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底，我的母校，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迎来百年华诞。
去年，在一次为祝贺江平先生八十寿辰举办的法学界同仁的聚会上，我对德高望重的江平先生说：“江老师，说起来，我和您还算是中学校友呢！我是北京第三十一中毕业的。”江平先生眼睛一亮，马上笑着回答说：“对！早年叫崇德中学，是所教会中学，我在那里读了三年。”
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位于西城区西绒线胡同33号，用今天的话说，位于京城“金不换”的核心地区，沿着这条胡同向东的方向前行大约1000米左右，就是北京的中心 —— 天安门广场。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由英国中华圣公会创办于1874年的崇德学堂。学堂于1908年迁入绒线胡同筹建崇德中学堂，并于1911年10月28日正式开学，当时是北京市建校最早的普通中学。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31中学。当时还有一所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第一个将“万国公法”介绍给中国的外国人）创办的北京崇实中学（著名作家萧乾的母校），则改名为市立第21中学。
在学校的杰出校友名人榜上，赫然显示着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师级人物：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测量学家的方俊、著名结构工程大师林同炎、有机化学家高振衡、地球物理学家秦馨菱、材料科学家严东生、数学家关肇直，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话剧表演艺术家林连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江平先生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这份名单上，其介绍文字为：我国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江平先生祖籍浙江宁波，1930年出生于大连。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父母迁入上海。一年后，因父亲调民国中国银行北平分行工作，他又随家迁居北平，就读于著名的崇德中学，在崇德中学期间，曾担任过学生自治会的主席。1948年，他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8月，选入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从那时起，江平先生开始与法律专业结缘60年，其个人的命运跌宕起伏、枯荣交替，几乎就是新中国法治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在江平先生2010年出版的个人口述回忆录《岁月与枯荣 —— 八十自述》一书中，他用很多篇幅回忆了自己在北京崇德中学度过的难忘时光。很多人以为，江平先生早年留苏，俄文自然很好，其实，江平先生的英文可能比俄文更好。80年代中期，我在参与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法学卷》的编辑工作时，曾看到过一本经江平先生亲自校对过的英文翻译手稿，其中对英文词语的精准把握和校对速度，令我们这些后生们叹为观止。江平先生的英文基础，无疑就是当年在崇德中学打下的。
在我们从小读过的历史教科书上，往往会将“教会学校”视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读教会学校的人可能被有些人视为“汉奸”。这类仇恨教育对我们这代人影响甚深。在我幼年的时候，每当我站在街上用那种不谙世事的眼光注视着北京协和医院的招牌或者那些西方人遗留下来的教堂时，总会以为，里面或许要么潜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和特务，要么埋藏着发报机和变天账。
其实，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试图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当年来华办医院、办学校的欧美传教士们，其中绝大多数都虔诚地奉仰基督教济世助贫观念，他们一心希望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摆脱贫弱状态，我们从利马窦开始的传教士们竭尽全力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行动中就不难获得证明。
从那些赫赫有名的杰出校友名单中，人们不难看出，早年的崇德中学吸引了很多来自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子弟。与早年中国的私塾教育相比较，教会学校的师资、教材以及学校硬件设施都明显优越。在重视英文教育的同时，这些教会学校也表示出对所在国的尊重，比如聘用华人校长、重视中文教育、不强迫学生信教等。据记载，崇德中学当时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学生是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神职人员的子弟可不经考试，优先入学，免交学杂费；教徒子弟要经过考试，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学金待遇；同时还有百分之六左右的学生从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家庭生活拮据者学费全免。
