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年一直在从事鄂豫皖苏区史史料寻访、整理与研究工作。在操作过程中，发现研究鄂豫皖苏区史，困难颇多，原因主要有两：一、战争年代，鄂豫皖苏区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非常少；二、鄂豫皖苏区肃反肃杀了太多早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建国后能找到做口述记录的人已很少。
尽管如此，关于鄂豫皖苏区革命，还是有一些从该苏区走出去的革命幸存者，即革命元老，如郑位三、徐向前、戴季英，郭述申、王树声、徐海东、周纯全、倪志亮、徐立清等人留有口述记录存档于相关省、市、县档案馆及党史办。这些口述记录，有些已经开放，有些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其中，分量最重者当数郑位三近八万字的口述记录。郑位三的口述记录，之所以重要，主要有是其作为革命亲历者，原汁原味地从实践层面讲述并反思苏区革命，无论从思想深度及研究价值来看，都是难以忽视的。
从1958年11月到1960年5月，作为鄂豫皖、鄂豫陕两个苏区革命的主要元老之一的郑位三，曾先后十几次接受地方党史调查人员的采访，关于鄂豫皖苏区革命一些重要问题都留有亲历谈话及独到思考，这些谈话与独到思考，今天读来，仍然值得重视。
1.革命火种
鄂豫皖苏区革命，最初是由该地回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该地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激进新思想并加入中共党团组织。国共合作及国共分列前，也因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革命火种问题。他说:“全世界共产党都在大城市先产生，然后传播到农村去，全世界的共产党从城市产生传播到农村，有两样：一由工人传播到农村，资本主义国家多半如此，因为农村有工会组织；经济落后的国家多半由知识分子传到农村，不是工人传播到农村，中国、印度，过去的俄国都是这样。你们写苏区党史第一条就要写知识分子下乡，不然就没有革命种子，革命的种子是从城市来。后来到抗日不同了，那时是八路军、新四军散播的种子，是军队不是知识分子了。各地党的创立的总原因不外是这样。这样一说，你们就好写东西，知道那些材料有价值”（《位老谈话记录（第四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那么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下乡对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重要性如何？郑位三口述记录有两次谈到革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桥梁作用。
第一个地方，他说:“拿湖北黄、麻来说，为什么大革命时期那里能搞起红军来，而别的地方搞起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大家交谈过，但是没有得出适当的结论”，“很多老同志说我们那里农民苦，受地主压迫厉害。这个不是原因，如是这个原因，六安那个地方很富，为什么能搞起革命来，黄、麻地区群众生活并不很苦，革命却搞起来了。所以这个原因不对，与事实不符。那么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中国封建势力分三层：上层、中层和下层，分成县以上的封建势力和县以下的封建势力，从秦始皇的时候分起，县里面不能自己立账用款要上面批准，县里面自己不能搞财政。所以，县以上是上面的封建势力，县以下是地主阶级当家，决定ⅩⅩ当县长是当地地主的意志，上面政府决定不了。所以，北伐军一到武汉成立革命省政府，把上层政权打掉了，下层没有动，有些县发动农民又差，而红军又都是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要发动农民。发动农民是共产党的功劳，还要有别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发动农民起了两个重要作用：一个作用是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而知识分子又能站在农民方面革命，这就分化了地主的势力。地主阶级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只有他的子弟参加革命，有三、四十个地主的子弟参加革命，就容易打垮地主，农民也是容易动起来，有了武器，农民的胆子就大了，这是发动农民的重要条件，再就是知识分子起革命桥梁作用”（《位老谈话记录（第二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4）。
