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初中历史课本把义和团运动描述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是一场底层民众的运动。说义和团反帝并不准确，那最多能叫做盲目排外。同样的，我们也不把印尼上世纪发生的排华运动称之为反帝运动。利玛笃、汤若望、南怀仁之辈，除了没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之外，基本与白求恩大夫无异，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帮助与贡献，远非白求恩大夫可比，结果也被义和团曝骨残尸，惨不忍睹。说义和团反封建，那更是笑话而已，没有谁比他们更封建.对神权迷信的痴迷不悟，使得他们日夜"画符念咒"，"请神附体"，从而自以为刀枪不入。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底层民众对生活的艰辛，对社会弊端的感受，往往最直接最靠前。所以历来高明的统制者，对于来自于底层民众的燥动串连，都会有高度的警觉。他们通常从这里读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社会生活的某个地方出了问题了。通常在这个时候做亡羊补牢的工作，都还算尤为未晚，而晚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处置，算得上是个例外。

这是我国历史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博弈的双方都蠢到极点的生动的教科书。说晚清朝廷蠢，好理解，女人当家，老佛爷坐庄，贪点儿小便宜。人家都要拉她下马了，她还在幻想“以拳以制夷”。她不知道这个东西发动起来，制夷的功效有限，而对秩序的破坏却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人们从这个乱象中很快得出结论：这个王朝日子不多了，心散了。说义和团蠢，在于这帮政治智慧近乎为零的氓众，在唱出了“灭了耶酥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的歌谣之后，清廷一招手，明明是想借“夷”之手以灭“拳”，这帮傻“拳”竟还真把自己当成了蛮大个南瓜，结果，事实证明是傻瓜。他们在战场上被本以为会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清廷推到最前线，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协助与支持，就象被送上菜板的鱼肉，被一阵乱刀砍将下来。最后，还得背上乱天下的罪名。

罗素说：“一旦怯懦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界上最轻率的赌徒。”轻率是够轻率的了，在义和团稍一得势之后，他们便“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尽杀”，“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更有甚者，“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几与禽畜无异。而那些逝去的鲜活的生命，本与他们同种同族。在这里，底层民众身上所有的龌龊本性，彻底暴露无遗。而作为一场赌局，作赌的双方都输得很惨。大清失去了天下，拳民则几乎被斩尽杀绝。 低层民众缺乏对重大事物的责任感，缺乏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与包容心，缺乏对科学精神的敬重与尊从。狭隘与愚昧使得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往往以"我"为准，非我者敌，逆我者亡。几千年的中国史，我得出的终极结论只有一句话：小人永不可当道.贱民永不可秉政。

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贱民有对于权势与财产的无限向往与觊觎。然而在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里，他们获胜的几率近乎为零。历史以来，贱民获取权势与财产的途径不外有二：一是发动暴力革命，强取豪夺，以数量上的优势取胜。二是得志的贱民会大面积贪污腐败，利用公权垄断资源，以此完成对财富的积累。贱民对富有的理解是如此的肤浅，以至于当他们把大把的金钱堆砌在身边时，他们即以为从此已经富有。他们不懂富有不仅关乎金钱，更关乎精神的充裕。关乎一个人对于自己族类的高贵责任感，关乎一个人由于对自然规律的充分认识而产生的理性与自信，关乎一个人由于对生命实质的理解而产生的对于生命本身的敬畏。

乞丐会因为极度的贫乏而背上装载食物的袋子以自慰，据说乞丐之间亦会以袋子的多寡为标准展开攀比。而得志的贱民会因为极度的自卑而以金钱自我炫耀，其实对于他们而言，除了巧取豪夺来的金钱以外，他们依然一无所有。看看天朝时下的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你只有啼笑皆非。贱民当道的社会出产大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无产阶级政治家，而这帮革命家与政治家的政治智慧与道德情商，乃不愧他们“无产阶级”的“光荣”称号。你可以给猴子沐浴，再给它戴上好看的帽子。但它们仍然会随地大小便，但它们仍然说不出半句人话。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在我看来，恶棍的政治无非作恶，流氓的政治无非耍流氓。比如斯大林，比如波尔布特。

后来我们有了文化大革命，最近我们有了乌有之乡。都属底层民众的运功。乌有之乡的特点是打死不跟你讲道理，他只跟你讲骂讲狠讲消灭.他也打死不跟你讲法治，他跟你讲批讲斗讲公诉.这也难怪，书读得少点儿，手臂比你粗点儿.我家乡的俗话说：遇到书生讲诗，遇到和尚讲经，遇到穷人讲苦，遇到痞子讲拼.如果你遇到乌有，他跟你讲实名，讲“问候”。而且他的“问候”有个相对固定的模式，纠集一帮人，由几个光头带着，上来先恶心你半死，以数量上的优势掩盖内心的怯懦。从这个角度讲，乌有之乡其实更应该叫乌合之乡才好。有人很为天朝时下会突然有乌有之徒大行其道而惊奇，其实，天朝早期的政治实质决定了乌有之徒该有他们的好日子。乌有之徒的悲剧在于他们不了解此天朝早已非彼天朝，往日的“无套裤汉”早已身家巨富，鸟枪换炮了。乌有之徒还想与人家类而聚之，岂可得乎？不可得也。最多权当是人家手里的一根棍子而已。

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痛心疾首的说：“现在世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到底是向哪条道路才好呢？”这个问题在几近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让人警醒。为什么会把义和拳与乌有之乡放在一起？就是希望今天的乌有之乡们，能认真的思考和回答陈独秀先生这个问题。

对于乌有之乡的众生，我想他们要搞清楚的时下天朝的独特风景在于：一帮身家巨富的资产者号称代表无产阶级，信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让别人掉眼镜去吧。而一帮清贫度日的无产者却信仰了民主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据说属于资产阶级价值观。作为具有棍子智慧的乌有之徒，理当是专门打击口头上的资本主义，而不能打击实质上的资本主义。比如不能要求申报财产，比如不能要求铲除腐败。指哪儿打哪儿的灵敏程度，决定了你等的生活质量。简单说来，乘早别把自己当人。

历来皇帝不招斜眼女婿，少些幻想，踏实做人.也许你不坐大过得惨，但你若坐大死得惨。

不屑与乌有为敌.若乌有的朋友明智，此文权当是给乌有的一个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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