据查，“崇德”二字语出《论语•颜渊》，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由此可见当年的西方传教士们之用心良苦。据说，近十几年来，数任校长和众多校友都在呼吁恢复“崇德中学”的老校名。遗憾的是，一涉及到“教会学校”这个敏感背景，中国的事情就大致变得复杂起来。不过。前些年里一进校门矗立的领袖巨幅画像的地方，如今倒是换成了那个“崇德敬业、健康尚美”的早年校训。
江平先生在他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中，还专门提到当年轰动北京城的芮德兰事件。1949年11月8日，崇德中学英籍教师芮德兰在课堂上训斥一位随地吐痰初二学生时，使用了侮辱中国人的“蛮横语言”。后来，发生在崇德中学校园里的这件事几乎成了一个“公共事件”，引发了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教育界的“声讨”。后来，人们一致主张向人民法院控诉“芮德兰罪行”，而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一控诉。
1950年1月10日的《人民日报》曾有报道如下：“北京市私立崇德中学英籍教员芮德兰侮辱该校学生卢祖翼、白违集、唐仑、李绍康、檀煜等五人，并诋毁该校全体同学一案，已于本月十日上午十时经北京市人民法院宣判。判决为：被告芮德兰应登报悔过，并向崇德中学全体学生口头道歉。原告与被告双方对于这一判决都当庭表示接受。下午二时，法院派审判员贺战军到崇德中学执行这一判决，在该校全体学生与教职员工的集会上，由芮德兰向全体学生道歉。芮德兰认错启事也已送人民日报刊登”。
今天看来，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此事件显然被过度放大了。据史料记载，英籍教员芮德兰本人其实是个很敬业的英文教师，崇德中学当时使用的英文教材大都是她一本本亲手编写的。但是她的脾气古怪，对学生过于刻薄和严厉。当年的事件，已经从个人品德修养层面被彻底“政治”化了。此事如果发生在今天，估计人民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此案的。退一步讲，芮德兰辱骂学生并“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的确有错，但是那个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的同学是不是也需要做些“自我批评”呢？当然，再退一步讲，假如芮德兰不是个外国人，而是个具有中国血统的“洋买办”，在那个年代，大概会直接作为“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的，就大可不必去人民法院起诉了。
后来，芮德兰又因为阻挠学生参加五一游行以及在学生中散布不利新政权的言论，被北京市军管会下令“48小时离境”。据说，当时数百名学生把芮德兰的宿舍围得水泄不通，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分子芮德兰！”。这个满头白发的英国女人，吓得直发抖。当天，她在军管会护送下绕道天津去了香港。
接下来，前身属于教会学校的北京第三十一中，在1949年后迅速“向左转”。
很多人大致都还记得，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著名的文章的结尾满怀深情地写道：“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然而，文革前的60年代初，三十一中有一位名叫李恩光的特级语文老师在教解此文时，遭遇了学生在课堂“造反”。
一位学生在课堂上提出，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将士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拼死战斗，作者居然在此还提“喝豆浆、吃苹果、和爱人悠闲散步”的事儿，这其中明显有“资产阶级腐朽作风”之嫌。后来，在中学语文教科书里，有关“喝豆浆、吃苹果、和爱人悠闲散步”的句子统统被删除了。据说，当时主持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叶圣陶先生，也觉得这些话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他也力主删去这些词句。那位“造反”学生获得上级表彰。文革期间，那位身宽体胖、一脸佛像的李恩光老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改名叫“李敢”。
非常不幸的是，在那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学老师们曾是最早的蒙难群体。那些時間里，校园里充斥着喧嚣、疯狂、暴力、死难以及不间断的民间私刑。最近，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位旅居海外的三十一中校友写的文章，她回忆到：我生平第一次見到尸体，是在我的中学母校。一个男子躺在在担架上，面色铁青，被一群身穿绿色軍裝的男女红卫兵们簇拥著，把他抬进小礼堂里。据說他先被打，后“畏罪”跳楼。而那一端，教务小楼外的走廊上，一群红卫兵正追打一位外校女教师，她被剃了个“阴阳头”，小小的個子，黃黑大方格衬衫。她跑到走廊的尽头，终于被扭住，有人在用带铜头的军用抽打她……。
学校的这个著名的小礼堂，在崇德中学时代，曾经是一个师生们做礼拜的小教堂，早年屋顶上还竖立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十字架。文革期间，那些耸人听闻的批斗和暴行就发生在小礼堂里面。可悲的是，当年的小教堂，如今成了停尸房。在这个据称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里，文革十年里竟发生了一幕幕惨剧和丑剧。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恶魔一样的凶手？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同时，至今依然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据资料记载，文革期间，三十一中成为北京市率先“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还专程来到学校看望“革命师生”。不久，在教学楼的后面还建立起了校办工厂，再次成为教育革命的示范。从此。前来参观访问的宾客来自全国各地，络绎不绝。