第二个地方就谈的就更为详细。他说：“大革命时，北伐军到武汉，中共中央到武汉，中央临时政府也在武汉，武汉成了临时首都。湖北五、六十个县的县长都是革命政府委派的。上层势力我们接管了，上层封建势力搞倒了。六十多个县是一样的，但后来创造红军、苏区只有十多个县，其余四十多个县就没有创立，显然这个变化是在下层的不同，不在上层。下层能创造红军，有不能创造红军的。能创造红军与不能创造红军的主要一条，区别在于每个地区革命知识分子占全部知识分子的多数”，“有了这个条件，红军才能创造得成，没有这个条件，红军就创造不成。这是什么道理？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知识分子很大数量参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富农家庭分化了。这一分化对地主不利，地主孤立，容易打倒；这一分化农民就勇敢些。假若一个村有二十家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十家地主子弟参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分成了两种家庭，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和没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这一分化，地主的秘密都知道了，农民看到很多地主子弟参加革命，胆子就大些、勇敢些。这是当时革命迅速搞起来，成与不成的主要关键。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愈多，剩下的地主就愈孤立，农民就愈胆大，这样革命就迅速得很，快得很”（《位老谈话记录（第四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2.阶级仇恨
鄂豫皖苏区革命的火种是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当他们因各种因素回乡动员农民进行乡村革命实践时，他们熟稔当地的人文生态环境，并没有过多传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捡拾中共不断激进化的农运政策，通过建构并整合阶级仇恨观念来形塑乡村阶级斗争。
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阶级仇恨问题。他说：“中国的农民运动，在外国也一样，是以阶级仇恨为主，不是以政治觉悟为主。三年游击战争时，连领导干部在内，不晓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办，不懂这一套，是什么东西做主要的呢？是阶级仇恨做主要的，当然政治觉悟也有。抗日战争时农民运动是民族仇恨为主，政治觉悟在第二位。现在农民是社会主义政治觉悟放到第一位。那时不是阶级仇恨达到顶点，那些事如何做得出来！三年游击战争的军队政治上最坚强，人人坚强，现在几百万军队只有部分人坚强，不是人人坚强，那就是有阶级仇恨这个东西，抗美援朝也是人人坚强，是民族仇恨，斗争厉害得很，中国几十年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提到最高度是三年游击战争，其余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位老谈话记录（第六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8)。
应该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基本没什么阶级矛盾及仇恨意识，那么，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阶级仇恨又是如何建构并整合的？依笔者看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强政府、弱社会式极权统治下，随着传统乡村权力网络的武化与劣化，乡村各个角落就散落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贫富矛盾及仇恨等。这些矛盾与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大小、形式亦不一，但不可否认其存在。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最为厉害的地方就是用阶级矛盾及仇恨去整合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一旦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阶级矛盾及仇恨之后，俗称“地主老财”的豪绅地主及贪官污吏，也就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阶级敌人。阶级矛盾及仇恨基本都是如此建构并整合的。
3.动员农民
