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在美国读到一本刚出版的英文新书，题目叫《中国的民主未来》，作者布鲁斯·吉利是美国的一位驻华记者，后来他2008年在普拉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本书大胆预言，中国大陆将于2020年实现西方意义的民主化，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个民主化的可能过程。无独有偶，在2011年12月16日出版的《华盛顿季刊》上，刘瑜发表了“中国为什么将民主化？”一文（Yu Liu&Ding dingChen(2012)：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35：1，41-63），同样断言中国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民主化。

我假定本文的读者都不反对中国民主化，“要民主”的问题不用再讨论，要讨论的是8年后是不是就能“有民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先来冷静地分析一下2020年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民主化，然后我们再来分析韩寒的“不革命”，看看韩寒为什么会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看看韩寒的“不革命”是否不同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

1，“现代化假说”与“民主定义”

刘瑜对中国民主化的乐观情绪来自四个方面的理由：经济发展，文化变迁，领导倾向，外部环境。

“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是西方学术界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现代化假设”。刘瑜曾经在早些时候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衰落与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一文里详细分析了这个“现代化假设”，并在那里得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结论，认为“任何时候对现代化理论下定论都为时过早”。可时间没过几个月，刘瑜现在突然认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将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

刘瑜对“现代化假设”的突然“认识转变”不仅是一种草率，而且主要是一种“基本方法论”上的认识失误。我自己在“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民主？--关于人均收入与民主的因果关系”（“共识网”，2011-03-01）一文里分析过，这种认识失误主要是没有用“逻辑的经验实证”去指导“数据的经验实证”的结果，是在逻辑糊涂情况下上了“统计欺骗”的当。正是由于没有坚定的“基本方法论”信念，刘瑜对自己的明确结论就会随着场合的需要而出现摇摆。

不幸的是，这个“认识欠缺”问题在她的文章里还进一步从“民主定义”问题上暴露出来。实际上，讨论“中国为什么会民主化”的刘瑜并没有给民主一个明确的定义，她显然认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民主。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假定过分有利于她文章的结论，因为事实表明，即便是民主问题的专家也未必能看清中国的民主问题（见“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如何在民主问题上混？”，“书面民主是个好东西？”，载于“选举网”，2011-12）。

不给民主下定义怎么就有利于“中国会民主化”的结论呢？很简单，当刘瑜所讨论的民主既可能是“多党自由的竞选”（“多党民主”），也可能是“非多党非自由的普选”（“一党民主”）时，“中国将民主化”就更容易成立。刘瑜的整篇文章正是利用这个“混定义”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她在实现“一党民主”可能性的论据就很容易被“混”成实现“多党民主”可能性的论据，这在她引用温家宝和俞可平的言论时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可问题是，刘瑜所要论证的民主百分之百是“多党民主”而不是“一党民主”。所以，刘瑜的“混定义”手法依然不是“学风欠缺”问题而是“认识欠缺”问题。也就是说，刘瑜对在中国实现“多党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但她这个真诚的“民主愿望”在转换成“民主认识”时，其转换逻辑不幸中断在西方民主理论的信念里而不能延续到中国的政治现实里。

更加明确地说，当刘瑜在“现代化假设”的问题上前后矛盾时，她已经迷失在西方传统的“数据的经验实证”里，从而用“数据民主”取代对“逻辑民主”的究诘。当她进一步迷失在“多党民主”与“一党民主”认知陷阱时，她至少已经“在逻辑上”完全不顾中国现实中的“书面民主与现实民主的区别”以及“事件民主与制度民主的区别”。

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刘瑜同中外的许多民主研究者一样没能认识到，民主的本质实际上是“破除政治垄断”而不是“民权普选”。所以，分析中国的民主化根本不在于分析“民权普选”的可能趋势，而在于分析“政治垄断”如何可能被打破。否则，就会心里想的是“多党民主”的可能性，可实际上论证的却是“一党民主”的可能性，结果错把“改善政治垄断”的现象当成了“破除政治垄断”的证据。而更深一层的“认识欠缺”，则是把“中国政治”当成了“一般政治”，漏读了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含义，漏读了中国精英和民众的“单一权威信仰”，从而高估了外界和象她那样的学者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力。

