道德上说明“一种不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正义的”，那么就从否定的方面证明了平等主义的道德合理性。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导致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虽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很多，但可以大体上把它们分为三类。一类是社会条件或家庭出身：例如在中国，与出生于贫困农村的人们相比，一个出生在大城市的人通常拥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社会处境。另外一类是自然天赋：有些人天生聪明或健壮，有些人则天生愚笨或孱弱，前者一般会比后者拥有更多的收入并处于更好的状况。第三类是抱负和努力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有抱负和更努力的人们通常也会有更多的收入。就前两类原因来说，一个人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或者具有什么样的自然天赋，这完全是偶然的，因而从道德的观点看，这不是应得的。(cf. Rawls, p.104)正如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应该是智障者，同样也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应该是天才。正如没有一个人应该出身于偏远的贫困农村，同样也没有一个人应该出生于大城市。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和具有什么样的自然天赋是偶然的，并且从道德的观点看不是应得的，然而这种家庭出身和自然天赋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使某些人得到了更多的收入，那么这些更多的收入在道德上就不是他们应得的，所产生的不平等就是应该加以纠正的。因此，社会需要用正义的（平等主义的）分配来纠正这种不平等。
如果说上述道德理由是否定的，即不平等是应该加以纠正的，那么我们还要提出一个肯定的理由，即平等的分配是正义的。一方面，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是平等的，就此而言，平等是人的一种道德权利。另一方面，每一位公民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在社会上都占有平等的地位，就此而言，平等是一种法律权利。无论平等是作为道德权利还是作为法律权利，都要求社会制度平等待人，不应该对某一部分社会成员采取歧视的态度。基于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每一个人也有理由要求得到平等的对待。对于分配正义，平等待人意味着每个人在财富、机会和资源的分配中也都是平等的。这种分配的平等有强弱两种含义之分：在强的意义上，每个人在财富、机会和资源的分配中享有平等的一份；在弱的意义上，每个人在财富、机会和资源的分配中享有平等的资格。无论哪一种含义，都意味着正义的分配应该是平等主义的。
以上论证表明，正义的分配应该是平等主义的。但是，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平等的分配又是不可能的。说平等不可能，既指平等的分配是不可取的，也指它是不可行的。使平等分配不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道德上的，一个是动机上的。
道德的原因使平等的分配是不可取的。所谓道德的原因是指人们的抱负或者勤奋。让我们假设，在一个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分到了平等的财富，比如说同等数额的金钱。在接下来的生活中，他们要使用这相同数额的金钱进行生产和交换，从事经济活动。虽然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财富，但是有些人胸有抱负并且勤奋工作，也有些人无所事事，只关心玩乐。一年以后，两者的财富出现了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财富较少者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抱怨，所出现的不平等也没有道德理由来加以纠正。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起点，而只是由于抱负和勤奋的差别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那么这种不平等是不需要矫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用平等分配来矫正不平等，在道德上是不可取的。
动机的原因使平等的分配是不可行的。分配不仅关乎现在的状况，而且也会对将来的分配产生影响。人的行为是由动机驱动的。如果分配的结果对人们产生了激励，人们愿意更勤奋地工作，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会有更多的东西来分配。如果分配是人人平等的，无论他们是勤奋还是懒惰，那么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鼓励懒惰，从而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也会更少。另外，有些职业（如医生和飞行员）需要很多的知识和复杂的技能，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和长期的培训，为此所消耗的费用应该在其收入中得到补偿。有些职业（如常年在野外工作的地质和测量工作者）是令人不快的、艰苦的或者危险的，也需要给予额外的补偿。这就是说，社会付给这些人更多的报酬，以激励他们选择需要更长时间的培训和更加艰苦甚至危险的工作，这是公平的。如果人们需要激励，那么平等分配就是不可行的。
本文目前的推理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不平等的分配是现实的，但它不是正义的；平等的分配是正义的，但它是不可能的。这种推理似乎走向了一条死路，一种政治哲学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意味着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了跨越这条鸿沟，我们应该寻找能够摆脱这种二律背反的第三条道路。而为了找到这第三条道路，我们应该展现另外一种思路。现在让我们这样来思考：从正义的平等分配出发，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不平等的分配也能够被看作是正义的？
我们知道，平等的分配是正义的。现在假设，按照“现有的平等分配方案”，每一个相关的人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再假设，如果我们现在选择另外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出于某种机制，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会大大增加总体收入，从而使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即使对于收入最少者也是如此。用流行的语言讲，由于激励机制，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把“蛋糕”做大了，所以每个人分到的份额也都增加了，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不平等。为简便起见，这里把所有相关者分为两个群体，即收入更多的群体和收入更少的群体。收入更多的群体显然会赞成这种方案，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使他们得到了新增收益中的大部分。问题在于，收入更少的群体会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吗？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这些收入更少的群体是理性的，而且不平等不是非常严重，那么他们会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即使另外一个群体会比他们的收入更多一些，这样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就是正义的；反之，如果不平等非常严重，收入更少的群体就不会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从而它就不是正义的。