鄂豫皖苏区革命的火种是革命知识分子，那么早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又是如何动员乡村农民革命实践的？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动员农民问题。他说：“乡村革命怎样发动？一是要有共产党；一是要有武装。农村没有民主斗争。农民原来没有武装，共产党是在城市生长的。党带着武装农民的政策，怎样和农民结合起来呢？就是要和地主‘撕破脸’的斗争，包括杀土豪在内。因为共产党要真和农民联系起来，只有‘撕破脸’的斗争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黄安县初期革命斗争情况---郑位三同志给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人员的报告记录》，红安县档案馆藏，档案号不祥）。
那么，在乡村社会里，革命知识分子又如何联合农民与地主展开“撕破脸”的斗争，他说：“能带头向地主阶级斗争，特别是带头打死一批土豪劣绅，农民马上对知识分子产生信任，看做自己人。在黄、麻北乡，这样的事很多。如吴焕先同志打死堂叔叔，后又打死嫡亲姑爷，农民衷心信任他，说：‘小伙子真是革命的’。农民胆子就大了，而且农民对我们党开始是从感性方面认识的。如吴焕先闹革命后，周围的农民就问他：‘为什么你的本事比往日大些？德性比往日好些？’吴回答说：‘因为我加入了共产党。’农民很信服的说：‘共产党只用年把时间，就把一个人的本事搞大了，德性也搞好了’，农民就从这些感性认识中，提高了对党的信仰，既信仰知识分子，又信仰共产党。这些知识分子多是小地主出身，他们一革命，就把地主阶级分化了。而且情况搞得很清楚，地主有什么活动，有什么抵抗力量，他们了解最清楚，对农民帮助很大。”（《黄安县初期革命斗争情况---郑位三同志给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人员的报告记录》，红安县档案馆藏，档案号不祥）
但是，涉及到具体实践层面，难度不小。比如黄麻地区，革命知识分子动员动员农民惩办土豪劣绅吴惠存时，就不那么容易。他说：“农民亲自动手打死土豪劣绅，开始是不容易的。如准备打死吴惠存时，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先请示董老（即董必武--引者注）做得做不得，董老说可以做，但要做得艺术些。派王健到南乡，王健出了很妙的注意，他说要找个跟吴惠存有新仇的农民，后找到个牛兽医（吴守义--引者注）。但他有顾虑，主要是顾虑他一家四口人的吃饭问题，当时用政府保证，农民协会保证，不能取得他的信任。后用紫云区几个有威信的干部如吴焕先等向他作保证，写保证书给他，他家里人吃饭问题由我们长期负责，这样算是谈判好了。但到行动时，他还是害怕。当把吴惠存押到七里坪时，怕被流氓抢走，就动员牛兽医（吴守义--引者注）动手打死吴惠存，他不敢先动手，还是王健先动手，他才跟着用锄头把吴打死。他的主要顾虑是怕‘阴朝报应’。”（《黄安县初期革命斗争情况---郑位三同志给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人员的报告记录》，红安县档案馆藏，档案号不祥）
4.暴动结构
鄂豫皖苏区，其主导地域空间主要分布在大别山区。先后在黄麻暴动、商南暴动、六霍暴动基础上形成的一块优越地带的革命根据地。不过形成鄂豫皖苏区的三大暴动结构却也不同，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四个重要问题是暴动结构问题。他说：“黄、麻搞农民自卫军，搞农民协会，打土豪劣绅，经过很多的斗争打下了这个基础。周维炯他们在商城就没搞农民协会，安徽也没有搞农民协会。而为什么河南、六安也搞起来了呢？原因和我们讲的道理相同，就是革命知识分子，最后把民团的武装搞过来，这样就大搞起来了，所以，革命知识分子多了，是迅速发动农民的一个重要条件，农民容易迅速行动组织和下面干部谈话时，都说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好，当然是好，但是没有这两条，就什么也不行，不能起大作用。六安要搞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减租减息，就是民团起来杀土豪劣绅，就这样起来了。这就是两条：革命知识分子多，再搞一些武装。他的武器和我们的不同，他是民团的”(《位老谈话记录（第二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4)。
因此，可以说，黄麻暴动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识分子加农民协会的形式，而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由于暴动晚，所以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多利用传统“社会资本”打入了当地的民团组织，暴动更多是从统治集团内部开始的。如此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识分子加民团的形式。