2，“现代化假说”与“绩效合法性假说”

如果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并不能支持“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的结论，那么具体到中国，为什么“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民主化”？首先要理解的是，在不支持“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的各国经验里，包含的是一些普遍的因素和一些各国独特的因素，而正是这些“各国独特的因素”在决定着民主化的程度和可能。

当刘瑜用东亚地区“儒家经济圈”的民主发展去论证“现代化假设”时，她忽视的是大陆生态与海岛生态在“演化博弈”结果上的不同（见“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一文，“选举网”，2011-3-21）。当刘瑜用世界各国的统计数字去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即经济发展有利于政权巩固）时，她忽视的恰恰是中国特色的“天命观”，这是一个包含“暴力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的中国传统观念，也是一个实利主义的中国人所本能认同的观念。

在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对中国的适应性时，刘瑜不能一方面承认经济发展的持续，另一方面又简单地认为青年人视现在的生活水平为理所当然，认为人们会对高税收、高通胀和经济的可能停滞产生不满。原因很简单，蛋糕做大后分配问题会激化，但大蛋糕毕竟比小蛋糕好，更重要的是：

第一，中央财政实力令人不满的增加，却在实际上巩固了中央政权的再分配能力和政治支配力（财大气粗有钱维稳）；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本就不是典型市场经济的“循环型增长”，即便外部环境会影响对外贸易和投资，它仍然是行政驱动的非典型市场经济的“政绩型增长”（你看看那些地方官员的GDP冲动）；第三，即便在典型市场经济里，消费驱动的增长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同样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经济动荡、贫富差距和腐败，所以经济波动与不均本身，根本不是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的真理由；第四，中央政治经济实力的上升还伴随着一种其含义还远未被理解的“中央政治制度变迁”，“一党限任模式”确实比朝鲜的“家族政权模式”或苏联的“终身专制模式”更不好倒，而这也正是刘瑜的文章所漏读的（见“解读中国这个谜---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一文，“选举网”，2011-10-1）。

3，政治文化变迁

关于政治文化的变迁，刘瑜列举了青年人对政府的不满、对自由民主的希望、群体事件的增加、政府维稳费用的上升、知识阶层的民主倾向、韩寒热与微博热、部分媒体的自由倾向、网络信息的传递等等，试图证明中国文化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利于民主，认为“许多保守的趋势是表面化的”。

我完全同意刘瑜现象罗列中的含义，但刘瑜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如此认识实在令人吃惊。刘瑜只从“制度需求”方面而没有从“制度供给”方面讨论“政治文化”，在“制度需求”方面，刘瑜也没有对“争利”、“争权”和“夺权”这三者作任何区分。这就是我上文提到的，刘瑜根本不能从“破除政治垄断”而不是“民权普选”的层次上去理解民主，中国民主化的核心问题恰恰是在“政治垄断”而不在“民权普选”上，恰恰是在“制度供给”方面而不在“制度需求”方面，恰恰是在“夺权”上而不在“争权”和“争利”上，“争权”和“争利”恰恰就不能导致“夺权”。

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一大要点是“一山不容二虎”，是“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垄断”。不抓住这个要点，一切现象罗列都是浮云，一切从“制度需求”方面的民主化论证都是“一党民主”而不是“多党民主”的民主化论证。刘瑜似乎已经迷失在“民主的细节”里而看不到“民主的逻辑”。

正是如此，刘瑜把“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文化”归结到“反历史假说”的偶然事件上，说“要是切尔年科多活20年、邓小平少活10年，苏中两国的民主化就会大为不同”。刘瑜接着讨论了三个涉及“书面制度供给”却不涉及“现实制度供给”的问题：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民主？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推行民主实践？政治派系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民主化前景？