如果把上述假设变换为现实，那么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就是“现有的平等分配方案”，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就是“不平等的分配方案”，而弱势群体就是“收入更少的群体”。改革开放提供了各种激励机制，使“蛋糕”变得比过去大多了，人们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也产生出了严重的不平等，出现了过大的贫富差距。因此，我们需要分配正义来纠正这些严重的不平等和过大的贫富差距。弱势群体为我们思考分配正义问题提供了正确的观察点：对于我们目前努力建立的和谐社会来说，如果社会分配出于各种原因而只能是不平等的，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必须能够被弱势群体所接受。也就是说，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只有在能够得到弱势群体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被看作是正义的。
二、什么是分配正义的原则？
上文针对“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是正义的”的问题提出，如果一种分配是不平等的，那么它只有得到了弱势群体的同意才能够是正义的。具体地说，如果这种不平等的分配能够使弱势群体的成员受益，而且不平等不是非常严重，那么他们作为理性的人会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理论分析与现实问题是一致的，即分配正义的关键在于解决目前存在的严重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呢？以收入不平等为例，我们可以采取三种方式来解决：第一，降低处境更好群体的收入；第二，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第三，把以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既降低处境更好群体的收入，同时也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
先考察第一种方式。解决严重的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降低处境更好群体的收入。这种降低水平的方式简单易行，立竿见影。比如说，我们可以为人们的收入和财富规定一个限额，对超过限额的部分课以惩罚性的重税。这种方式的实质是把其他群体的收入水平拉下来，以缩小与弱势群体的差距。实际上，反平等主义者就是针对这种“拉平”的方式来反对平等主义的。在他们看来，为了保持平等而不允许人们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这不仅从直觉来看是错误的，而且还会使这些财富闲置无用，即“这种平等主义原则通常导致浪费”。(Raz, p.227)
本文认为，这种“拉平”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但是理由与反平等主义者不同。而且本文的目的与他们也不同：不是反对平等主义，而是证明平等主义。本文基于以下三个理由反对“拉平”的方式。
首先，这种“拉平”的方式违反了应得原则。导致人们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有客观条件的差别，也有主观努力的不同。一个人拥有更高的收入，可能源于客观的条件（如家庭出身和自然天赋），也可能出于主观的努力（如更有抱负和更加勤奋）。客观条件是人们无法选择的，一个人既不能选择自己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也不能选择自己具有什么样的天赋。如果一个人是基于自己无法选择的客观条件而拥有更高的收入，那么他对于自己的收入就不是应得的。但如果一个人是基于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拥有更高的收入，那么他对于自己的收入就是应得的。一个人对自己的收入是应得的，意味着他对自己的收入拥有相应的权利。我们只知道人们的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是没有办法区别哪些人的收入基于客观条件，哪些人的收入基于主观努力，更没有办法区别一个人的收入中哪些部分源于客观条件，哪些部分源于主观努力。因此，如果通过国家权力强行降低收入更高者的收入或者剥夺他们的财富，那么就违反了应得原则，就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其次，这种“拉平”的方式是没有效率的。本文所使用的“效率”指“帕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假设有两种分配，第一种分配是现状，第二种分配是将要实行的；如果我们实行第二种分配以后，某些人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则没有变化，那么第二种分配就是有效率的。为了简便，这里没有把从第一种分配变为第二种分配的成本计算在内。这种效率概念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即“有效率的”意味着人们的福利得到了提高。当然，这种“帕累托改善”对于分配正义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它可能是指某一部分人的福利得到了提高，也可能是指另外一部分人的福利得到了提高，或者可能是指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了提高。在“帕累托改善”的意义上，一种分配只有使某些人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而同时又没有使其他人的状况变坏，这种分配才能够是有效率的。如果我们采取“拉平”的方式强行降低收入更高者的收入，那么就使这些人的状况变得比过去更坏了。因而在“帕累托改善”的意义上，这意味着效率的降低。效率对分配正义形成了约束：一种没有效率的分配是不可取的，它以某些人的利益为代价；一种没有效率的分配也是不可行的，它没有持续下去的动力。但是也需要指出，这种“帕累托改善”的约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约束可以被弱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分配正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平等而平等，而是为了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如果我们单纯追求平等，那么只要把富人变成穷人就可以了。这不是分配正义的目的。分配正义的目的是提高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让他们过一种更好的生活。因此，它不仅关注平等——弱势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成员相比的福利之相对差距，而且更关心现状——弱势群体成员的福利之较低的绝对水平。（参见帕菲特，第206页）他们需要帮助，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贫困的生活。由于他们处于一种不好的状况，所以需要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如果不是仅仅他们处于这种贫困的状况，而是所有人都处于这种状况（如“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么所有人的处境都需要改善。