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有增删。）

题记：中共革命进程中，正是怀抱马列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农分子，是推展中共意识形态、组织蓄势的主要载体。他们延续一种从中心城市向省城、县城再转入乡村的正统蓄势、传播路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这种蓄势、传播路径，其中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政党组织形态源于苏俄，但它嵌入中国社会的途经绝对是中国式的，因此，它并不是全盘外化的产物，亦有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之根源。

【内容提要】：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富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新思想并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而其串联模式却极为本土化，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学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在这个串联、推展过程中，也因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转型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抱持的还是先前那一套动员模式走精英主义路线来推展乡村串党、串团事业，虽然组织和发动群众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细枝末流。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偏向联络地方精英，而之后才专注联络农民。转型的态势极为明显，国共分裂后动员最广大农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共乡村革命首要目标已被提上征程。

【关键词】：大别山区；中共革命；知识分子；城市串党；革命下乡；动员

大别山区[1]曾是中共革命的发源地之一。苏维埃革命年代这里曾孕育了中共革命的第二大苏区——鄂豫皖苏区。就革命烽火的燎原而言，它最早却是由来自该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回乡点燃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如何抱团、传导与走向革命的？他们是如何从城市运动转入乡村运动的？他们最初真的是在从事乡村农民运动？转向过程中，他们又面临何种困境及其解决困境状况如何？本论文拟作进一步探讨。

一、观念变动与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以降，中国的王朝体制已彻底被民族国家体制所取代，但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制在这个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国并未落地生根，它深陷多重困境与危机之中。当国人面对民族、国家危机时，他们对危机的看法、估计、认识、了解迥异：有的认为某个领域有严重危机；有的认为另一领域危机更多；有些人认为这些危机并不迫切，可以渐进去解决；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全面危机，各个领域危机犬牙交错构成一个整体联盟，而这个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没有迟缓的时间与空间了，要解决的方法只有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又必然是全面的。即“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则是应付社会危机的一种对策和推进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手段”。[2] 因此，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而全面解决只有全能主义的社会革命。

但彻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不可能自发产生，一般来说，只有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才能承担起这一艰巨使命。因此，五四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怀抱道德理想主义追求，在民族危机面前逐渐左倾激进化，普遍寄希望于西方文明之外寻求一种自强道路，这不但能够跃进与质变，而且还能够超越与飞跃，于是，他们中间颇多已突破历史决定论而成为革命意志决定论者，最后都绝对性地选择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中共政党组织。

其一，马列主义提供了建构主义思想模式。这种建构主义思想模式，一方面，其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解释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威方案；另一方面，其建构的共产主义理念更具有完美道义及科学般的理性主义权威。马列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以革命武装斗争实现革命者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互为统一的价值信仰系统。

这里，尤为值得阐释的是其中的共产主义完美道义及理性主义权威，它与传统中国士大夫大同理念具有某种同构性。它不但具有强意识形态道义魅力，而且享有“科学”光环，因此，几乎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理论信仰武器。原因又与时代语境意识休戚相关。五四年代盛行“科学”话语，在社会领域盛行的其实是一种“唯科学主义”。那个时代的革命知识分子一般都深为迷恋与糟糕现实相反的共产主义图景去吸引民众，因为它具有强道义感召力，而民众的“类逻辑”[3]思维又会把这种理想主义图景论证为科学规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一切反对这样做的企图都会被论证为反科学、反历史规律的、阻止人类历史车轮前进的邪恶东西，而清洗它们就成为最高道德，这已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普世铁律。这样一种论证，一方面可以激发人们精神层面的宗教品格，另一方面，又具有建构理性主义赋予的理性通行证。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内蕴，它是世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的建构理性主义具有如此双重性，它既是一种被“类逻辑”修饰起来的深层的浪漫愿望，同时也可以说是植根于深层的浪漫愿望的“类逻辑”理性主义，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关系。共产主义一旦在社会领域完成这样一套形式上的科学论证，即证明其是合乎科学般的真理，那么其道义感召力即随之放大、扩散化呈现。这样，五四年代社会领域的“类逻辑”思维，其实就是以“科学”的形式来建构、武装具有强道义感召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就会使相信理性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俘虏。这方面，陈公博1924年较早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非常有预见性地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还很年轻，但它已非常迅速地风靡全国”。[4]

其二、社会革命光有意识形态的感召还不够，强化性组织即政党，往往是整合社会的关键性力量，并且这种先锋政党还不能与阶级混淆，那么这个先锋政党又是怎样酝酿并瓜熟蒂落的呢？据王奇生观察，他说中国“五四前后的思想演进，大体有一个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过程，其间可见‘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和‘社会’主义勃兴等几个环节。几个环节之间的关联互动虽然隐约，仍有线索可寻。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而社会主义也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而“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之间，亦有因果链接依稀可见。‘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基础，‘社会的觉悟’被视为最高觉悟，同时‘社会’又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需要‘改造’，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社会’而需要‘无中生有造社会’。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土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需要“社会组织”的塑造，这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5] 19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主义思潮即通过列宁主义的中共组织由思想、观念层面而转入实践阶段。

这即是说，马列主义在渐逐中国化的过程中，五四年代那些怀抱理想主义及救赎主义精神的革命知识分子，就开始把激进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与革命的制度化——政党制度——勾连起来，并且依托马列主义价值系统提供的救世启示，强化政党组织提升阶级群众的觉悟，循着苏俄革命的先验路径，在一个众民合力演进的政治过程中，进行着翻天覆地性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看似要用理性一劳永逸地进行反历史倾向的社会改造，但对急功近利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言，却是实现彻底社会变革的唯一可行方案，他们中颇多人也正是因为追索此“应然”目的而步入中共革命道路的。

不过，涉及实践层面，这些革命知识分子进行城市运动及乡村革命播火时，并未一蹴而就，这正如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所说，纵然革命的情况存在，也并不意味着烽火会自动地点燃。[6] 至于革命烽火点燃与否，一方面，取决于传统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分裂、背叛及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团结与极化；另一方面取决于革命知识分子与阶级群众建立联系的程度。

二、来自大别山区革命知识分子及其城市串党、串团[7]

中共革命，最初是城市知识分子运动，后来才转移到乡村成为一场乡村革命，其中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分离、背叛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按照丛小平的考察，中共革命史脉络里的知识分子一般包括两代人：一代人是指那些出生在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年的旧乡绅家庭，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又在大城市生活，接受新式教育。他们在吸收西方思想过程中，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想的影响，并且很快皈依马列主义社会理论，在实际行动中书写、翻译、呼吁与传播；另一代人多指生活在1910年代的乡村，他们有的接受私塾教育，有的接受新式教育，很多则是国民党掀起免费乡村师范教育的受益者，他们一般在中小城市接受的是中等教育，他们是通过左翼刊物及社会学入门而了解马列主义的，而且他们了解的马列主义学说更多的是列宁式的，是经过第一代共产党人选择、消化、锤炼的理论。[8] 总之，革命知识分子概念，有本土化特性，他们一般是指受过底层、中层、高等教育，甚至留过学，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影响，有共产主义信仰，有很强的反叛及民族觉醒意识的知识人。在中共革命发生、转型过程中，他们是中共城市秘密串党、串团的载体，同时亦是中共乡村革命的播火者。

大别山区革命，毫无例外是由革命知识分子点燃的。[9] 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如丛小平所言的第一代人，也有不少第二代人，他们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主、富农家庭。[10] 因为只有有一定经济能力家庭出身的后生，最初才有可能为改善自身及自家的处境而去外地求学。他们在外地城市读书求学的过程中，即接触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政党组织，然后回乡干革命。笔者仔细梳理资料时，发现这些革命知识分子，至少在1927年之前，活动重心都在城市，大多在武汉求学，其次是安庆、芜湖、上海、南京、北京等城市，另外一些小城市，比如六安等亦吸收不少这些来自大别山区的革命知识分子活动。他们多在城市以合法身份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工作，但是乡村农民运动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么这些来自大别山区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利用怎样的因素推展城市秘密串党、串团工作的？或者说，有了主义与政党后，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最初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把这种意识形态及政党组织的复合体嵌入中国社会的？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晓，至少在国共合作之前，中共极力主张“社会革命”，但耻于“争权夺利”。[11] 而国共合作之后，争权夺利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明目张胆。因此，来自大别山区的革命知识分子，最初在城市活动，至少在国共合作破裂前，基本未明确涉及苏维埃政权的核心命题，他们从事的多是利用传统“社会资本”[12]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等组织化工作。即便如此，这也不那么容易，因此，“全靠运用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开展工作”。[13] 尤为遗憾的是，笔者在追索、勾勒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利用传统“社会资本”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的系络、链条时，也遇到了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遇到的研究困境，即研究中共早期萌生、传导等状况，缺乏档案资料的佐证。[14] 因此笔者这里只能在回忆录、口述资料、地方志及相关地方文史资料基础上进行甄别、再现及阐释。