1971年，杨振宁夫妇第一次回大陆访问和探亲，他向大陆方面提出想到绒线胡同的中学母校看看。当时，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时期。据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老师们回忆，为了迎接杨振宁夫妇，学校大搞卫生清洁、并特意对数十年的旧教学楼进行了紧急修缮。当时，让杨振宁夫妇看到的，只是一个简朴清洁的校园和一群群在小礼堂里“书声琅琅、歌声嘹亮”的学生们。没有什么人会告诉他们夫妇，就在几年前，这里曾发生过的不堪入目的疯狂和暴行。
对于文革的看法，今天的人们会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分析理解；即便涉及价值观、理论或主义之争，也可以继续研究和探討。但是，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們必须首先面对，这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革了文化的命，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是革了文明的命；它一开始就摧毁了人类文明的底线，违反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宗教信徒还是无神论者，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不约而同地信奉如下生活常识：仁慈、友爱、尊敬师长、崇拜知识、非暴力、讲卫生、懂礼貌等等。这些基本的常识，是所有的思想、主义、政治、制度、乃至各种宗教信仰都需要遵守的。不难想象，如果不从人类基本文明规范这个角度对文革做出彻底反思，我们这个民族今后的进步就可能永远是个疑问。
据媒体报道，杨振宁先生在这次三十一中的百年校庆典礼上发表了即席演讲。他告诉年轻的中学生们：“我就读的30年代（1933年至1937年），是中国最暗淡的时期”。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重返母校时，一位名叫翟京华的女同学代表全校同学们向杨振宁先生献过花。如今翟京华已经是北京市杰出校长、知名教育管理专家、西城区育民小学校长。从这位女士的年龄看来，她应当是文革时“红色恐怖”的见证者。不过，她今天的身份，注定了她在主席台上发言时不会坦诚地告诉人们：自己当年就读这所中学的年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和阴暗的年代之一。
述说历史，其实并不难，但难在述说本身的禁锢和限制。显然，这需要心灵的挑战和道义的承担，也需要知识的积累和启蒙的普及，我们在此不想过分难为这位杰出的女校友。只是，当我们今天和下一代谈起那个疯狂和恐怖的年代时，希望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们少一些怀旧，多一点反思，最好不要再告诉下一代人，当初那一回叫做“壮志豪情”，或者，今日这一章属于“青春无悔”。我想，这个请求或许不算过分。
1974-1976年期间，我在北京三十一中学读初中和高中。直到今天，我也不觉得那是个多么美好的时光。那时，已经接近文革的尾声。中学里，学生打老师的现象已经很少了，但是当众辱骂、羞辱老师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比如，我的同学们常常会肆无忌惮地给老师们起各种外号。看了《列宁在1918》后，有同学们对影片中刺杀列宁的女特务印象极深，就把这个形象和学校里一位外貌有些像外国人的英文老师联系起来，在学校里或课堂上一看到这个女老师，有人就模仿电影里女特务的台词朝她大喊：“给我手枪！给我手枪！”
还有一位物理老师，个头不高、戴副金属框眼镜、典型的江浙人模样，大家觉得他像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陈述扮演的那个国民党情报处长，于是同学都叫他“情报处长”，有人一看见他就大喊：“共军游击队，给我追，别让他们跑了！” 今天回想起来，那一代中学生们实在是愧对那些含辛茹苦地工作的老师们。
我在美国结识了一对台湾夫妇，记得我在饭桌前给他们讲述大陆文革期间中学生打骂老师的事情时，这对夫妇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这对夫妇告诉我，当年在台湾的国中里，如果学生功课不好，班教导常常会体罚学生，用一种特制的木棒打学生的屁股。最近，我读了台湾作者廖信忠写给大陆朋友的书《我们台湾这些年》，书中也提到，他在读中学时，班教导一个接一个念学生的名字，让他们上讲台前来领考卷，然后谁差几分就被打屁股几下，一个班六七十个同学打下来，一天总要消耗几根棍子。到后来，同学们竟互相交流“防痛”的经验，比如在屁股后面打击区放上一些卫生纸或夹板等。同样是中国人的世界，海峡两岸竟是如此阴阳两重天。
记得当时的三十一中属于外交部特批的对外开放单位，常年有外宾前来参观和听课。外宾来之前，老师事先都会安排几个同学提前“培训”一下，在外宾参观时扮演“主动举手发言的好学生”。我记得，自己就“被安排”过若干次。有一次是在1976年春季，来自北欧国家的一些外交官确定到我们班里参观听课。当时国内正在“批邓”，政治课老师提前一天告诉我，明天你举手发言时，要注意联系实际，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记得，我当时装模作样地发言时，那些外宾们还没等翻译开口，就笑出声音来了。估计他们别的没听懂，但是“邓小平”三个字他们已经听清楚了。