降低其他群体的福利水平，这本身无助于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从而也不是分配正义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上述三种理由中，“公平”要求分配正义不应该违犯应得原则，“效率”要求分配正义不应以某些人的利益为代价，“目的”要求分配正义应该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基于公平、效率和目的的三重考虑，第一种“拉平”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如果第一种方式是不可取的，那么第三种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第三种方式包含了第一种方式，也具有“拉平”的成份。现在只剩下第二种方式值得考虑。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来解决严重的不平等。这种方式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弱势群体的成员是最需要社会帮助的人。也就是说，分配正义要求政府承担改善弱势群体状况的社会责任。虽然正义的分配应该是平等主义的，但是它也受到效率的约束。本文这里所说的效率是“帕累托改善”意义上的。问题在于，在处理分配正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着许多分配方案：它们不仅都能够提高弱势群体的福利，而且也都处于“帕累托改善”之内，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有效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选择分配方案？
按照正义的观念，在各种有效率的分配方案中，我们应该选择一种最合乎正义的方案。问题在于，哪一个方案是最合乎正义的？这就需要参照分配正义的原则来判断。没有这样的分配正义原则，我们就没有判断的标准。在面对分配正义问题时，实际上的困难在于：人们知道选择的关键是保持平等与福利的平衡，但是不知道平衡点在哪里。因而需要一种分配正义的原则来确定平等与福利的平衡点。如果有了这样的分配正义原则，那么就可以用它来指导选择。
通过第一节的论证，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只有在能够得到弱势群体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被看作是正义的。那么，弱势群体能够同意什么样的分配正义原则呢？按照这种思路，笔者认为分配正义的原则应该是这样的：社会安排①应该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其成员的福利。这个原则意味着，在各种能够改善弱势群体状况的分配方案中，我们应该选择能够最大程度改善其状况的方案。这个分配正义原则是平等主义的。它试图解决严重的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但是它也允许收入、机会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只要这种不平等分配对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是有利的。
这种分配正义原则要发挥作用，需要以一些制度为前提，并且也受到效率的约束。这种分配正义原则所需要的制度性前提是：第一，在健全的法治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第二，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由宪法和各种法律规定的。人们处于法律和权利的保护之下，他们服从法律，同时也拥有基于权利的各种自由。
效率的约束是指“帕累托改善”，它对分配正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严格意义上的“帕累托改善”，即在不降低任何人的福利的情况下，提高弱势群体成员的福利。这种理想的情况需要两个条件。首先，社会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还不是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提高弱势群体成员之福利的方法来减少不平等，而无需降低其他群体成员的福利。其次，该社会的经济是明显增长的。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可以把所增加的财富（或其中一部分）用于提高弱势群体成员的福利。如果一个社会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并且按照本文所说的分配正义原则来规范社会分配，那么这个社会的分配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
第二种情况是较弱意义上的“帕累托改善”。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社会所具有的条件是不理想的。这些不理想的条件主要有两种：首先，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贫富差距十分明显；其次，社会的经济没有明显的增长，没有额外的大量资源可以用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追求“帕累托次优”，即社会提高了弱势群体成员的福利，同时也降低了富裕群体成员的福利，但是前者的所得比后者的所失要更大。
人们通常认为，应该追求“帕累托最优”；只有在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情况下，才应该追求“帕累托次优”。笔者认为不然：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帕累托次优”。这样做基于两个理由。
首先，“帕累托最优”以“帕累托改善”为基础，而“帕累托改善”要求分配的变化应该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就此而言，“帕累托改善”是非常保守的，它以现状为前提。但如果现状是不正义的，为什么还要尽力维持它？如果社会中最富裕群体之福利的微小“变坏”能够带来弱势群体之福利的明显改善，那么这种“变坏”就不是不正义的。分配正义就是要改变不正义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帕累托次优”就具有充分的道德理由。
其次，“帕累托改善”需要社会经济一直保持明显的增长，为提高弱势群体成员的福利提供资源。但是，要求经济一直保持明显的增长是不合理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做到一直保持经济的明显增长，因而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不应该以这样的增长为前提。在经济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若其他条件不变，要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就需要富裕群体降低一些富裕程度，但这不是“拉平”，而是“帕累托次优”。
这里所阐述的这种分配正义原则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努力解决分配方面的不平等。这种分配正义的原则也是后果主义的，因为它按照行动的后果来评价法律、制度、政策和社会安排，其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提高弱势群体成员的福利。②
如果分配正义的原则应该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达到其成员之福利的最大化，那么我们就必须有某种方法把这一群体识别出来，然后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来提高其福利。上文曾给弱势群体下过这样的定义：它的成员对福利持有最少的合理期望。所谓福利是指收入、资源和机会。“收入”一般是用金钱表示的， “资源”主要是指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其他同身份相关的资源。而“机会”则主要是指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的机会。这样，弱势群体的成员就是指那些收入最低、享有最少资源和拥有最少机会的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享有的收入、资源和机会的函数。当然，识别弱势群体之个人成员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可操作的方法，以把收入、机会和资源换算为可以进行人际比较的福利指标。