先以武汉为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秋由当时的中共起源地与理论宣传的中心——上海方面——的推动下成立的。[15] 据罗章龙回忆，“武汉中共小组成立甚早，其前期参加中共建党者有李汉俊。李为留日学生，归国后与仲甫（陈独秀）结识，付以编《新青年》编辑职务，李复引进同乡董用威（必武）、刘芬（伯垂）、陈潭秋等加入组织，成立武昌中共组织。”[16] 罗章龙的回忆很笼统，也有点出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即在1920年8月，日本归国并与陈独秀结识后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李汉俊写信给同乡好友董必武、张国恩，商约在武汉地区组建中共组织，领导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17] 董必武与同在武汉的友人陈潭秋商量后亦表示赞同。随后曾在广东从事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派来武汉组党，即找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友人商谈，在征得他们同意后，大家集体宣誓加入共产党，并以他们这几个人为基础成立了武汉支部。[18] 此支部按照陈潭秋的话说，它是中共较早的“胚胎”。[19] 而最早塑造这个胚胎的小组成员，“以知识分子较多，工农分子较少”。 [20] 其成员除郑凯卿以外，其他五名成员，基本都可统属于丛小平所言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其中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四位来自黄安、黄冈，同乡好友关系密切。他们多利用私人影响及关系同气相求、一拍即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但这种聚合最初其实与信仰无关。包惠僧后来的回忆文章说，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因为“马克思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所以“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才学习马列主义”，而“一般同志的思想情况‘反对现状，憎恨政府’是主要的，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主义的远景都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21] 另外，郭述申（郭树勋）晚年亦回忆说，他“于1922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全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中，走上了进步的道路，但由于没有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基本“没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22] 这估计是当时革命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特点。1970年代，张国焘在《龚楚将军回忆录》序言中总结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总体转型特点时，关乎此点阐释的非常到位。他说，“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激进的学者和青年，开始仰慕俄国革命，倾向社会主义。那些参加中共的青年，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23] 可见，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左倾激进化，最初其实与马列主义无关，他们中更多的是受五四以来难以忽视的激进民族主义及反政府思潮的刺激、影响，而迫切需要寻求一条非西方、反西方，并且超越西方之路解救中国，在寻求的过程中，他们之后才似懂非懂性地皈依了马列主义，信仰马列主义的终极目标，但他们对此实践的途径却又理解的极为简单，只仅仅确信这些目标一定会实现，至于代价或会不会产生革命运动中的异化、畸变问题他们考虑的并不多。

虽然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接触到马列主义还是似懂非懂性的，但是，我们没必要小看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及革命英雄主义所焕发出来的无穷魅力及吸引力。当时他们基本都在武汉任教，之后，他们无可争辩性地成为大别山区革命知识分子城市秘密串党、串团及革命下乡的主要源头。

当时，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其主要工作是组织、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妇女读书会。这些组织基本都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具有准中共的成分。据包惠僧回忆，“这些团体吸收成员的办法，是以同志们的个人关系进行的。如陈潭秋是武高毕业，他就负责吸收武高方面的进步学生；我是一师毕业，我就负责吸收一师方面的进步学生；武汉中学是私立的，是刘觉民出钱同董必武筹办的，陈潭秋也在该校教书，就由他们负责活动。这些事我们联系的主要单位，其他如外国语专科，中华大学及一中的学生也有些接触，但影响不大”。[24] 从引言来看，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正业是教书育人，同时利用师生关系发展党、团员，而秘密串党、串团成功与否取决于“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的资本数量的多少”。[25]

就私立武汉中学而言，它是1920年3月，由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等人在武昌涵三宫创办，应该说，早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据董必武回忆：武汉中学最初成立“是为革命而办，非为共产主义。但在党组建时，即成为党的据点之一”。[26] 董必武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因为武汉中学成立之后，即成为大别山区革命知识分子城市秘密串党、串团的一个重要阵地。当时，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等人同为鄂东北黄州人，所以，招收的学生多为鄂东北籍学生。[27] 仅黄安一地，就“先后有30人到武汉中学读书”。[28] 而私立武汉中学在初建伊始，董必武、陈潭秋即把它当作传播革命种子的园地，他们不但聘请了当时武汉教育界公认为赤化的很厉害的刘子通、黄负生等人为教师，还聘请李汉俊、李大钊等老师来讲课、做报告，这些行为，依当时标准而言，绝对“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但却“是武汉教育界视为大逆不道的事”。[29]

正是在这些“创举”影响下，颇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学生知识分子之后都加入中共党、团组织，成为中共革命的播火者。而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正是利用同乡、师徒、同学甚至同宗等关系，在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子中传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并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事业。据董必武回忆，其“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30] 实际上，武汉中学学生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的，还远不止这些。据史料记载，就读于私立武汉中学来自黄安籍早期中共党员有董必武之弟董贤玉及王鉴、雷绍全、王秀松、王奠川、赵赐吾等人；[31] 就读于私立武汉中学来自黄冈籍早期中共党员有胡亮寅、何笃哉等人；[32] 就读于私立武汉中学来自麻城籍早期中共党员有刘天文、桂步蟾、徐子清、徐其虚、李培文、王勉勤、刘象明、凌柱中、冯树功、汪心一、余席珍及胡英等人；[33] 就读于私立武汉中学来自大悟籍早期中共党员有张书田等人，来自黄陂籍早期中共党员有潘忠汝、宁积堂、李树贞等人；[34] 就读于私立武汉中学来自光山籍早期中共党员有熊少山、杜彦威、殷仲环等人；[35] 就读于私立武汉中学来自商城籍早期中共党员有袁汉铭、董汉儒等人；[36] 就读于私立武汉中学来自罗田籍早期中共党员有李梯云等人；[37] 就读于私立武汉中学来自新县籍早期中共党员有王志仁等人；[38] 就读于私立武汉中学来自英山籍早期中共党员有陈卫东等人。[39] 等等。应该说，私立武汉中学，在早期大别山区革命知识分子的城市串党、串团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除私立武汉中学之外，董必武、陈潭秋等人，还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私立武昌共进中学、崇实中学、武昌女师等校兼课，受他们影响，之后加入中共，成为中共革命者的，亦不在少数。据《红安县志》记载，来自黄安籍学生戴克敏、戴季伦、王文焕、徐希烈等人就是在省立第一师范受董必武等影响而加入中共的。[40] 据《麻城县志》及档案资料记载，来自麻城籍刘文蔚时就读于武昌启黄中学，王幼安时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他们因受董必武、陈潭秋影响，后加入中共，而蔡济璜本就读于武昌启黄中学，因与在武汉中学就读的同窗好友桂步蟾、徐其虚、李培文等交往甚密，常去武汉中学，后受到董必武等人影响，不久即加入中共。[41]

从前文而知，武汉的学校提供了传统“社会资本”运作的平台，但又不止如此，他们就近集中居住的“学寓”又进一步为同乡师生提供延续性交往、交流的平台。据戴季英回忆，“当时，武汉有‘学社’，学生不住在学校，可住在‘学社’，各县‘学社’只接待本县学生”。[42] 应该说，戴季英的回忆有点出入，这个“学社”就是指“学寓”。当时的“学寓”多收留本县旅鄂之士绅，这其中就包括大量旅鄂之学生。比如，“武昌麻城学寓”， 据民国二十四年《麻城县志》记载，“武昌学寓之设始于清末”，“然迁徙无常”，“至民国九年冬始僦屋省会之东北隅，为同乡会及学生食宿所，谋于春而成于冬”，“在抚院街建，自民国十三年十七年复集资大加修葺”，“名为麻城同乡会学寓，合邑士子称便焉”。[43] 如此，各县“学寓”即为同乡师生交往、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便利了他们之间的串党、串团工作之推展。[44]

早期中共成员多以武汉等地的学校为依托，利用同乡、师徒、同学、同宗等关系打破人际关系壁垒，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工作。而其发展对象多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尤其是在学校就读的大学生、中学生及师范生为多，如陈永发所言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45] 因此，与其说中共早期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倒不如说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政党。

不过，国共合作之前，中共吸收成员的门槛颇高，且是秘密状态，因此导致其党员人数增长有限，基本都是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国共合作之后，中共顶着国民党招牌大力发展党员，人数有一个剧增过程，对于“凡是同意国民党政纲的加入国民党，谓之曰入‘民校’；凡是在斗争中有很好表现而且要求更高的，引进共产党，谓之升‘大学’”。[46] 这里的“民校”指国民党，“大学”实为共产党。

那么，这些能够升人“大学”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通过传统“社会资本”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的？比如利用师徒关系。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的回忆录，或许能够提供某种深入阐释的纵向截面。

1922年2月，湖北女子师范学校爆发女子学潮，这次学潮很明显是受到中共党人身份的教师，如刘子通、陈潭秋、黄负生的影响而引爆的，其经历了一个从罢课到争取复学的过程。[47] 其中，杨子烈、徐全直、夏之栩、陈比南、庄有义五人，是学潮中最激烈的五位女学生，因此遭到学校开除。这其间，她们在中共党人的支持下，虽多次与校长王式玉及官厅交涉，但未复学成功。最后是由武汉著名的新派、担任中华大学校长的陈时出面调停，调停的结果是校长辞职，五位学生也离校，搬往陈时校长家里，聘请良师，继续上课。上课期间，有董必武、陈潭秋等中共党人身份的教师继续为她们开课，而他们五位激进分子，依然像在女师一样，每天照常上课，甚少外出。在董必武、陈潭秋的教导之下，她们开始阅读一些马列主义小册子，对共产主义开始发生兴趣。应该说，这样平静、疗心的日子，过了近半年，可是有一天，据杨子烈回忆，“大概是星期天的下午，陆沉先生（时为黄冈籍利群书社成员、中共党员，学潮时曾慰问过她们——引者注）突然来访，他单独找我谈话，大意说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成立，湖北区组织也已成立。他和陈潭秋先生两人，愿意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他说：‘我们深信你是勇敢能干，富有牺牲精神，将来能为改造社会，为大众谋福利而奋斗的。女同志加入党，在武汉你是第一人，希望严守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讲’”，直到这个时候，杨子烈“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而且正式加入为党员”。 [48] 至于徐全直、陈比南、夏子栩、庄有义等是否也在此时入党，或稍后些时，因彼此之间需保守秘密，也从未谈论过这些事情，因此杨子烈无从知道。不过，笔者在翻阅相关档案资料发现，这些人之后全部加入了中共组织，至于具体入党时间，已无从查考，但这已不重要。就杨子烈亲身经历的回忆而言，她们五位激进女学生的入党经历很是波折，但明显可见的是，中共极为重视通过师生关系影响，努力去吸收那些最激进、活动能力超强的学生知识分子入党。笔者此处选取她们作为个案透视，原因是在当时武汉那个氛围里，即便她们并非全为鄂东北籍人，也即便其他学生知识分子的入党历程也并未有如此艰辛，但他们的入党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某种程度而言，有利于厘清此问题。