刘瑜不出所料并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温家宝近年来的民主言论，可由于在“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简单区别上的漏读，她不仅没能证明温家宝的民主言论是“多党民主”言论，反而把温家宝的“一党民主”言论当成了“多党民主”言论。不管是温家宝所明言的“选举、司法独立、制衡”，还是俞可平所主张的“渐进民主”，它们通通都与“多党民主”无关，都可以是“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化。这也是刘瑜所再次漏读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二大要点：用“书面政治”粉饰“现实政治”，用“书面民主”粉饰“现实民主”。

这让我想起俞可平在201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敬畏民意”一文，不少人因为他说“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而激动不已，可大家却没有认识到，俞可平的前提是中共已经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作自己的宗旨，公民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有效的保护，某些官员的不当行为是与党的宗旨相悖逆的。瞧瞧，人家多高明，一个实证问题（民主制度）到了他手里就变成一个规范问题（民主宗旨），“多党民主”已经被卖成了“一党民主”了有人还在那高兴地数钱，然后还敢老说“民主不是理论问题”。

刘瑜提到，人们可能利用领导人的讲话来支持自己的民主诉求，可这依然是一个“争权”和“争利”的问题，是一个“事件民主”而不是“事件民主”能导向“制度民主”的问题（如“乌坎事件”不可能改变“选第二把手”的制度）。刘瑜说，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不可能成为替代西方民主的模式，可问题是中国“政治文化”的要害根本不在做而在说，“做的不是说的，说的不是做的”，并且这样居然能够得逞，那才叫“中国特色”。实际上，刘瑜对中共民主实践（包括党内“公推直选”等民主实践）的谨慎态度，已经完全否定了她自己的乐观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表明：刘瑜的文章几乎就是“为了到国外刊物发表而发表”的“逢场作戏”，至少也是“认识欠缺”情况下的“为赋新词强作愁”。

4，领导的民主倾向与外部环境

刘瑜把“政治派系”斗争看成为“民主的朋友”，认为中共高层出现“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刘瑜特别强调的是新的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威的递减，以及执政党本身的停滞对这个递减的强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和汪洋的地方政治实践在“争夺影响力”上可能会成为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竞争对手。

这里，刘瑜显然是把“地方行为”与“中央行为”混为一谈了（见“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论中共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一文，“选举网”，2011-7-3）。

刘瑜引用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秀达伦·阿西莫格鲁的话说，民主改革是政治精英避免革命的理性选择；还引用美国政治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话说，新一代政治精英在实际利益上可能趋向保守，可利益与价值的认知冲突也可能出现偏向价值理念的爆发（在韩寒看来，这叫“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见“说民主”，2011-12-24）。在我看来，问题根本不是西方的学者说得多正确，他们的问题同刘瑜一样，都是不能把貌似普遍的真理放到一个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去理解。也就是说，问题根本不是“民主的细节”，问题在于“民主的文化细节”。如果中国的民主化仅仅是个“民主的细节”问题，我相信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化早就成功了。

实际上，阿西莫格鲁在“制度如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文里提出过一个“制度理论”，认为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状况决定一个社会的当前权力分配，当前的权力分配又决定了当前的经济制度，并决定了未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如此，经济发展的状况就是由当前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关系不是“现代化假说”描述的那样，而是他所认为的“关节点假说”的情况：在某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在特定制度条件的作用下，一些国家走向了民主和发展，另一些国家却走向了专制和停滞（另见他的“收入与民主”一文）。

不幸的是，阿西莫格鲁这个有说服力的“制度理论”在进入“民主的文化细节”几乎被完全抛弃，他的《民主与专制的经济根源》一书还是未能进入“民主的文化细节”，更不必谈进入中国“民主的文化细节”了。