三、其他群体会同意吗？
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如果分配正义的原则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其他群体的利益怎么办？这种分配正义原则会不会侵犯其他处境更好的群体的利益？人们通常认为分配正义应该有利于所有的社会成员。如果这样，那么这种分配正义原则是不是只对弱势群体的成员有利，而对其他群体的成员不利？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其他群体的成员会同意本文的分配正义原则吗？
笔者认为，这种分配正义原则考虑了其他群体成员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权利，而且也受到了效率和应得原则的约束。因此，如果其他群体的成员是理性的，那么他们就会支持这种分配正义原则。具体地说，基于以下一些理由，其他群体的成员应该赞同或至少不会拒绝这种分配正义原则。
首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产生了分配的不平等。其他处境更好群体是这场社会变革的受益者，其中“富裕群体”是分配不平等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就现实来说，其他群体的成员已经从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弱势群体则没有或很少受益；另一方面，就将来而言，即使实行本文的分配正义原则会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但其他群体仍将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其次，即使按照本文的分配正义原则来制定法律制度、社会经济政策和分配方案，也不会侵犯到其他处境更好群体的利益和权利。前面说过，任何社会安排和分配方案的选择通常都会受到两种约束：一种是“帕累托改善”的约束，它要求分配的变化应该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这样其他群体成员的利益就不会受到侵犯；另外一种是“应得”的约束，它要求如果其他处境更好群体成员的利益是他们应得的，那么就会得到社会的尊重，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利不会受到侵犯。
再次，在通常情况下，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群体之利益的提高或降低会影响到其他的群体。假设一个社会存在三个群体，即弱势群体、中间群体和富裕群体，那么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一种“链式连接”(cf. Rawls, p.80)。这种“链式连接”意味着：如果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了，那么它会推动中间群体的福利的提高；如果中间群体的福利提高了，那么它会推动富裕群体的福利的提高。
最后，如果其他群体的成员是理性的，那么他们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拒绝这种分配正义原则。这里的核心观念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加以拒绝”：人们就正义原则达成一致，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理由接受它，而是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拒绝它。这个观念是斯坎伦提出来的。(cf. Scanlon,pp.103-128)本文的分配正义原则对弱势群体是有利的，基于这个理由，其他群体的成员可以不赞同它：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他们接受它；但是他们不能拒绝它：他们不能以这个原则不利于自己的利益为理由拒绝它，因为基于自己利益的理由不是一个好理由，不是一个道德理由，从而不能构成一个正当的反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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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所谓“社会安排”是指通过法律和政策所形成的分配，而这些分配所导致的结果通常是不平等的。
②这种分配正义原则明显受到了罗尔斯(John Rawls)正义理论的启发，特别是他的“差别原则”。但是，本文的分配正义原则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之间也存在很多不同。首先，从哲学立场看，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义务论的，而本文的正义原则是后果主义的。罗尔斯的义务论把权利放在第一位，主张权利优先于福利。本文的后果主义则把弱势群体成员的福利放在第一位，明确主张这种福利的最大化。其次，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关注的是“最不利者”的利益，而本文的分配正义原则关注的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利益。确定“最不利者”利益的东西是罗尔斯所说的“基本善”，即自由和权利、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确定“弱势群体”成员利益的东西则是福利，即收入、资源和机会。很明显，不同的原则对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而这种对利益的不同理解反映了义务论与后果主义的差别。最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辩护是不同的。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论证只考虑了道德理由，而且在道德理由中，他只考虑了社会条件和自然天赋。本文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论证不仅考虑了道德的理由，而且还考虑了动机的理由，即分配正义应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激励。在道德理由中，本文不仅考虑了社会条件和自然天赋，而且也考虑了主观努力和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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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帕菲特，2006年：《平等与优先主义》，载葛四友编《运气均等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2]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Raz, Joseph, 1986,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4]Scanlon, T. M. , 1982, "Contractu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in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 (eds.) ,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