当然，笔者走笔至此，并不是说，这些学生知识分子在私人交往的圈子里一接触到中共党人及革命思想即立马步入革命道路，亦有不少胆小怕事、抱有传统保守观念及其它理念而抗拒革命风潮的，更别说加入中共了。这样的学生知识分子估计不占少数。不过，其间也有起伏变动，下面的两个个案，一为个人代表，一为组织代表，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剧场中追寻到一些模糊轨迹。

其一、为陈潭秋八弟陈荫林。陈荫林早年是一个个人民主主义及改良主义者，但其家庭、个人的具体生产、生活实践，基本都走向了失败，因此他开始步入革命道路。据吴自强回忆，陈荫林自己就说过，教书起家，是他祖父走过的老路，曾几何时仍旧免不了贫困，之后他家开过织布厂，想实业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很快也跨了，因此其总结经验教训，开始上升到整个社会体制上来思考问题，认为“只有反帝反封建，推翻旧社会，粉碎旧制度，才能真正建立和平、幸福的生活，任何改良主义都是幻想”。[49] 应该说，陈荫林的转变，与其人生、家庭的具体境遇有关，但是其兄利用同宗关系的影响作用，亦不可忽略。早年陈荫林就对其兄陈潭秋醉心中共事业，很是看不惯，但两人关系依然颇为兄友弟恭，而陈潭秋本人对其弟的冷漠反应，亦并未灰心丧气，还是坚定地向其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结合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实际，指出单凭个人奋斗，不能救国救民”，应该说，陈潭秋此种说教可谓对症下药、正中要害，在陈潭秋的带动下，后来陈荫林自己也找来不少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阅读，逐“丢掉幻想，决心参加革命”。 [50] 陈荫林只是一个个人侧写，虽表明同宗关系影响作用不是其最后加入中共的唯一理由，但却是一个重要影响因子。

其二、为恽代英及其利群书社成员。据恽代英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同班同学冼伯言回忆，恽代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有志青年，是一个高度爱国主义，敢于革旧创新，敢于追求真理，敢于为正义而奋斗的青年”。[51] 1917年10月，当其还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期间，就“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52] 同时其又深受无政府主义及克鲁鲍特金的“互助论”影响，就与梁绍文、黄负生、洗伯言四人组织了武汉地区最早并有过较大影响的学生社团——互助社。[53] 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54]“要求它的成员首先注重于个人品格的修养，要求社员伺候国家，伺候社会，对于国事不可旁观等”。[55] 可见，互助社是一个改良性质的社团组织，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团结、培养一代善良公民的社会团体”，“侧重于自我教育，培养集体精神”。[56] 当恽代英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因各方面表现优秀，毕业即入中华大学附中任主任（校长）。在任主任期间，恽代英等互助社成员“都感到有实行一种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为改造社会创造条件的需要”，于是，在恽代英的倡议和积极筹划下，一手创办武昌利群书社，“作为传播新文化和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 [57] 这个基地主要“代销进步刊物，进行社会活动”。 [58] 它的主要成员有恽代英、林育南、魏以新、廖焕新、李伯刚等人，都主张通过“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改良社会。[59] 应该说，利群书社，是武汉地区的重要社团，其成员主体多以中华大学学生为主，人数庞大，影响亦大。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当然会多有注意，如果加强联系，使传统“社会资本”再生产成功，网路关系强度及彼此认同感也会提升，那么串党、串团规模的扩大，其增值效应亦相当明显，因此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最初曾准备“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社的分子”，“但他们热衷搞新村运动，办书店，注意个人自修，一个一个都象清教徒似的，不容易使人接近”，就“认为恽代英及利群书社的分子是小心小眼小手小脚，不满意现状，又怕革命，没有出息，就放弃了”。[60] 之所以没有成功，与双方抱有的理念差距太大有关，利群书社成员一般不鼓吹革命，认为“革命只是群众情感的爆裂”，“革命收不到好效果”。[61] 不过，恽代英的利群书社，经费经常周转不灵，社会改良运动基本处于失败状态，正当恽代英及利群书社成员极为苦闷之时，上海新青年社让其翻译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一书，稿费不菲，这无疑是雪中送炭，恽代英就满口答应了。[62] 当其“翻译了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一书，接着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同志后，思想上产生重大变化”，回汉后即筹备建立“共存社”，主张“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改造社会”。[63] 由恽代英执笔的共存社宗旨是这样写的：“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动政治的实现，以达到人类共存为目的”。[64] 这虽然可以断定恽代英个人思想还处在混乱、缠斗状态，不能完全肯定其个人已完全理解、接受马列主义学说，但明确可见的是其之前背负的以进化论为底色的改良主义企盼与诉求已慢慢式微，开始肯定阶级斗争简化理论，并把阶级斗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工具而快步“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65] 这种影响作用，后来利群书社成员李伯刚的回忆能够佐证，他说“恽代英同志为《新青年丛书》翻译了一本《阶级斗争》。此书的翻译对恽代英同志的政治思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66] 另外，其颇多已是中共党员的好友如李大钊、刘子通、黄负生、林育南等人对恽代英的影响亦不可忽略。据林育英、包惠僧回忆，1922年，来自黄冈籍的利群书社骨干分子林育南被中共吸收成为武汉的学生代表而去参加共产国际举行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等其返汉之后，思想即发生彻底改观，主张取消共存社而加入中共党组织，恽代英之后亦随之同意。这样，在恽代英及林育南等人的崇高声望的感召下，利群书社分子随之都“自愿的分别的加入中国共产党”。[67] 据《黄冈县志》记载，来自黄冈籍，初为利群书社成员，后因受恽代英、林育南影响而加入中共的就有卢春山、陈学渭、萧人鹄、魏以新、陆沉等人。[68] 这样，在恽代英和林育南的带动下，利群书社分子基本都加入了中共，他们普遍认为，要成就自己的理想事业，非由群众鼓动起来共同改造整个社会不可，而最彻底地改造中国社会的模式，莫过于社会革命。

鉴于陈荫林个人及利群书社群体成员的这种从历史进化论向历史顿变论的转变或转型，凸显了那个时代具有强烈历史使命的知识精英的群体转型的某些特点：起初他们都想通过改良主义的路径作为改造社会的落脚点，但是践行过程中，他们又过于看重行动的政治及现实意义，一旦濒临失败边缘或者直接走向失败深渊，其挫折感及地狱感都会格外深重，当这种挫折感及地狱感不断升腾、弥漫，他们又会把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小挫折、伤心事及坏境遇，无限上纲为社会制度的崩坏上面来，某种程度而言，还有制度决定意识在里面作祟，甚至夸大其效应，认为改良主义之所以没走通，根源在于体制、制度的窒息上。这样，他们中间的颇多分子就会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想从根源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彻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阶级斗争是最好的简化依赖路径，并且其所达到的共产主义归宿本身又具有完美及救赎性特征，这对怀抱理想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言，其道德魅力及政治感召力是不可抗拒的。这不但为他们彻底疗治社会弊病提供了解决孔道，同时也满足了他们受挫、绝望之后的心理需求，因此，他们普遍走上共产革命之路。

