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马立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中国曾经怎样批判邓小平

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说的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即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而且简直就是被当做逆流来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风源、“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邓的言论是“卖国主义”、是“洋奴哲学”、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就算是发泄对“四人帮”的种种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邓小平的那些话说了出来。比如《解放军报》说：“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这不是把当初“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话，如今又拿来批判“四人帮”了么。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认为，中南海的分裂之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弥合无隙。危机依然存在。几周以前还在同仇敌忾地对付“四人帮”的人们，现在却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这一次，问题的焦点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放邓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老实说，这个联盟本来就是毛泽东组成的，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李鑫这些人，在政治局内部，可能还有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全都赞成打倒邓小平的死对头“四人帮”，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同邓小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事实上，他们几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为邓小平这些人倒了霉，他们也许根本无缘走到中南海里来。比如李鑫，他曾经是康生的秘书，后来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从张春桥、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后，他就成了华国锋倚重的笔杆子。比如吴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他还是京城百万人的“双庆大会”的主持者。当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门镇压群众的组织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经明确地宣示，邓小平是“邓纳吉”，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幕后指挥者。直到现在也还坚决认定邓的罪状已成定论。撇开这些全都不说，论本事，吴德也认为，“他比我们的毛主席差远了”。

至于汪东兴，就更加令人畏惧。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从延安直到中南海，没有间断。他自称现在中央里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平心而论，这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更何况他的手里还掌握着毛泽东亲笔批阅过的大部分文件。也许是由于这些政治资源，他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

至于邓小平，这个时候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谦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华国锋，描述了他为华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高兴。但是邓小平的友善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他将邓小平的信弃之一旁，转身就去参加“双庆大会”去了。

“双庆”会结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声音就卷土重来。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当时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如此严重，华国锋但凭一己之力，能够力挽狂澜吗？于是大家都开始怀念邓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阔斧整治国家之举，都认为现在他要是能够出来，必定有所作为。可是邓小平却还背负“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医院里面闲居着，未免叫人着急。

于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教师和学生，开始收集数月前天安门广场上流传的那些“反动诗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个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没有被抓走的人居然会把那么多的“反动诗歌”隐匿起来。报纸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处搜捕，民兵日夜监视，党的组织无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这些“反动诗歌”来。现在听说有人要把这些东西整理编辑出版，诗歌就从大街小巷里面纷纷涌出来。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整整一周年。为纪念周总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童怀周”。不久以后，他们居然把那些诗歌出版了。书名叫做《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上下两卷，共计1032页，国人读之如饮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几位虽然不高兴，却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但是，同样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有更加露骨地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动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里面颇有名气。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造反成名的。他本来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然后他参军，入党，复员，当工人。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历是在1976年清明节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事件”。

1976年清明节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街道上的人有200万之多。花圈、默哀、演讲、诗歌……铺天盖地。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来，实则全都在诅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人，甚至还敢大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邓小平喊冤。

当天晚上，华国锋召集京城里面的政治局委员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毫无疑问，必须坚决镇压。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开进了广场，将所有的花圈、挽联和诗词一扫而空。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宝剑，为所欲为。如果有谁上前阻止他们的行动或者稍稍表示不满，立即被逮捕收监。到天亮的时候，已经抓走了57个人，广场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这个时候，消息传遍了全城。

于是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再一次涌向广场，嘴里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但是，警察可不仅仅只有拳头，他们手里都拿着棍子，把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许老百姓进入。

于是，游行的队伍派出代表，前往广场东南角的一座楼宇里面，和民兵指挥部的指挥官们谈判。他们强烈地要求归还花圈和释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挥官们则傲慢地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反革命的行径”，就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双方毫不妥协，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分手。愤怒的人群开始砸毁汽车，烟雾弥漫在广场上空。冲突愈演愈烈，警察挥舞着棍子冲向人群，有人受伤了，鲜血留在广场上。人声鼎沸。

几个小时以后，吴德在广播当中发表讲话，他用异常严厉的口气威胁那些坚守在广场上的人们：如果不立即离开广场，一切后果自负。大部分人就在这种威胁当中离开了。但是还有200多人不肯退却。他们手无寸铁但却意志如钢。他们坚守在广场也坚守着信念，更何况他们过去几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和解放军真的会来镇压他们。

但是才过了几十分钟，一大片草绿色的人群就向他们挤压过来。有5个营的军队，有10000多民兵，还有至少3000个警察。他们将广场的200多人团团围住，然后全部逮捕，一个也不剩。第二天，报纸上宣布，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又过了一天，党中央宣布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天安门广场终被清理干净了。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李冬民就成为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拥护“走资派”的人了。

现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李冬民这样的人从阴暗的角落里面走出来，公然地到长安大街这种万目所瞩的地方来“招摇”，可想而见“反革命气焰”十足地嚣张，也许，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在支持。大街上谣言纷起，有人说“批邓”批错了，邓小平就要出山。还有人说毛泽东弥留之际对镇压天安门广场颇有悔意。在那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看来，这些事情就足以证明李冬民的行动乃是一种社会的潜流。

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对于反邓联盟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不能严加约束，事态极有扩大的可能。辽宁省旅大市革委会大门口，不是也有人在张贴大字报批评吴德和陈锡联，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么。事情发生在京城，自当由吴德来处置。“反革命分子。”吴德坚定不移地说。市委书记这样一句话，李冬民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2月8日，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一时间，京城的气氛又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