中学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阶段，是一个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最好时光。然而，对于在“十年浩劫”经历中学时代的人们而言，这段时光堪称“生不逢时”。中学生们一年里在课堂里上不了多少文化课，相当多的时间被安排去工厂、农村、部队及商店里学工、学农、学军及学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不仅耽误了多少青年人的学业。当年的伟大领袖有一句名言叫：“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说得再明白点儿，所谓高贵者指的就是“有知识的分子”，“卑贱者”指的就是“工人农民”。此言属于“最高指示”，当年无人敢于质疑。不过，极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知识分子既然和工人农民比起来一无是处，当年“惩罚”这些“高贵者”的主要方法之一，竟然就是让他们去当工人农民。奖励这些“卑贱者”方法，竟然是让他们去占领学校课堂当“有知识的分子”。如此怪事，在世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至今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记得当年有一句可以让无数“有知识的分子”感到无地自容的问题是：“你们读了那么多的书，其实连青草和麦苗都分不清楚？”的确，如果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没有人比种麦子的农民更“有知识”了。可是，当时很少有人去稍微思考一下，对于那些将来不去以种麦子为业的人们（比如像杨振宁这样的物理学家、孙道临这样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江平这样的法学家）而言，是否真的有必要知道“青草和麦苗”之间的区别？
我们当年上中学的时候，还要付出不少时间参加学校挖防空洞的劳动。带领我们这些学生挖防空洞的老师，大多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这些人当年都失去了在课堂上教书的资格，早年国内著名的华北足球队守门员徐琪老师也在其中）。回想起来，这是我个人生活经历中第一次和“右派分子们”近距离地接触。我当时发现，这些“右派分子们”几乎个个都是有些本事的人，就连对他们来说属于“劳动改造”的挖防空洞工作，他们都当成一项“事业”来干，从设计到施工，他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据说，这些建筑牢固、工艺优质的防空洞，如今都成了具有商业用途的小旅馆和商店。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右派语文老师”在劳动休息间隙，给我们讲古典文学里的人名典故，他告诉我们，很多人的“名”和“字”之间是寓意相通的，比如，诸葛亮的“亮”对应孔明，关羽的“羽”对应“云长”，张飞的“飞”对应“翼德”，赵云的“云”对应“子龙”等等。这让人举一反三地联系到，“泽东”对应“润之”，“介石”对应“中正”，戴笠对应“雨农”等等。可见，在中国悠久的文化里，人们花费了太多的功夫在琢磨这类文字游戏，足可以被有些人称之为“博大精深”了。
我在三十一中读书时，同学大多属于就近入学，他们都来自学校周边各大胡同包括长安街以北府右街等居民区的同学。当时住在北京胡同里的人不分三六九等，既有达官贵人的子弟（比如梅兰芳的孙辈们或部分高干子弟），也有胡同平民百姓的后代。记得当时班里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公共洗澡堂的搓澡工，他在学校里喜欢教同学们喊澡堂里他父亲常喊的号子：有搓澡的没有？/有！/三毛五，脱光的往里走！……，听到男生们厚颜无耻的哄笑，女生们通常会无可奈何地把脸长时间地伏在课桌上。
梅兰芳的遗孀福芝芳就住在学校对面的西旧帘子胡同。所以梅家的孙辈们大多在三十一中读书，其中有几位还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那个年代，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算是有钱人，但是梅家大概是个例外。据资料披露，梅兰芳早年作为自由职业者，他的出场费竟高达十块金条。1956年公私合营改成月薪制后，梅兰芳主动降薪两次后定为2100元。而当年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拿的是一级工资，总数也只是610元（他老人家后来的巨额稿费暂不计在内）。据说，那时的大学教授，每个月拿出十块钱来当伙食费，就可以天天吃山珍海味。因此，我们在读书时就听说，梅家位于西旧帘子胡同里那栋院落的那两扇漆黑色大门里，拥有私人汽车、钢琴、管家、保姆以及家庭医生，当然还有当时普通胡同居民们家里没有的暖气和抽水马桶。不过，在那个不能炫富也不敢“拼爹”的年代里，梅家的孙辈们，大多为人低调，尽量夹着尾巴做人，就连他们的名字也起得富有时代气息，比如：梅卫东、梅卫红。
梅兰芳唯一的外孙范梅强（梅保玥的独子），当年也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他大概是梅家第三代中目前唯一从事京剧事业的人。当年，在学校宣传队里，他专长表演样板戏，可以唱字正腔圆的京剧老生段子（比如“沙家浜”里的刁德一等）。据他的同班同学回忆说，当年在工厂学工时，学生们与工人们一起开联欢会，范梅强唱完一段样板戏后，工人们热情鼓掌，让他“再来一个！”老师告诉工人们，他是梅兰芳的后代。但“再来一个”后，工人们不再鼓掌了。他们说，梅兰芳的后代唱到这种水平，是最起码的。所以就不用鼓掌了。
还有一件与三十一中有关的事非常值得一提。1971年，闻名世界的荷兰著名左翼电影导演伊文思来到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伊文思，希望他拍一部介绍中国现状的纪录片。
伊文思后来拍了九集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其中一集《球的故事》，就是1973年下半年期间，伊文思在三十一中当时的初中三年级八班拍摄的（我自己在1974年夏天进入这个班集体，纪录片镜头里的人们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影片记录了一次班主任老师和学生之间开班会解决相互冲突的故事。