上文还是以武汉为主体的重点考察，难免以偏概全。其实，当时安庆、芜湖、上海、南京、北京等大中城市，甚至六安等小城市，亦有来自大别山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利用传统“社会资本”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工作。在安庆、芜湖，名义上建团要比建党要早，但就观念而言，党团是不分的。[69] 早在1921年，合肥籍蔡晓舟，当时在安庆第二模范小学及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因受陈独秀影响，大约1921年春利用师徒关系在其学生中就发展了三四十个团员，成员有方洛舟、彭干臣、王先祥、许继慎等人，但因不明原因未得到中央承认，其成员多参与安徽的学生运动，后因军阀镇压，基本处于散落状态，两年后，陈独秀又派柯庆施重整安徽的团组织，但效果亦不明显。[70] 1925年，日本留学归国寿县籍人高语罕，是陈独秀的同乡故友，其归国后在芜湖五中等学校教书，他利用师徒关系为陈独秀“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是陈独秀“筹划在各地组织共产党小组”的安庆联系人，在蔡晓舟、高语罕的影响下，在安庆、芜湖等地读书的大别山区知识分子王步文、舒传贤、许继慎、周范文、王逸常、薛卓汉等人，后来基本都入团、入党，步入中共革命道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六霍暴动的著名领导人。[71] 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串党的，如据《红安县志》记载，红安籍、大别山区早期革命领导人陈定侯，就是在北京警官学校读书时串党的；[72] 据《霍邱革命史》记载，霍邱籍樊逸仙是在上海东吴大学读书时串党的。[73] 等等。另外，在六安等小城市，亦有不少学生知识分子串党、串团。比如六安“三农”，全称“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专科学校”。1918年，由六安人朱蕴山、沈子修、桂月峰等人筹建，1919年春正式开学，1930年停校。其中该校文牍朱蕴山1925年就由高语罕向陈独秀推荐，再由陈延年批准而加入中共，后来出自该校不少加入中共的学生都曾受其影响，如桂伯言，刘淠西、吴干才、吴代馨、黄人祥、王绍周、陈绍禹等人，他们中颇多人后来都是皖西革命的重要播火人。[74]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其实来自大别山区革命知识分子城市串党、串团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可观的成效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生态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人是社会中的人，其行为往往受到特定历史文化不同程度的包裹、渗透及引导。中国社会的人情文化浓郁，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学关系、同宗关系等都是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为传统“社会资本”的经常性构件，带有一种先验、既存式的认知与情感，是促进人际交往、社会团结、社会认同的凝固剂及纽带，而利用这些居间联系的传统“社会资本”，不但可以打破人际交往的壁垒，而且还可以起到保护功能。一旦通过这些传统“社会资本”打破人际交往的壁垒之后，这些革命知识分子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及传播马列主义事业，就会极为安全、可信及便利。这样，中共革命知识分子在城市秘密串党、串团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本”不断组织化与意识形态化，而不断组织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传统“社会资本”，反过来又会焕发异彩，起到加强城市秘密串党、串团事业的绩效。带着这份傲人的绩效，这些早期中共革命知识分子，之后颇多都成为大别山区革命的“普罗米修斯”。

三、读书不忘救国：弄潮儿城市弄潮及回流

应该说，五四年代，对于国势孱弱、经济困顿、政治灰暗，以及人生种种缺憾，心忧天下的学生知识分子体验的格外强烈。而随着五四式话语的强力转入，这些学生知识分子也变的更易于接受新概念，他们的国民身份意识及国族意识得到进一步启蒙，他们的道德激情与优越感得到进一步提升，而这种提升的道德激情与超越感，又促使他们总是在谋求一种更为完满的理想社会。理想图景可以激发人的激情及憧憬，但激情与憧憬又容易缺乏耐心和现实感，难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这他们似乎不太爱关照或者说不屑关照，他们总是以所认定的理想境界为尺度来度量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并且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不分，怀着终极关怀意识去努力追求一个放大化、虚近化的理想社会。职是之故，处在青春期的他们，就普遍怀着上述浪漫主义心态，开始读书不忘救国，普遍把自己视为爱国与正义化身，并敢为天下先、理所当然地频繁走出校园去诉求集会、游行、示威、罢课及到民众中去，以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神圣、圣洁的形象彰显行为的合理性，来谋求政治、社会及民生的急切改良。

如此，道德理想的崇高及使命的伟大，赋予学生知识分子无以复加的勇气、激情及毅力，致使他们成为五四前后所有学运、学潮的弄潮儿。[75] 其中，五四运动是当时全国学运的一次总爆发，在这次大型运动中，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其国民身份意识日剧激烈，而其学生身份意识却日渐减弱，并螺旋式波及颇多省份及各阶层社会群众，这样，各省学运、学潮也就不断爆发。前文所言的武昌女师风潮只是其带动下的一则内转性群体性事件。据吕芳上统计，1919年至1928年之间，学运及学潮地域分布，皖鄂豫三省在全国处于第三、第四及第九位。[76] 就安徽省而言，1920年代较为著名的学运、学潮有1921年的反对军阀倪嗣冲侵吞教育经费的六二学潮，1921年的反对安徽省第三届省议员贿选案，1921年的驱除省长李兆珍，1923年的反对曹锟贿选案，192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1925年的声援五卅运动等等。[77] 而其它重要省市基本也发生了类似学运、学潮，当时连一些乡野小市都受到波及。在这些学运学潮中，可以说学生知识分子已将善良意志直接幻化为一种在场宣泄的不满情绪，同时也自我陶醉与道德化地表达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政治见解，但这种行为背后的逻辑却是希冀通过自己的直接行动谋求改变社会生态进而改变中国命运，至于对政治抱持一种理性的论证似乎已经不再必要。正因为如此，学运、学潮的最终结局也甚为吊诡。

笔者在仔细梳理这些学运、学潮事件之后，发现一些较为稳定的历史惯性，并呈现为一定的行为特征：学运最初基本都是民族主义刺激下的产物，属于反应型的，其着眼点在于反帝、反侵略，但行动则是向官厅和平请愿，以致上达天听。民众一般视其为爱国主义运动，以同情眼光看待，至于官厅方面，不仅碍难指责且对自身权威尚不构成全盘威胁，因此，只是劝诱、说服及管制，而未采取暴力镇压方式对待。但是，学运的民族主义诉求及抗议运动终究难以损耗帝国主义皮毛，而政府的交涉行动又总是濒临失败，难以达到学生们的期望值。这样，学运对象就会随势演化，逐步走向对外要求国权、对内谴责政府腐败、无能及革新内政上面来，并不断汲取对象身上的激素而渐逐疯长。一旦疯长，其结果就会使学运开始向学潮方向内转，这是军阀政府无法办到的。一旦难以办到，军阀政府的权威合法性就会在学生知识分子心目中进一步跌落，军阀及军阀政府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颓势，所以就会强力作为并以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借口开始对学运、学潮进行压制及分化瓦解，手段即践踏法律，又充斥暴力，这必然招致学生群体与官厅矛盾的进一步升级，而局势一旦升级，学生知识分子就会公开呼吁打倒军阀、推翻军阀政府等刺耳反政府口号，这更刺激了军阀及军阀政府的暴怒及脆弱神经，如此，一般军阀及军阀政府最后都视学生为异己，对其进行更残忍的镇压。在军阀及军阀政府压面前，学生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及期望无疑会受到顿挫，顿挫之后，激愤之余的学生知识分子就会进一步增加对军阀及军阀政府不共戴天的厌恶及仇恨感，相反，那些在学运、学潮中曾极力给予奥援的政党势力，就会赢得他们的认同和好感，由此他们就会主动要求加入政党组织。因为，在强力面前，学生运动如果没有外界势力的支持，是不可能维持久远的，而政党势力在那个南北对峙状态下也乐于吸收激进且志诚救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入党。如此，入党之后的学生知识分子很快转变成为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了。

关于1920年代的学运政治化，台湾学者吕方上有精到论述，恐怕笔者在此不得不引到。他说，“1920年代中国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逐步政治化。所谓政治化的意涵有三：一是由原来五四式爱国运动，注意外交问题，转而注意内政问题，学生作校内‘民主化’的抗争，同时又走出校园作政治运动；二是学生运动激进化，再进一步就是革命化，与政治反对运动合流；三是和新兴政党合作，结果学生组织被政党吸引，学运遭政党把持，‘学生运动’变成‘运动学生’”。[78] 吕方上所言的学运政治化，其中一条重要含义就是指国、共、青三大党的学运政党化，而三大党中，中共在学运转向方面扮演的角色尤为突出。

中共不但关注学生运动，并且极力引导他们。当时已是中共党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的恽代英就说，“近来学生应当注意政治，已经有许多人出来鼓吹了。一般青年学生亦渐能悟到，不是他们那些按部就班的功课，能够救中国的危机疲弊，他们亦渐承认必须注意政治”。[79] 那么，作为中共党人的“我们要多与一般学生做朋友，以联络他们的情感；有时我们亦须得代表着一般学生的利益，努力于各种改良他们生活的运动，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这样，我们为他们所说的话，才比较容易生功效。一个被人信爱的人所说的话，常常可以比尊长严师还更有影响”，如果“学生运动有成效的时候，学生自身亦可以成为一种革命的群众”。[80] 可见，中共极为关注学生运动，在中共的影响之下，那些最为激进的学生都被吸收为中共党、团员，因此，学运的组织化与政党化面前，中共受益良多。

正因为如此，活动重心在城市的学生知识分子成为早期中共党、团员的构成主体，他们已从读书不忘救国直接过渡到读书不忘革命了，他们甚至认为“抛弃实际工作而读书，是回避革命；因求学而妨害实际工作，等于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81] 这无疑表明，革命已经取代读书而成为这些学生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不过，在城市，他们毕竟还只是一个短暂逗留的流动群体，有颇多因素，致使他们不可能在城市长久滞留。

陈耀煌在研究大别山区早期革命时，即注意到比如官厅对学运学潮的镇压、学生的毕业、放假及北伐致使城市学校停办等因素，并指出其“偶然性”特征。[82] 但笔者需要强调的是，其实这种“偶然性”的背后深藏着“被动”特征，但又并非所有因素都是被动的，比如国共合办的“农讲所”就主动造就颇多农运骨干。