正因为三地暴动结构不同，对张国焘后来在三个暴动区域掀起的相异程度的肃反亦产生影响。郑位三口述记录就有言，他说：当时“安徽、河南在肃反中死的干部多一些，湖北剩下来的多一些。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湖北的斗争强一些，在群众面前这些人他不容易杀，杀了之后群众怀疑更大。而河南、安徽的斗争历史差一些，所以张国焘杀的大胆些，并不是那些人比河南的强一些。所以，和群众的联系有很大的关系”（《郑位三同志谈话记录（第一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3）。
5.组织力度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中共是强组织政党，但是在建党初期及苏维埃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力及领导力其实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强。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五个问题就是党的组织力度问题。他说：当时各地区党组织创始、逐步的党建以及党的领导作用呈现如此特点：“（一）党的创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过去农村没有党；（二）党的建设，由不健全到健全；（三）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当时党在幼稚时期领导特点与今天不同”（《位老谈话记录（第四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那么，当时党的组织及领导作用处于怎样的幼稚地位？关乎此点，郑位三口述记录有一些描述,他说:“那时的党，农村、红军、苏区的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与今天不同，用今天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去讲那时就错了，那时的革命运动时半自发性的、半领导的，党员少、又幼稚，懂不到什么东西，我当时就是这样，比你们现在青年同志差得远。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威信没有如今高，群众对党不太认识，有人说共产党是穿红衣服的，就真有人相信，所以党完全起领导作用不可能，只能起一部分领导作用。民国16年秋收起义，就是几个党员干部商量一下，负责人商量一下，说干就干，没有书记作结论那一套，大家同意了那个人的意见就那样做。群众也不知道我们党内情况，不知道那个负县委的责，一切不像今日，都是非正规的，也没有文件指示，总而言之带半自发性，不完全是党领导的，如杀人是大事情，今天中央有批准权，省委有批准权，县委权不大，区、乡不行。那时不同，支部党员做主，群众同意决定便杀，不请示可以，县委在附近也不一定找，这是常事”，“当时这样的事情相当多，决定打仗也不像现在，不一定要经过政委同意，指挥员决定，只要有几个人同意，一商量说打就打了”（《位老谈话记录（第四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至于原因，郑位三口述记录重点谈了两点：其一、党中央有总政策，但没有具体措施。他说:当时“中央的政策，号召起大作用，谁都以此为根据，所有参加革命的群众都信仰中央政策、号召，认为照那样做就好，群众提意见也是根据中央政策，当时具体策略、具体计划、具体指示都是没有的，党员干部都不懂，群众也不懂，遇事只要党内外几个人临时商量了就干，领导上没有策略指示，这种商量是党内党外合作的，例如打民团，应不应该打？如何打？这不必经过县委会讨论，只要几个党内党外负责同志商量好了，就去办。党员干部的几个人作用大，组织作用小，容易造成个人信仰，只要那个人能力强些，群众有事就找他多些，有事找个人不一定找组织，成为一般习惯。党员参加了会议，知道党的总精神，根据这些精神来和群众商量”。其二、党员干部素质亦很低下。他说：“当时党的干部都是入党个把月，几个月，至多是一、两年的，就是入党一、两年的也看不到什么文件，开多少会，也看不到什么书，因为当时中国翻译马列主义的书少得很，全国也没有基本，因此懂不了好多东西，经验少，懂得的东西少，党内同志在政策知识上与党外群众也高明不了多少”（《位老谈话记录（第四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不过，党的组织、领导作用亦不可过分矮化。他说：当时“党也起领导作用，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与半自发性相联系的，今天是全面领导，有一套，所以用今天党的纪律组织观念了解那时党的领导就大错特错了，今天是错的在当时不一定错”（《位老谈话记录（第四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6.肃反运动
鄂豫皖苏区历史极为灰暗的一面就是肃反运动。肃反运动主要整肃对象是苏区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实际上是一种标签化暴政，当时苏区并非真的存在人数众多的实体群体。应该说，当时从苏区上层到地方基层，这种标签化暴政确实致使肃杀及牵连人数极多。