两年前，我和几位当年参加过拍摄的中学同学还在北京电影资料馆观看了这部纪录片。今天看来，这部纪录片的故事内容谈不上生动有趣，音效光效也比较粗糙，纪录片里那几个站起来发言的“班干部们”更显得语言呆板和教条直白。但是，就当时对中国人一无所知的西方世界而言，这一切却是无比新奇。值得赞叹的是，伊文思堪称世界级的纪录片大师，他和他的女助手玛斯琳（后来成了他的夫人）当年仅仅使用单台摄影机，在一个狭小的教室里一气呵成，十分流畅地拍摄下了这场师生之间的辩论会。对今天那些纪录片专业者而言，仍然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伊文思的《愚公移山》1976年在国外上映之后，却遭到了西方世界的抵制。有人怀疑这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影片的真实性，甚至认为伊文思帮助中国人欺骗了西方。这种情况使伊文思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欧洲找不到工作。也许我们中国人觉得亏欠了他，后来他的一部分生活费都来自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资助。伊文思自己也感到有苦难言，他抱怨中国人没有告诉他当年的实情，甚至连“林彪事件”的真相也向他这位“国际友人”加以掩饰和隐瞒。还有，当年拍纪录片时大量场景都是预先“安排”的，后来，在修改剪辑中又被迫删去了大量真实的镜头，等等。
八十年代他再次来到中国时，神情显得忧郁，他认真地对中国人说：“为什么你们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你们知道我们这些在西方为你们说话人有多么困难吗？”从此以后，伊文思再没有拍摄过现实主义体裁的纪录片。1988年，在他去世前一年，他来中国完成了《风的故事》。在这部纪录片中，他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这部在中国西部沙漠地区拍摄的片子，内容虚幻、抽象而晦涩，充满了自我想象的梦境，颇具超现实意味。在镜头中，人们反复看到的是他那一头曲卷飘逸的银发和一双迎风流泪的眼睛。
杨振宁先生在1933年至1937年间就读于崇德中学，他认为当时是“中国最暗淡的时期”。我以为，杨先生的话大概是一种泛泛的隐喻，并不属于历史学研究范畴内的准确结论。如果我们稍微认真一点，这个说法似乎值得商榷。
相当多的历史学研究者认为，在1927至1937年这十年间，无论从经济增长到文化进步方面，应该属于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化步伐迅速发展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国家统一了货币、度量衡以及交通规则、颁布了“六法全书”，废除了大量不平等涉外条约；仅仅在1931~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在文化教育艺术领域内，像鲁迅、茅盾、巴金、曹禺、老舍、沈从文、胡适、冯友兰、钱钟书、华罗庚、郁达夫、徐志摩、聂耳、贺绿汀、徐悲鸿、梅兰芳这些大师级人物的大量精彩作品，都是在那个时期孕育完成的。包括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内的不少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由于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断了当时正在艰难行进中的中国现代化文明进程。只是，在我们从小学习的教科书里，这一切都被“过滤”掉了。我们只知道这个时期发生了若干次“起义”，“五次反围剿”，一次“两万五千里长征”，还有一次“西安事变”。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曾发出如下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就是所谓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是有关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至今还没有被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从过去的崇德中学到今天的北京三十一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道命题的缩影。在这所历史悠久学校的杰出校友光荣榜上，包括杨振宁、邓稼先、梁思成、江平先生在内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从当年崇德中学走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从“万恶的旧社会过来的人”。后来的三十一中，人们掰着手指头算，也只是出了几个文体类的才俊，比如游泳健将张健，电影演员刘锡田、丛珊和张光北等。
百年中有春华秋实，百年中有沧桑峥嵘。在有关这所百年名校校庆的报道中，我们得知，杨振宁先生和江平先生都参加了校庆典礼。杨振宁看到学校今日的面貌，他意味深长地说了“换了人间”四个字。在各类媒体间，我们没有看到江平先生在庆典上发言的报道。我在想，如果需要江平先生在庆典上致辞，他应该告诉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些什么呢？江平先生的专业背景是法律，也许，他会说，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尽管已经被宣布“成功建成了”），这些年来十分不易，几乎是进两步退一步，间或也会进一步退两步；也许，他会情不自禁地朗读起自己在《临江仙•悲歌》里所写的诗句：“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
2011年11月19日草于北京
2011年12月2日修改与美国加州硅谷
作者注：此文部分内容曾作为专栏文章发表于2011年12月份的《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