国共合作广州时期即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83] 1924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到1926年共培养六届农运学员，其中就有学员来自大别山区，比如后来参加黄麻暴动、六霍暴动的重要领导人王秀松、徐百川等人。[84] 但随着国共合作的北伐推展到长江流域时，培养、造就更多农民运动骨干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192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农委拟定《目前农运计划》，其中第6条明确规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85] 为落实此计划，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亲赴江西、湖北、湖南，与三省国民党党部商议筹办之事，得到三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1927年1月16日，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合推选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陈荫林、张国恩、李汉俊等人为代表组成筹备处，着手筹备工作，并将农讲所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筹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过程中，大家深深感到，如北伐迎接全国农运高潮的到来，仅仅为三省培养和造就农运骨干远远不够，必须培养更多的农运骨干，于是遂决定将三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它的使命主要“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刻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的解决方法，使受锻炼者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86] 不过，因国共分裂原因，这个革命“大本营”，当时只招收一届学员，共录取学生八百余名，多为河南、湖北等籍。这些农讲所学员，大体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镇压麻城红枪会暴乱以及粉碎夏斗寅武装叛乱的革命实践后，即被改造“成一个很好的有效率的革命工具”。[87] 这时，他们思想觉悟有了集中的偏向与提高，实行农村大革命成为他们坚定的政治方向与目标，毕业时，绝大部分学员即分遣回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工作。他们中间，来自大别山区的有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桂步蟾、周维炯等人，后来这些人都参加、领导了黄麻暴动及商南暴动，成为大别山区革命的重要播火人及领导者。[88]

正因为这些学生党团知识分子被动或主动性地陆续转入乡村从事乡村运动，致使中国革命悄然发生转型。那么国共分裂前他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转入乡村的？从事的真的是动员农民的群众运动吗？这对中国革命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四、革命下乡

中共自成立起到1923年5月，工作重心基本都在城市，确实并未关注农民运动，但自1923年6月中共三大之后，到国共分裂之前，农民运动对革命的战略作用，已在中共相关文件中被凸显出来，有关农运的决议案也越来越具体、系统、激进，甚或群众膜拜。不过，这还是中共乡村农运策略的一面，其另一面，“农民运动初期，无妨与较开明的乡绅及同情于农民的知识分子合作”，中共上层也广泛强调。[89] 当时，中共早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回乡从事乡村运动，他们广泛依托乡村正当职业，然后组织公开性中性组织，广泛与“地方精英”[90]联络，却并未与农民群众普遍接触。即便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推展至大别山区，也多是联络、拉拢地方精英去动员农民群众而已。这当然引起了中共上层的关注与不满，还致使恽代英在《黄埔潮》半周刊上发文严厉训诫：“革命党不是包办革命事业，是要领导群众一同来奋斗的”，并呼吁“他们要是革命的，便不应离开群众。他们果真为革命工作，便应钻到群众中间去，去与群众融洽接近起来，探知群众的生活、习惯心理及要求。我们与群众发生了密切关系，群众才能相信我们，而且我们才能有把握的宣传群众。这样的革命工作，才有基础，才能成功”。[91]

那么国共分裂前，这些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为何专注联络、拉拢地方精英而普遍忽视了动员农民群众呢？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在城市求学的来自大别山区的革命知识分子，一般出自地主、富农家庭，有些还是有名门望族。当他们回到乡村，“他们总是不肯放下‘读书高’的臭架子，总是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甘愿挨饿也不想到教村，因此，这批人的出路多半是当个小学教员或私塾农师，能当上高等小学的教员，那就很不错了，他们守着穷教员、教书匠的头衔，死也不放”。[92] 换句话说，他们死要面子，一般不愿与地位低下、满嘴俚语的农民大众接触。其二、即使与农民群众接触，效果也不明显。一方面原因是大别山区的乡村，“老乡多保守而怕事”， [93] 如“黄陂各界陷于高压势力之下，对于群众运动甚似不便，即令立一灰色团体，群众认为是革命党。在有知识者亦说是赤化，都不敢与我们接近，很害怕的样式”；[94] 另一方面原因可能是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凭主观的理论，不顾群众的心理，把口号提得过高，完全不懂斗争的战术，不知详细计算敌人的力量，不知怎样集聚这些反敌人的势力”等蛮干，[95] 不适合乡村农民胃口。如回乡革命的熊守元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就黄陂农民群众的观感认为他们自己“未有受极大的压迫”，而且“还希望做官”，所以他们“不十分相信我们的话，他们的心理觉得我们是年轻人糊办”。[96] 其三、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下乡，串党、串团所采取的动员模式，与城市串党、串团方式并无二致，基本还是利用先前顺手拈来的同乡、师徒、同学、同宗关系等传统“社会资本”构件，而利用这种非正式社会网络进行动员，其本身具有相当优势，即增加了传播路径的安全度，但也具有相对封闭性特点。基于以上三点原因，在中国落后、保守的乡村干革命，这些革命知识分子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联络地方精英，进行乡村秘密串党、串团工作，或许更为得心应手，但却没有注意夯实群众基础。

下文分两个时段来阐述此问题，以北伐开始为分界点，分之前与之后，但需言明的是历史本身并未有严格的分界点，主要还是为阐述清楚问题而作的笼统划分。

其一、北伐开始之前

中共进行城市运动的革命知识分子，因军阀镇压、毕业及放假等因素而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乡村运动。因并非职业革命家，他们一进入乡村即面临生计困境，而解决困境的方式又极为单一，除少数经营小商业、开书店以外，普遍采用的多是通过创立乡村学校或进入公立乡村学校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应该说，教书是乡村唯一体面且有声望的职业，它一方面可以缓解生计危机，另一方面有了正业之后又可以在乡村扎下根并进行乡村秘密串党、串团事业，这正印证了当时《大公报》所言：“中国今后，要能感召人”，“主义之外，必须加饭碗，有主义而无饭碗也不行”。[97]

比如1921年春，恽代英等人在林育南的家乡黄冈林家大湾创办浚新学校，许多利群书社成员亦随之而来。虽然这些人此时还未加入中共，但1922年时，他们已随恽代英、林育南等加入中共。恽代英等人之所以在林育南的家乡林家大湾推展教育救国理念而创办浚新学校，肯定与林育南的地利便利有关，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为解决利群书社成员极为紧迫的生计问题，恽代英在给好友刘仁静的信件中就是如此说的：“我所以注意乡村教育的，其实注重是在靠这去营乡村实业，为同志谋一个生活系累的减免，生活恐慌的避除，以便大家专心为社会主义奋斗”。[98] 当时担任浚新学校校长的是胡亮寅，教员有唐际盛、卢春山、李秋实等人，暑期中，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林洛甫亦常来讲课。[99] 他们后来基本都是中共党、团员，中共早期在黄冈地区的发展，其实与他们有密切干系。再比如陈潭秋、陈荫林两兄弟在黄冈陈策楼改组1908年原由其胞兄陈树三创办的聚星学校。应该说，改造后的聚星学校，容纳了不少回乡、但苦于生计危机的革命知识分子。当时，陈学渭为校长，教师有萧仁鹄、陈荫林、陈防武、胡亮寅、郝仁等人，他们全是中共党员。[100] 因此，“失业对知识分子威胁很大”，[101] 只有生计问题解决了，他们从事乡村秘密串党、串团事业才无后顾之忧。不过，等生计问题解决完之后，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在乡村进行串党、串团工作时，也并未普遍与农民群众接触。这就如恽代英所说的，其实“乡村运动是不容易的，当暑假期间，在农村又种又收，忙个不了，他们（农民——引者注）既无暇与我们相接近，我们要怎样办呢？我们只好提倡办乡村小学以为我们运动的基础”。[102] 由此，他们的下乡活动，因为一点挫折而有了转向，但仍然开辟了乡村另一片革命天地。他们当时多以乡村教师等正业为掩护，然后组织公开性青年协进会、乡村改进社、学会、书社等中性组织进行居间联络，[103] 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等地方精英为动员对象开展乡村秘密串党、串团工作。据麻城市党史办资料记载，麻城滕家堡“青年协进会”是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创立，并吸收木栖河余家冲学生出身的余继中、余卓夫、余继方、余进明、余守恭等青年参加，名为加入“暗产党”，实为加入共产党。[104] 而据毛蔚秋回忆，当时商城书社也是由中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创立，它主要“工作对象是中、小学教员和中学、师范班的学生，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工作方式是推荐新书，逐步扩大宣传范围，再从读者中重点培养对象，吸收其参加党团组织”。[105] 等等。当时颇多乡村党团组织都是这么建立、发展的，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肯定是逼迫他们回乡的军阀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革命功绩。

关于乡村串党、串团多以知识分子为动员对象，或许安徽最早的党组织寿县小甸集党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最具有代表性。小甸集党组织于1922年由一批在芜湖读书后转入上海大学就读的寿县知识分子党员组成，比如薛卓汉、曹渊、王培吾、徐梦秋、曹广化、方英等人，但是这个党组织建立之后，其成员多在外地，虽然他们寒暑假也利用小学教员的身份回乡开展乡村运动，但是没有组织群众，只是在知识分子中作些秘密串党、串团工作，“首先发展了瓦埠小学校长方运初入党，接着又发展了小甸集小学校长曹练百和教师陈允常等人入党”。[106]

这无疑能够透视中共早期革命下乡多以知识分子作为联络对象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乡村教师在杜赞奇所言的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107]结构里具有突出地位；另一方面，恽代英当时也提到乃是因为“乡村中教师多系青年，穷苦被压迫不能升学的师范中学学生，他们在乡村中，过很苦的生活，受恶劣的风俗习惯所束缚，压制”，[108] 所以很容易同情中共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首先注意乡村中智识比较高且又具有个人声望的乡村教师，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介绍、引导他们加入中共党、团组织。不过，这些对比条件，恐怕还不足以解释其中的全部动员内情。其中的动员模式还是充分利用了传统“社会资本”，比如同乡、同学、同宗、师徒等情感联络要素。因此，大多数中共组织早期在乡村的萌芽与茁壮成长，其实并非中共上层的有意安排，而是视这些回乡知识分子的人居、声望、个人传统“社会资本”多少而定。