郑位三口述记录对肃反运动亦有涉及。他说:“鄂豫皖损失最大的是肃反，当然肃反实际是错误路线的主要内容”。不过，“我们肃反打错了，但没有因为肃反影响群众的革命立场，群众没有因为肃反错误而改变革命立场的。革命还是革命的，不仅当时没有改变立场，现在访问还是没有改变立场，有些家属被肃反肃错了，就是把他当反动家属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立场，这就考验出来群众的觉悟和革命的坚定性，这在全世界都有意义”。但不可否认肃反“对群众有坏影响：一、对领导不信任，不是一般的不信任，是严重的不信任，华家河一带群众说：保卫局是地主、富农钻进去了，搞反革命，说领导人都好，就是不该肃反，是反革命进我们里面开搞反革命活动。二、革命积极性、干劲大大降低，各种工作都松劲，因为杀人太多，杀了一些自己人，所以群众干劲不大了。这三条的评价很要紧：（1）群众没有因为我们犯错误改变立场。（2）群众对领导严重的不信任，这是合理的。（3）干劲降低。杀人太多，群众垂头丧气，上面说群众潜力很大，这里是干劲降低。由于肃反问题，把群众的潜力至少一半化为乌有，削弱了力量”（《位老谈话记录（第七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9）。
不过，关于肃反对象的真假问题，他亦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绝大部分人有程度不同的思想作风问题，谈不上反革命。他说：“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真假问题，要有真的千分之一还不够，绝大多数都是假的。AB团这个东西，现在过了几十年，把国民党全部材料查了，鄂豫皖没有一个AB团，AB团主要是在江西，鄂豫皖的人没有一个与AB团有接触。第三党，当时得到的与现在考查的都是一个样，许继慎在上海时有几个第三党的朋友。许爱嫖、吃，在上海时常找这些朋友借钱，这个情况有人告诉了中央，中央批评了他，他写了申请书（即检讨书）。许派到鄂豫皖后，中央在给鄂豫皖的秘密信中介绍了许的这个情况，许的申明书也在里面，这是鄂豫皖知道第三党这个东西的第一个材料。改组派在鄂豫皖的线索多些，高建斗等好几个人曾在张发奎那里做过工作。鄂豫皖改组派的线索多些，二三十人是有的。再后来就是中央派来的潘皈佛。当时的参谋长，这些人都是与张发奎队伍发生过关系，而肃反刚刚是从潘皈佛爱人那里发生的。这样，这个怀疑就容易发展，实际上怎么样呢？我与徐向前元帅交谈过，把那些老熟人回忆一下，与改组派有联系的这二三十人中，至多有一半人可以怀疑，有一半多是好同志，至于肯定是改组派的除了潘皈佛一个人可以考虑，其余的人也不能肯定，高建斗是与改组派有联系，但不能肯定他是改组派。查国民党档案，没有查出有什么联系，原因是我们的干部本地人多，外面派来的人少。在残酷斗争中反革命不容易进来，可以说绝大多数不是反革命。我们总想提个意见给中央，说中央发个材料下去，使下面好工作，但我们也拿不出具体根据。去年河南有一个家属写信给毛主席，说他不是反革命家属，并说位老可以证明。这些信由组织部转给我处理，我写了一份提议，很详细（我认为肃反千分之一还少，除了千分之一外，中央接受了，发了东西下去，这个问题拖了很久到这次才算解决，其余统统是烈属）。曹大骏本质上是个好同志，思想作风上有缺点。他不满意张国焘的领导是千真万实。后来张把他当反革命看待，实际上知道他的同志都说他是好同志，下面提的那些材料不可靠”（《位老谈话记录（第七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9）。
等等。关于鄂豫皖苏区革命，从1958年11月到1960年5月，郑位三从亲历者角度作了十几次的口述记录，这些记录内容相较于官方党史著作，或许更为微观、复杂及丰满，离真实的历史本相也更为接近。本文只选取了其中六个微观节点来谈，另外一些节点问题比如土改运动、商南事变、红军工作队、左倾错误、反围剿、红军转移等问题亦同样值得注意。
笔者认为，进行革命史研究，口述回忆值得重视。比如，郑位三口述记录，对研究鄂豫皖苏区史极为重要，其澄清了苏区史理解的颇多关键微观节点。
当然，真正做到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首要条件还是要利用好主干核心档案及其它微观田野调查收集到的口述回忆之间的“互证”研究。第一是做好档案资料与档案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二是做好档案资料与口述回忆及地方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三是做好口述回忆及地方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这三个“互证”是一个“考证”与“考订”的基础工作，目的是产生“无影灯效应”，不留空白盲点，遂达到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本相。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