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要以亚太作为战略重点，其前提是把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降格为“次要矛盾”。而后一事的前提，除了防止把伊朗核争议上升到军事冲突，更要压迫以色列在以巴冲突中作出实质性让步。在以色列现有内政和美国国会对其无条件支持下，这是一桩“不可能的使命”（Mission Impossible）。
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华盛顿国际战略东移的大势日益明朗。12月15日，美国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这一战略转移的最新步伐。美国主要传媒纷纷评论：奥巴马政府淡化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卷入，以便腾出手来强化在亚太地区的投入。
除了奥巴马本人的环太平洋“阶级烙印”，这一战略转向也符合奥巴马政府的东北部常春藤知识精英“意识形态”。按照已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西方文明的主要敌手固然是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但是伊斯兰文明代表的是宗教文化冲突，而华夏文明则在称霸世界的本钱——经济实力上挑战西方文明。
“政治账”与“经济账”
十年“反恐”战争中，在若干犹太知识分子主导的新保守主义和共和党右翼草根的“新十字军”信念驱动下，美国运用全部军事力量和外交资源，来对付回教激进主义和“政治伊斯兰”，在财力和人力上都精疲力竭。在主流知识精英眼中，这使得中国借机在经济上坐大，超过日本而直逼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
换言之，虽然都必须借助军事力量，共和党“反恐”，算的主要是“政治账”，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亚太战略，更关注的是“经济账”，以及美国长远的世界地位。总之，美国国际战略的东移，象征“文明冲突”的主要对象，从伊斯兰转向华夏文明。要完成这一战略转移，华盛顿必须淡化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冲突，降低传统的中东外交重点。《经济学人》周刊新近有一幅漫画，非常形象地描绘了中东会拖累奥巴马亚洲政策的后腿。
奥巴马政府可以调低中东在美国国际政策中的重要性，一个因素是美国能源安全局势的改善，特别是页岩气（shale gas）开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国内的天然气供应。根据《华尔街日报》，今年会是美国1949年以来首度再次成为石油产品净出口国。加上加拿大油砂矿和巴西海洋油田的开发，中东石油对华盛顿的战略意义明显有所下降。
以色列成为美国策略转移的障碍
但是奥巴马的对外重点向亚太东移，有个明显的障碍，这便是以色列。《华盛顿邮报》新近有篇《阿拉伯之冬》的评论，对“阿拉伯之春”的前景极为悲观失望。其基本论点，是伊斯兰组织和政党看来是阿拉伯民主运动的唯一赢家，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因此面临日益增加的敌意和孤立。文章特地引用以色列前防长指出的“严峻事实”：以色列与邻国的两个和约，都是与独裁政权签订的。民主革命后的民调表明：过半数的埃及老百姓要求废除与以色列的和约。
华盛顿要以亚太作为战略重点，其前提是把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降格为“次要矛盾”。而后一事的前提，除了防止把伊朗核争议上升到军事冲突，更要压迫以色列在以巴冲突中作出实质性让步。在以色列现有内政和美国国会对其无条件支持下，这是一桩“不可能的使命”（Mission Impossible）。
以色列右翼政府的强硬政策，引起欧美领袖的普遍反感。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时，法国总统萨科齐私下咒骂内坦亚胡总理是个骗子，获得奥巴马的共鸣。但是这个“骗子”新近在美国国会演讲时，居然获得两院议员集体起立鼓掌。虽然《纽约时报》的犹太裔专栏作家弗利德曼准确地挖苦这一全体致敬是“犹太游说势力买来的”，还是说明以色列对美国国会的操纵无与伦比。
尽管美国犹太人自由派居多，但是共和党的社会基础，尤其基督教福音派和原教旨派具有强烈的“恐回”心态，视伊斯兰为最大威胁，可以为亲以色列势力利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纷纷表示坚决反对“伊斯兰教法（Sharia）”，攻击奥巴马对伊朗采取绥靖主义，以及金里奇新近称巴勒斯坦人为“虚构民族”，都是例子。
对以色列而言，自身利益至上，尤其是一旦怀疑美国保护伞的诚意，会更加我行我素。例如欧美政府普遍谴责俄罗斯执政党在新近杜马选举中舞弊，以色列外长却在莫斯科公开赞扬这场选举“既公正又民主”。其理由无非是以色列需要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影响莫斯科的决策。
面对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多重攻势，从澳大利亚驻军到计划在东南亚部署新型战舰，中国显然感受到相当大的国际压力。在能源和资源需求急速增长之下，北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化，无形中为华盛顿提供了许多外交筹码。
除了需要改善内外道德权威赤字，增强睦邻外交之外，北京不妨看到与以色列的某种利益交集可资利用，以中东局势来拖累华盛顿的战略东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