中国“民主的文化细节”除了上述“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垄断”以及用“书面政治”粉饰“现实政治”的“双轨政治”外，另外两个要点是“单一权威信仰”和“限任制党权最大化”的制度含义。我在“产权国家论”、“统治商数论”、“权威信仰论”、“双轨社会论”和“制度发展论”等公开系列文稿里已有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绝大多数中外学者至今对“限任制党权最大化”的制度含义仍毫无认识，严重低估了中国的“一党限任模式”确实比朝鲜的“家族政权模式”和苏联的“终身专制模式”有更大的耐力（可以特别参考“解读中国这个谜--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一文，“选举网”，2011-10-1）。刘瑜一直把重点放在影响民主化的“统治成本”方面，可是，“统治能力”及其制度现状才是理解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正因如此，刘瑜在文章里把“外部环境”当成了促进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力量，可实际的现实是，不仅西方国家在经济利益面前在价值上不断对中国妥协（西方人也搞这种对外的“书面民主”），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外部压力之下反而变得日益高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共在“暴力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及“历史合法性”之外的“制度合法性”。这里实际上也表明，刘瑜的文章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文化的实质与内在冲动。

另外，刘瑜的民主化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国际交往利益等讨论也根本文不对题，因为“政治垄断”的要害是“权力优势”，至于确立“权力优势”是否损害经济增长和国际交往利益，根本就与实质问题无关，经济增长和国际交往利益只是在碰巧有利于确立“权力优势”时才是问题。

5，韩寒的“不革命”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选举网”上发表时，刘瑜文章的题目从“中国为什么将民主化？”被误译成“中国为什么要民主化？”，可碰巧“要民主化”反而更能表达刘瑜的主旨，“将民主化”实在是太“明目张胆”地“谎报军情”了。“要民主化”我们举双手同意，因为这确实是中国的现实，可“将民主化”就是另一回事了。

相比之下，“非学者”的韩寒反倒比刘瑜少去很多“书呆气”。刘瑜寄希望于高层的“突变”，韩寒在2011年12月23日“谈革命”的博文里，则明确认为“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中国也不需要一场革命。韩寒为什么认为中国不可能革命也不需要革命？韩寒说了四点：

第一，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中国人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这就是我所说的“小圈子道德”和“双轨社会”）。

第二，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这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难）。

第三，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在革命的洪流里，有钱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单一权威”的强力难，制度的正常运行没有“单一权威”的保证难）。

第四，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我所说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权普选”而是“打破政治垄断”，“民权普选”的“一党民主”只会是巩固“政治垄断”的手段）。

韩寒的“不革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个小文艺腔”犬儒化了。在我看来，韩寒不是在“嘲讽和诽谤我们目前的公民意识和道德水准”，徐友渔的“哈维尔、昆德拉与我们”（“中评网”，2000-12-22）一文确实严重低估了中国人“书面一套、现实一套”的德行。中国人的问题根本不是怕“不怕自己的生存状况受到质疑或挑战”，或者屑“不屑于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辩解”，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与本能无法统一，自己的理智无法与情感统一，自己的言论无法与自己的行为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批评韩寒的人把应该用于批评李泽厚的话，错用到了批评韩寒身上了。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是“要民主、但不应该也不需要革命”，这是一种明确的“规范主张和劝导”；而韩寒的“不革命”是“上下这种样子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这是一种明确的“冷酷实证”，根本不含有任何“规范主张和劝导”，根本不是在劝阻他的粉丝们“别去革命”，“想要革命”的人也根本不会因为他的文章而改变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刘瑜高估了外界和象她那样的学者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力。

有人会说，“冷酷实证”的分析客观上同李泽厚的“劝阻”一样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而像刘瑜、徐友渔这样的“正确愿望、错误认识”客观上反而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这种批评恰恰说明它像刘瑜那样对中国的民主缺乏理解。有人硬说韩寒幼稚、不懂政治学，可本文的分析证明幼稚的恰恰是刘瑜而不是韩寒。