在黄安北乡紫云区，戴克敏、戴季伦、戴季英等人1925年陆续回乡，即吸收与戴家有姻亲关系的箭厂河槽门吴氏宗族的成员，其中就有小知识分子吴先绪、吴焕先等人，后来吴家先字辈的族人基本都是吴焕先介绍入党的，如吴焕先之弟吴先书等。[109] 在罗田滕家堡，武昌中华大学读书的李梯云，1926年暑期回乡，即吸收与李家有姻亲关系的知识分子肖方入党；[110] 在六安土门店，许继慎1926年春从黄埔军校返里休假，即吸收其胞弟、刚从私塾学堂辍学在家的许希孟入党。[111] 这些动员模式基本利用的都是同宗关系。再比如商南笔架山农校，全称是“商城县甲种农业学校”。这所学校1915年由商南王、易、廖、杨四大宗族联合创办，招收学生多来自麻城、罗田、六安、霍邱、固始、商城等地。后来商南暴动的著名领导人如周维炯、漆海峰、漆德玮、漆禹原、漆叔甫等人多出自该校，他们最初就是受中共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如罗志刚、前文所言毕业于武汉中学的袁汉铭及其姨夫詹谷堂等人的影响下而加入中共的。[112] 其动员模式基本利用的都是师徒关系。再比如利用同学、同乡关系。1924年，已是中共党员的王步文受党组织委派回潜山衙前开展乡村运动，王步文在开展乡村运动的过程中，即发展了其同学王效亭、柳文杰、储余等人入党。[113] 1925年，戴克敏、戴季伦回乡不仅吸收自己的同宗亲属，还吸收了其乡邻好友兼小学教师的郑位三、曹学楷等人入党。[114]

不过，中共在乡村利用传统“社会资本”进行串党、串团时，并非采取单一化路径，有些地方呈现交叉聚合状图式。比如麻城乘马岗初级小学校长王树声，其堂兄王幼安是在武汉受董必武影响而加入中共的麻城籍最早中共党员，同时，已在武汉串党成功的徐子清、徐其虚、桂步蟾、蔡济璜、刘文蔚、余席珍等人又是其麻城高小读书时的同学，其中武汉中学串党成功的徐子清、徐其虚、桂步蟾与其更是亲戚加同学关系，这些人在走亲串友过程中对其影响巨大，因此，当桂步蟾、刘象明等1926年回乡时，即吸收王树声入党。[115] 等等，笔者前文勾勒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强调的却是传统“社会资本”在乡村知识分子串党、串团史上的地位及意义。当这些早期中共革命知识分子回乡串党、串团时，他们多以知识分子为发展对象。这种趋向的严重程度，我们倒可以以皖西为例。据安徽省临委1927年10月所发出新增党员的通告记载，皖西六安县本来有44名党员，其中42名为知识分子，两名工人，无一人为农民；霍邱县本来有6名党员，全为知识分子；霍山本来只有一名知识分子党员。[116] 这正是如此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们这种多视自己的利益及便利的传统“社会资本”来点线结合发展知识分子党、团员，如滚雪球般进行运作，确实促进乡村颇多党、团支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正因为如此发展模式的作用，使中共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无论党、团员，一般都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推展中共的串党、串团事业，但对组织、动员农民群众则关注甚少。这甚至招致武昌团地委最为激烈评价：“农民运动，在武汉方面可以说完全未曾做过，因为武汉的同志三分之二为学生”，“而学生同志又多在城市，所以更加和农民隔绝”。[117] 这种说法固然有点过激，但也反映了某种历史事实的本相。究其原因，前文所言的客观困境应该起主导作用，但中共上层的看法却不尽然，他们更偏重主观方面的批评而认为是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及共产党并无太多认识及信仰的缘故。这可以以董必武之弟董贤钰为例，他1924年去苏联学习，1925年8月从苏联学习归国，10月下旬，就在黄安县城组建中共黄安特别支部，后任农委特派员。他在“负农民部事”期间，就被指责为“惰性重的弊病”，“未改除”，“且不能够自动的起来作工”，[118] 后经上层组织批评、提醒，有所改正，可“现在他作事，还算在作，但完全要受人指挥，自己无计划，亦不知找事作”。[119] 另外当时任浚新学校校长的中共党员陈学渭，就曾被上级党组织批评为“对主义不甚明瞭，且小资产阶级性颇重”，原因是“最近他来函说该小学薪水不多，要辞职，问此间允不允许”，但经上级党组织负责人调查后，“知道他的家庭经济好，且小学校薪水不少，所以决定不允许他辞职，告以在该校站住好藉以发展团体工作，拟定明年再指定一同志到该小学去当教员，如此有了对手，便于工作，此地很有发展我校组织的希望”。[120] 这恐怕还不只是董贤钰与陈学渭两人如此受到批评，实际上，当时颇多党、团员都被指责为“无组织，无训练纪律，无教育宣传，无实际行动之一盘散沙也”，“从委会到各支部，都未按章开会；刊物都未照章分配；团费从未缴纳；委会从未计划、分配及指挥同学工作；多数同学毫无行动，少数同学个人行动；极大多数同学毫不明校义为何物；决策从未在委会报告及讨论；委会不明各支部同学情况及人数，亦未以纪律制裁同学”。[121] 所以武昌团地委给中央的来信说：“我们同志多半对主义方面及组织不甚了解”。[122]

其二、北伐开始之后

北伐是国共合作的结晶，前文所述其从1926年7月正式开启，三个月不到即推展到长江流域，进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究其原因，大陆史家一般认为是北伐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使然，这恐怕有点失之偏颇。当时中共的机关报《向导》即认为“此次北伐虽然比以前进步了很多，可是还不能说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北伐军大部分是由小军阀的军队投诚改名或改编的”，“实际上还是几个军事领袖的作用”，“群众的力量还很幼稚”。[123] 这点当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易也有类似批评看法，他在1927年5月28日从汉口发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即说：中共患了“军事病”，“各地的主要工作方法，不是进行群众性的宣传鼓动，而是从事幕后活动”。[124] 因此，总体而言，笔者赞同陈耀煌的论断：“当时中共对于大别山地区的首要策略，便是要协助国民党政权去拉拢地方军阀。因此，大多数党员并未在北伐开始后便立即回乡从事群众动员的活动，他们仍留在上层党政军机关活动，从事与上层政治人物的接头，甚至因此把动员群众的任务置诸脑后”。 [125]

但是，1926年下半年，亦有颇多因前文所述原因而下乡的中共革命知识分子，在大别山区广泛建立起农民协会组织，这些组织有些是在旧有乡村组织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有的则是于无有处新创立的，它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逐成为中共整合乡村权力结构的一把利器。但是这些下乡的中共革命知识分子如北伐之前一样，其实并未深入、动员群众，而多是利用其地方精英的地位来动员地方精英，或者拉拢地方精英，而利用地方精英来动员群众。

我们以如红枪会运动为例。中共较早对河南的红枪会就有关注。1926年7月，中共在《对于红枪会运动决议案》文件中即认为“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污吏之搜刮，苛捐杂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溃兵之骚扰，以及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破产，土豪劣绅之鱼肉，才发生这种农民原始自卫的组织”，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利用”，而“在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126] 那么，怎么引导、型塑、转化这只地方武装力量？李大钊认为必须使“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127] 但是，国共分裂前中共下乡党员在乡村开展红枪会运动，采取的真的是动员群众的方针吗？恐怕还是利用传统“社会资本”联络地方精英，通过地方精英来动员群众吧。

这里，我们可以从中共后来的检讨文件中倒推、追查到之前的相关方面印记。中共在国共分裂后即反思、认为之前的红枪会运动之所以受挫，其根本原因是“枪会运动政策”，“以收编军队，做军官，北伐军接济饷械为条件”，“没有领导枪会群众，作自身利益的斗争”，[128]“只注意首领之联络，未积极去抓取群众”。 [129] 其实，红枪会的群众大半是贫苦农民，就其经济条件而言，是需要革命的，而且勇于参加革命，惟因领导权操于土豪劣绅手里，而农民又无知识，所以时常被其首领土豪劣绅、土匪流氓利用而做出反革命之行动，因此，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进行红枪会运动，夺取枪会领导权及群众就势在必然。于是，国共分裂后，中共下达枪会运动策略时就三令五申：“在河南今后的枪会工作，唯一的是夺取枪会之领导权”，[130] 另外，也需“促进农民的阶级意识，使从土豪劣绅手中分化出来，成为农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如果不注意枪会群众的分化与领导权的取得，换句话说，就是不注意站在贫苦农民群众利益的观点上，将枪会与农民联合组织起来，一致为抗军阀，抗豪绅而斗争，往后工作，仍然是失败的”。[131] 这即是说，中共要求国共分裂后的红枪会运动，特别注意领导权的夺取及群众的阶级意识培养，之所以得出这样的教训，与之前红枪会运动缺乏群众基础有莫大关系。

