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作为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的梁漱溟老先生，始终热切关注着他命运多舛的祖国。他满腹狐疑的问：这个世界会更好吗？当然，在那个时代，这绝对不是梁漱溟老先生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多良心知识分子共同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梁漱溟老先生最终对于自己的问题给出了怎样的答案，但我们知道一点，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对于梁老先生来说，似有自作多情之嫌，因为这个国家用自己的作为说明其实并不认同他。但他还是那么真诚的提了，这就是梁老先生的担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认为我们得“吃饭好好吃，睡觉好好睡，走路好好走，说话好好说，如此谓之敬。敬则不苟偷，不放肆。敬则心在腔子里，敬则不逐物。逐物则失心”。这些话语，说得平常，说得明白，说得入理十分。不愧为一代大儒之风范。

这几天，有两件事使人颇受触动，心潮难平。一是尊敬的《人民日报》突然大发弘论，高调谈论起改革，并且言之凿凿地说：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此话一出，听得要求改革的全国人民一愣一愣的，心中充满了感激。然而再仔细一想，《人民日报》给出了不改革和不完美的改革两个选项，大有世界之大，仅此而已的意思。至于较完美的改革或完美的改革，则似乎不可能存在似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呢？是《人民日报》没有完美的改革呢还是人民不配享有完美的改革呢？《人民日报》没说。

无独有偶，也是这几天，著名知识分子柳传志先生也高调谈论了一番改革。他认为对于改革来说，现阶段重要的是不能给人民一人一张选票，因为一旦人民得到选票，他们可能会搞“痞子运动”，瓜分富人的财产。太阳可能会从西边升起。其实说柳传志先生是知识分子并不妥帖，柳传志先生会觉得受了委屈而知识分子们会觉得受了侮辱。因为柳传志先生除了有些知识之外，更多的是成功和财富，堪称为这个社会完美的成功人士。而知识分子特别是梁漱溟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会说：难道我们有那么不知敬畏不知羞耻吗？所以我大概应该在此说明，当我提到知识分子这个称谓时，并不包括柳传志先生那样的成功人士。

我只是觉得很难搞懂以柳传志先生为代表的这个社会的那帮成功人士的理论基础，当他们这样说话的时候，他们是依据什么东西说的呢？柳传志先生是共产党人吗？经过理性分析，我认为他不是，因为共产党人的生活理想是共产主义，讲究共同富裕平均分配，而且他们也是依靠上个世纪的打土豪分财产发家的，怕分财产的柳传志先生断乎不可能是共产党人。经过再理性分析，我又认为他是，因为很有财产因而怕分的柳传志先生既然能富到怕分的程度，那断乎是党的致富带头人，焉有不是的道理呢？或者可能的情形是：柳传志先生的确是属于依靠这个体制富裕起来的那帮人，但从骨子里，他却并不认同这个体制的社会理想。当然，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柳传志先生是个真小人，而是说柳传志先生也许真是个伪君子。否则，此方程无解。

这个国家会更好些吗？今天，在经历了这个世界最漫长的改革之后，我们似乎已有了越来越明确的答案：对于这个国家的部分人来说，这个国家的确更好些了，比如刘志军前铁道部长，他的列车不仅速度飞快，而且使用的每支马桶都够西部的孩子吃差不多一辈子的了。而对于这个国家的另一部分人来说，似乎回答这个问题蛮多余的。这个国家好与不好与他们有关系吗？没有。人民共和国当然会更好，人民共和国有很多好东西，但不一定给人民。比如给你不改革不完美的改革，不给你完美的改革。比如给你车票税票，但不给你选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据说这里的人民素质差，不值得信赖。可伶的人们阿，他们都选择相信一个集团大半个世纪了，但自己却如此不值得信赖，不亦悲乎？

好了，《人民日报》实际上用自己的文章把这个社会的人群分了三类：要危机的，要不完美改革的，要完美改革的。我们或可以简称他们：左派，既得利益者，右派。

左派有危机感，成天嚷嚷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认真分析左派的心态，其实不难看出，他们之所以宁要革命不要改革，之所以对改革如此深恶痛绝，完全是因为他们在改革中被改到一无所有。愤世嫉俗的人们深知当下之所谓改革，无非是权贵们掠夺社会财富的美丽外衣而已。改革之初的美丽幻想不再有，历史进程的前瞻性没有，那么他们剩下的除了愤怒还是愤怒。回想起改革之前的日子，尽管穷点儿，但有平等有尊严，这大概就是乌有之乡也竟然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根本原因的了。

《人民日报》与柳传志先生代表的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改革，他们比较钟情于不完美的改革。对于摸石头过河，他们比较享受摸石头的过程而对于过河则不怎么上心。在他们看来，所谓天下熙熙，皆为石头。天下攘攘，皆为石头。既然石头没摸完，急着过河干什么呢？对于这帮人来说，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石头可以子子孙孙摸下去吗？如果可以，请继续。如果不可以，如果你们也能意识到民主乃大势所趋，要么你开门迎接，要么他破门而入，那么请做一个智者。这个世界怕的是柳传志先生这样的成功人士太多。他们愚蠢的认为选票是一个给不给的问题，是一个他高不高兴给的问题。而完全没意识到选票本属于人民，是一个到时候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的问题，并不由柳传志先生分说。关于这一点，建议柳传志先生可以拜访一下卡扎菲成功人士，甚至可以观摩一下卡扎菲成功人士的屁股。我申明没有对于柳传志先生的个人恶意。毕竟柳先生年纪大了，中华之国，礼仪之邦，柳传志先生当然不应该如卡扎菲成功人士那样晚节不保。这是一番好意，领不领情我不计较。

有人说这个社会有人搞击鼓传花，愿意把难题扔给他们的子孙去解决。我倒更相信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谋及自己的子孙。若稍具常识，当知道石头亦有质量，石头多了会压死人。几千年前，柳传志先生的先人柳宗元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蝜蝂传》。细细读来，你不仅会掩卷叹曰：何以其子孙之不明大异其先人哉？

右派知识分子在这场改革之中，有一点与左派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他们同样愤怒于《人民日报》的完全不美改革。但右派在愤怒之余会思考。他们不准备因噎废食，而是从制度的角度入手，希望从制度上规范《人民日报》的完全不美改革。他们的理想是在当权者认错改错的前提下达成不革命的共识，将社会风险降到最低。告诉左派优先考虑完美的改革，在这样的改革中利益有他们一份，而不是优先考虑革命。告诉当权者优先考虑不触发革命而不是继续摸石头。但不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革命。这才是真正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可能既得罪左派又得罪当权派，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前几天上一公厕，管理者显然对那些老是尿不到坑里的人士大为光火而又无计可施，所以在旁边大书曰：“尿在地板，说明你软。尿在地板，说明你短”。《人民日报》与柳传志先生之类的成功人士，每每论及改革，总给人尿不到坑里去的感觉，是软还是短呢？还是根本就位置不当呢？大概他们自己最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