刘瑜只谈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可韩寒则在肯定“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深入一步地谈中国人的“民主能力”；刘瑜只谈民主的“制度需求”，可韩寒则在肯定民主“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深入一步地谈民主的“制度供给”。萧瀚的“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载《阳光时务》，2011年第7期）也是仅仅停留在“要政治革命”和“文化一般”的层面上，根本看不到中国的问题不是“要革命”及“国民素质”问题，而是“制度供给”及“行为规则”问题。

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之低，甚至都已经到了对现实的理解力完全不如一个韩寒的地步，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学术界仅仅满足和沉溺于“要民主”、“要革命”的“规范冲动”的结果，这同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的天真是一个道理。

韩寒说得好：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见“说民主”，2011-12-24。韩寒显然已经比我们的许多学者更理解“制度供给”、“行为规则”和“打破政治垄断”的真谛）。

中国的“高层革命”不可能，那是因为毛岸英的年少轻狂使中国躲过了朝鲜式的“家族政权模式”，并且也因为中共用“一党限任模式”取代了苏联的“终身专制模式”。所以也可以认为，中国的“高层革命”不可能是因为这个“高层革命”已经发生，现在的重点是像“乌坎事件”这样的“基层革命”。中国的“基层革命”有没有“大小文艺腔们”的所谓“大声呼吁”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但中国的“基层革命”却只是一种“权利规则革命”，不是一种韩寒提到的“会车关大灯”的“行为规则革命”。“会车关大灯”的不是中国人，“永远先出恶招”才是中国人，这是个“演化博弈均衡”问题，不是个“自由民主人权”问题（见“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一文，“选举网”，2011-3-21）。

中国的民主可以有三个阶段：“书面的一党民主”，“实际的一党民主”，“西式的多党民主”。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在2020年前后能实现“书面的一党民主”，那就已经过分乐观了。刘瑜的“多党民主化预言”定然是天方夜谭，而她对“美国模式”的拒绝则只能进一步证明她在“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的区别问题上有多么模糊和矛盾。

6，结语：如何解决“韩寒问题”？

本文的分析表明，刘瑜的“要民主所以2020年能有民主”是一种“用应然推出实然”的“自然主义谬误”，李泽厚的“要民主但不应该也不需要革命”则是一种“用实然推出应然”的“逆向自然主义谬误”（见“告别李泽厚”一文，“选举网”，2011-9-25），两者都是让自己的“价值主张”主宰了“冷酷实证”和“价值判断”的“规范冲动”结果。

韩寒的“上下这种样子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是一种典型的“冷酷实证”。韩寒当然也有他的“价值判断”，但他没有突然跳跃到“价值主张”的“规范冲动”层面，就如同我肯定“乌坎事件”和否定“朝鲜政权”不属于“规范冲动”那样（见“乌坎事件的本质是什么？”与“朝鲜政权为什么不会崩溃？”两文，“选举网”，2011-12）。冷静与犬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文化人的臭毛病是自以为非得高举什么“规范主张”，然后像乌坎人那样的农民才能知道什么叫自己的切身权利。

但是，韩寒的“上下这种样子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隐含了一个他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却对学者们构成挑战的问题：中国人上上下下这个样子怎么就不可能革命啦？从“上上下下这个样子”到“不可能革命”的具体逻辑到底是什么？如果“不可能革命”不是中国人的宿命，我们又应该如何破解其中的运作细节？中国人的“行为规则”怎么就老让近代以来的“高层革命”停留于书面化和口号化？（问题涉及“如何破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之迷？”的研究课题，可先参考“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一文，“选举网”，2011-10-17）

总之，“要民主”、“要革命”不是中国的真问题，该要的中国人都会要，要不了的再怎么想要也要不着。“高层革命”如何原地自转、“基层革命”如何不可避免、“基层革命”如何只是“权利规则革命”而不是“行为规则革命”，这些才是中国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