如果再进一步追索当时的乡村运动情况，恐怕还不止红枪会运动是如此表现。据刘子谷回忆，到一九二七年六月，加入农民协会成员，“湖北全省二百五十五万二千六百人”，[132] 但这“只是白纸写黑字的农运”，它的“基础非常薄弱，党的组织，又不健全，反动势力尚未到来，早已闻风逃走”。[133] 有些地方“更为土豪劣绅所把持，所以号称有二、三千人的县份，如黄冈等处，反动势力一到竟自完全解体”。[134] 所以湖北特委文件反思认为:“反共以前的省委”，“隔一天一次的区、市、县书记联席会，只是使各书记忙于上级机关的奔走，而实际渐渐的离开了群众”。[135] 这也就是说，国共分裂前的群众基础并不牢固。因此，中共之后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凡是一切想用偷安取巧的手段，希望依赖或利用现在军事、政治或土匪的力量，以达到土地革命之目的者，都必然无疑的失败”。[136]

可见，北伐开启之后，已有颇多革命知识分子回乡，但并不完全是为发动、宣传和动员群众为目的，他们在乡村多拉拢、动员的是地方精英，并通过地方精英动员群众。而拉拢、动员地方精英，无疑如陈耀煌所言“隐含了更多政治上的目的，那就是协助国民党政权寻求在地方上的合作者”，而抢夺地方政权及其领导权而已。[137] 关于此点，恐怕没有比北伐期间黄麻两籍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抢夺县府教育领导权的事例更典型了。[138]

五、结语

中共革命最大特点就在于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与革命组织的制度化—政党制度—勾连起来，它更多是在列宁主义的孵化下催生的，是跨国意识形态、组织及联盟推动的结果，因此剥离其内在结构，我们会发现这种源于苏俄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除了要了解社会规律、历史条件外，还要具备成熟、精湛的斗争技艺。中共革命学习苏俄，都是在落后地区从事超阶段性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样，作为革命组织的政党仅单纯扮演助产婆角色恐怕还不够，必须承担从事人工受精的医师，革命践行过程中，必须利用以弱克强的革命园艺学，把夺取政权看作革命的首步，有了政权之后，才能凭借自己的革命意识及政治意志去改造社会。

不过，中共成立之初即承认中国社会所处阶段还是国民革命时期，因此并未明确强调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核心命题，只笼统地主张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又不可能自发产生，只有通过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开掘、导引及启蒙，才会发生效应。这正印证了美国学者西达·斯考切波所说，中共革命最初不但吸附了那些边缘小知识分子，而且还吸纳了那些出身特权家庭的大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受过中等或大学教育，并与传统知识精英分裂，然后普遍倾向激进的政治观念而步入革命道路。[139] 笔者深为认同西达·斯考切波对中共革命的观察。中共革命进程中，正是怀抱马列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农分子，是推展中共意识形态、组织蓄势的主要载体。他们延续一种从中心城市向省城、县城再转入乡村的正统蓄势、传播路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这种蓄势、传播路径，其中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政党组织形态源于苏俄，但它嵌入中国社会的途经绝对是中国式的，因此，它并不是全盘外化的产物，亦有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之根源。至于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团结、极化及与阶级群众建立联系的程度。

就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源起而言，其最早就是由来自大别山区，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点燃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最初多在城市活动，他们不管是属于第一代大知识分子还是属于第二代小知识分子，都是受过底层、中层、高等教育，甚至留过学，他们普遍对生活此世的遭际不满而怀有传统为民请命心理，普遍具有很强的反叛及民族主义觉醒意识，他们在寻求救国之路的过程中，都希冀通过自己的直接行动来改造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但是，他们的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现实的残酷使知识分子的良知良能及文化地域感更加发酵，再加上民族主义思潮的刺激，他们最后普遍皈依了马列主义并加入中共，即便这时他们对此的理解还相当肤浅，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意志的坚定及行动的敏捷。于是，革命艰难历程中，这些在城市活动的革命知识分子，就通过同乡、同学、师徒、同宗及其它私人关系，克服多重困境，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事业。应该说，这种动员模式，肯定有别于西方学界总结的利用正式组织进行动员的资源动员理论，它更重视非正式的传统“社会资本”的功能。[140] 中共践行利用这些传统“社会资本”居间联系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的过程中，使传统“社会资本”不断组织化与意识形态化，而不断组织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传统“社会资本”，反过来又会起到加强城市秘密串党、串团工作的绩效。如此，革命知识分子承载马列主义及中共组织嵌入中国社会的行为理所当然地依托一些传统构件，并且这种传统行为构件与马列主义及中共组织的扩张连为一体。至于为何依托此种居间联系方式，肯定与国人难以逃脱传统文化惯习及革命乃特殊的大规模集体行动本身息息相关。

不过，太多历史机运又致使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不可能在城市长久滞留而必须回到乡村，这样，他们将革命之火也一同带到乡村。他们熟稔当地的社会人文环境及人际关系网，因此，回乡推展乡村秘密串党、串团事业，颇多利用的还是先前城市的动员、传导模式。应该说，正是通过他们在乡村的辛勤耕耘，培养了一批乡村革命先进分子，并开辟了中共革命的另一片天地。这首先得益于此动员模式能为革命知识分子下乡播撒革命的火种打开方便之门，但动员、复制过程中，也受限于此相对封闭模式的局限，他们这时联络的基本还是乡村知识分子等地方精英，并未普遍与农民群众接触。这某种程度还招致中共上层极为严厉的批评，认为是他们对中共组织及意识形态并未有深入了解之缘故。

而北伐之后，中共上层要求动员农民群众的呼声更趋高涨，但是，群众路线并未走通，中共的主要任务还是为帮助国民党抢夺地方政权及其领导权，并整合乡村地方精英社会，因此这些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采取的主要方式还是联络地方精英，通过地方精英来发动、组织群众。国共分裂后中共为何受到如此重挫，恐怕与前期动员模式中党与群众分离、党的阶级基础并不牢固有莫大关系。

总之，中共革命知识分子这期间走出城市，把马列主义所谓普遍原理与乡村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展乡村串党、串团事业，不过，仍然抱持一种精英主义路线，虽然组织和发动群众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细枝末流。即便这样，中国革命依然发生转型。随着国民党处理国共问题的严重失误，国共走向分裂。国共分裂之后，这些早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基本都成为大别山区展开更大规模乡村革命的地方领导群体成员，他们那时已汲取前期乡村民众动员的教训，开始把动员最广大农民群众与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共乡村革命首要目标了。

（黄文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注释：

[1] 大别山区位于鄂豫皖三省边境，地形复杂，主要为山峦褶皱地貌。就行政区划而言，它涵盖黄安、麻城、黄陂、罗田、孝感、黄冈、黄梅、广济、蕲春、蕲水、六安、霍山、霍邱、金寨、寿县、英山、光山、潢川、罗山、商城、固始等大概二十余县市之地。

[2]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3]“类逻辑”概念，是萧功秦先生的独创概念。按照萧功秦先生的解释是指形式上具有逻辑特征而实质上“志在信仰”与“善”，并非具有“真”的特点。萧功秦：《从政治浪漫主义到政治激进主义》，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380页。

[4] 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 85页。

[5]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4-65页。

[6]【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杨念群、刘鸿辉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7] 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研究，早期中共党、团组织是不分的，有的地方党就是团，团就是党，比如他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中的‘团’，几乎就是‘党’的意思”（【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其实，就武汉而言，该地1920年秋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在1921年12月4日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多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党团确实不分（《胡彦彬关于武昌S.Y工作总报告》，1923年7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65-82页）。因此本文研究早期中共的串党、串团问题，就放在一块讨论了。不过，就串党、串团而言，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宣教，另一方面就是组织串联，两者相得益彰，值得注意。

[8] 丛小平：《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96期，2006年8月号。

[9] 据王烜建国后回忆，大别山区“农村过去闹革命，真正首先起来搞革命的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而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他们在农村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友闹革命”，即是明证。可参见：政协麻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麻城文史（2）》，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第136页。

[10]《郑位三谈话录》，湖北省档案馆藏，第23页，GB-83；周业成：《黄麻起义》，《湖北文史资料（1）》，武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无出版时间，第59页；政协麻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麻城文史（4）》，麻城市：麻城印刷厂1992年版，第141页。

[1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

[12] 中共革命下乡的过程中，大别山区中共党人在乡村活动多利用了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传统资源，即传统社会资本，同时他们本身的活动又构成了革命运动的社会资本。可参见黄文治：《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2-1932）》，《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第52页。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1年版，第2页。

[14]【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189页。

[15] Van de ven, Hans J.：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p.72.

[16] 罗章龙：《罗章龙回忆录（中）》，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17] 【荷】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Leiden, 1991, p.53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1年，第35-36页；金琼主编：《红安文史资料（1）》，内部资料，1988年，第21页；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18] 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19]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1年，第1页。

[21] 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22]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郭述申纪念文集（下）》，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写在前面的话”之第1页。

[23]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张序”之第1页。

[24]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25]【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27] 据戴季英回忆，“董必武1925年前常在麻城搞选举，活动当参议员，搞选票，想当省参议员。后当‘武汉中学’校长。‘武汉中学’原为黄冈八属共办的学校”，“只收黄冈、黄梅、蕲春、麻城、红安、罗田、广济、英山八县的学生，学生为公费。同盟会时，董就常到八属之地活动，该校政治上属左倾”。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谈话》，麻城市党史办藏，第1页，C4-02-04。

[28] 郭家齐主编:《红安县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29]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易仕先：《从通讯社到共产主义小组——陈潭秋在汉活动片段》，《鄂东党史通讯》，1991年，第1期，第32页。

[30]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页。

[31] 唐健主编：《红安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708、713、718页。

[3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黄冈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黄冈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5页；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鄂东革命史资料（1）》，麻城市党史办藏，1983年，第239-241页。

[33] 李敏：《门生业绩有光辉——记武汉中学对鄂东革命的贡献》，《鄂东党史通讯》，1991年，第1期，第23-25页；麻城县革命历史文物征集办公室、武汉大学历史系75级赴麻调查队：《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77年，第16-17页；麻城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麻城县志》，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566页；《余席珍革命事迹简介》，麻城市党史办藏，第1页，C4-04-08；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谈话》，麻城市党史办藏，第1-2页，C4-02-04；至于汪心一，他在武汉中学加入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时间为1927年，可参见《汪心一谈大革命时期麻城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第1页，C3-02-01。

[34] 大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悟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420页。

[35] 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著：《光山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6] 商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商城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37] 一般认为李梯云1922年入笔架山农校学习，1924年入私立武汉中学学习，在董必武的影响下，加入中共，毕业后，即升入武昌中华大学学习。《商南起义》编辑委员会：《商南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李梯云烈士传略》，麻城市党史办藏，第1-2页，C4-04-05。

[38] 戴季英：《我的回忆》，麻城市党史办藏，第59-60页，C4-03-01

[39] 易仕先：《从通讯社到共产主义小组——陈潭秋在汉活动片段》，《鄂东党史通讯》，1991年，第1期，第31页。

[40] 唐健主编：《红安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719页。

[41] 麻城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麻城县志》，红旗出版社1993版，第563页；《李培文简历》，麻城市党史办藏，第2页，C7-04-04。

[42] 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谈话》，麻城市党史办藏，第3页，C4-02-04。

[43] 余晋芳：《麻城县志续编》，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5年版，第70页。

[44] 麻城市党史办李敏先生曾注意过“学寓”问题，据她口述：“麻城学寓初建时负责的经理是汪子弼先生，在工作期间与董必武交好，次年即辞去学寓工作，接替董必武管理武汉中学二部，跟随他在武汉中学读书的儿子汪心一则卷入学生运动，后来加入中共党团。当时黄安、麻城两县的学寓比邻而居，成为两县师生交流思想、串党串团的大本营。此种联系，一直持续到他们后来返回家乡农村，共同发起暴动”。李敏：《关于黄麻两县“学寓”的一点看法》，未刊，时间：2011年5月3日晚，地点：李敏先生家。

[45] 陈永发：《中共七十年（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17页。

[4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1年，第61页。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7-723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4）》，内部资料，1983年，第3-6页；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办公室、湖北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麻城市党史办藏，1985年11月，第33-34页。

[48] 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版，第73-90页。

[4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1年，第65页。

[5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1年，第64-65页。

[51]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页。

[52] 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页。

[53] 中共黄冈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黄冈革命史资料（1）》，内部资料，1984年， 第22页。

[54] 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8页。

[55]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

[56]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57] 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6页。

[58] 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8页。

[60] 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61]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227页。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第370页；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

[63] 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64]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65]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6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1年，第8页。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5页。

[68] 黄冈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黄冈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1、603、604页；中共黄冈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黄冈革命史资料（1）》，内部资料，1984年，第22-28页。

[69] 据濮清泉回忆，那时，“团就是党，党就是团”。可参见中共英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英山革命史资料（2）》，内部资料，1985年，第29页。

[70] 政协安庆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安庆文史资料（2）》，内部资料，1984年，第19页；中共英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英山革命史资料（2）》，内部资料，1985年，第29页。

[71] 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页。

[72] 唐健主编：《红安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6页。

[73] 中共霍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霍邱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74] 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15）》，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第46-57页；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纪念朱蕴山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6、124页；台云行：《朱蕴山与六安“三农”》，《党史文苑》，2004年，第1期，第46-49页。

[75] 据台湾学者吕方上区分定义：“学运”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是学生对于国家社会以群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具有政治意义。“学潮”则指学校内部的风潮，与学生切身利益有关，反映的是教育的问题，间接也涉及政治现状。可参见吕方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1-2页。

[76] 吕方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1页。

[77] 吕方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1页；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1）》，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290页；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集萃（三）》，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第1-46页；政协安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安庆史话（初稿）》，内部资料，1979年，第82-97页；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集（4）》，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第47-54页。

[78] 吕方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27页。

[79]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

[80]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2-583页。

[8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1年，第51-52页。

[82] 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年版，第90页。

[83] 万大鋐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4）》，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74年版，第253页。

[8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07页。

[8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3页。

[86]《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见《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刊》，转引自方向阳：《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史料剪辑》，《江汉论坛》，1959年，第11期，第45-46页。

[87] 无作者：《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69页；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麻城简史》，内部资料，2006年，第12-17页；政协麻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麻城文史（2）》，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第26-44页；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鄂东革命史资料（2）》，内部资料，1984年，第240-251页；《麻城地方党史专题材料二：关于武昌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的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第1-12页；中央农民讲习所镇压麻城反动红枪会叛乱史料，麻城市档案馆藏，31-3-9。

[88] 谭克绳、江抗美：《论知识分子在创建鄂豫皖苏区中的历史作用》，《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6期，第59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89] 湖北省党部报告：《湖北的农民运动》，《中国农民》，2006年，第2期，第23页。

[90] 本文的地方精英，不特指地方行政长官，如县长、区长、保甲长、军队首领等，及地方武装团体及帮会的领袖，如民团、红枪会、大刀会土匪等团体，也指地方上的一些职业化的群体及个人。可参见郑建生：《地方精英与农民运动：湖北阳新事件的考察（1927年2月27日）》，《政大史粹》，2001年，第3期，第54页。

[91]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2页。

[92] 政协麻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麻城文史（4）》，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1992年，第148页。

[93]《团武昌地委致中央信》，1925年8月13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89页。

[94]《熊守元致团中央信》，1926年5月29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81页。

[9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96]《熊守元致团中央信》，1926年5月29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82页。

[97] 舜愚：《饭碗》，《大公报》，1926年10月4日。

[98]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99] 政协黄冈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黄冈文史（3）》，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第6-8页。

[100] 中共黄冈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黄冈革命史资料（1）》，内部资料，1984年，第17页；政协黄冈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黄冈文史（3）》，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第1-4页。

[101] 刘光明：《郑位三传记》，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102] 万大鋐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4）》，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74年版，第211页。

[103] 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4）》，内部资料，1989年，第3-4页；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专题报告集）》，内部资料，1985年，第11-15页。

[104] 《大革命时期党在麻活动的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第3页、第16页、第22页，C3-02-02。

[105] 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4）》，内部资料，1989年，第138-139页

[106] 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集（4）》，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第9页；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1）》，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0、328页；方明志、董志强主编：《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6）》，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176页、第220-231页。

[10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0-15页。

[10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541页。

[109] 唐健主编：《红安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中共新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中共新县党史资料》，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第17-18、62页；卢振国：《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

[110]《李梯云烈士传略》，麻城市党史办藏，第3页，C4-04-05；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页。

[111] 中共六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六安县党史人物传（1）》，安徽六安县印刷厂印刷1984年版，第49页；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9页。

[112] 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5）》，商城县印刷厂印刷1991年版，第42-44页；政协金寨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金寨文史（1）》，出版地、出版时间不详，第101-110页；政协商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商城文史资料（2）》，商城印刷厂印刷1991年版，第14-19页；方明志、董志强主编：《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6）》，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245、267-279页。

[113] 方明志、董志强主编：《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6）》，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中共安庆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中共岳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清水寨暴动》，安庆报社印刷厂1983年版，第38-43页。

[114] 刘光明：《郑位三传记》，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郭家齐：《红安县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页。

[115] 麻城县革命历史文物征集办公室、武汉大学历史系75级赴麻调查队：《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77年，第16页；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麻城简史》，内部资料，2006年，第5页；温瑞茂、王淼生主编：《王树声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4页。

[116] 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2）》，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117]《团武昌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1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页。

[118]《黄镜致团中央信》，1925年10月5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20页。

[119]《团武昌地委致团中央信》，1925年10月16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29页。

[120]《黄镜给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12月2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85-186页。

[121]《林根致团中央信》，1925年3月10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8-9页。

[122]《团武昌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1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页。

[123] 彭述之：《我们的北伐观》，《向导（4）》，向导周报社印行，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第1723页。

[12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125] 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年版，第114-123页。

[12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页。

[127]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史志资料（6）》，内部资料，1984年，第8-9页。

[128]《河南省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1927年9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17页。

[129]《河南农运报告—对枪会运动之分析》，1927年8月30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78-79页。

[130]《河南农运报告——对枪会运动之分析》，1927年8月30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78-79页。

[131]《河南省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1927年9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17页。

[132] 刘子谷：《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农民运动》，《武汉文史资料（16）》，1984年，第163页。

[133]《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第1927年10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74页。

[134]《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第1927年10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75页。

[135]《中央湖北特委致中央信（一）》，1927年12月13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102页。

[136]《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第1927年10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76页。

[137] 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年版，第128页。

[138] 郭家齐主编：《红安县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8-33页；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谈话》，麻城市党史办藏，第2页，C4-02-04。

[139]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翻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06页。

[140] Zhou Xueguang：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58,1993,P5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