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主流货币一直比较“稳定”，较少见到有显著的贬值倾向。这和当局对名义财富（货币量）与实体财富（商品量）之间的相适“对称”关系严格把握有关。在紧锣密鼓处理欧债“危机”的进程中，欧洲金融业比较“平静”，倒是一些“评级机构”忙的不亦乐乎，今天调低这个，明天调低那个，大有“呼风唤雨”、“舍我其谁”之势，尽是“瞎掺乎”，引起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的不满。本来欧债“危机”就不是金融方面的问题。 那欧债“危机”是怎么形成或者说其症结在何处呢？

有观点称，欧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高福利”。国家经济发展是为了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国家治理目标按照不断提高全民福利的方向努力，这没有错。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要为实现全体国民幸福、自由的生活，这几乎成为当今社会文明的共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被誉为近代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塞西尔· 庇古曾在他的名著《福利经济学》序言中写道“经济学家努力进行复杂的分析，不仅仅是精神的训练，而且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环绕着我们的贫困和肮脏，富有家庭的有害的奢侈，以及笼罩许多贫苦家庭的可怕的不安全感——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罪恶。”庇古的深刻观察和睿智分析一直在警示人们要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

建设现代“福利国家”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于1935年实施《社会保险法》，建立了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制度。这是社会改革中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人类终于认识到，为了同舟共济，将民生化的社会性的普遍救助体制纳入国家生活的基本秩序是多么必要而又重要。正是那次及时确立并推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促进了消费和投资，对当时美国尽快走出“大萧条”阴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尔后，欧洲各有关国家的社会福利事业更是方兴未艾或长足发展。

时过境迁。“福利社会”七十余年的发展已经“疲惫”，需要“休息整顿”。目前，欧洲有关国家民众此起彼伏的抗议“财政紧缩”的示威浪潮，显示他们对“福利”被削减的担忧和不满。不过，无论是政治领袖、社会“上层”阶层还是广大民众都应该从“危机”中学习。因为任何国民社会福利的提高都必须建立在整个国民（实体）财富的不断增加的基础之上，并不是议会政治的“空口许诺”和街头的“决心捍卫”而能获得或保障的。

须注意到，欧洲虽然遭遇债务“危机”，偶尔也有突发性恶性事件，但整个社会总体稳定。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此次欧债“危机”与其说是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欧元区银行家们深谙“财富”不是（印钞）“印”出来的道理，因而没有刻意“超发”货币，故不存在通胀之虞。欧洲金融业具有欧洲固有的风格，而与华尔街、伦敦交易所不同，不可能发生或容忍金融及其衍生行业冲击、“绑架”社会的或实体的经济体。深刻教训启示社会，各类金融业的正道必须是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在这方面发挥主动性的积极作用，而不能过分贪婪，在“服务”中从社会实体经济体内撷取太多的利益，甚至会为了“掮客”、“骗子”沦为附着在经济实体上“吸吮”财富“血液”的工具。显然，欧洲金融业在恪守“正道”方面虽不是无懈可击，但却是无可厚非。即使在“危机”跌宕中，欧洲央行始终坚持“沉稳”和“本份”，只是时至2012年12月18日，才调节了一下利率。这值得称道。

欧元区内各国，贫富差距并不十分严重，基尼系数相对比较“温和”，恩格尔系数普遍处于低位，表现为贫穷和富有深刻对立的那种社会矛盾并没有尖锐显现。所以，居上所述，欧债“危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危机，实质是社会生产供给与国家财政公共开支之间的差异性矛盾。以务实睿智著称于世的欧洲正在探寻一条务实睿智的解决之道。

现在，欧盟欧元区在忙着“双边”“多边”的对话、协商乃至争论，首先从区内经济体制及财政规则层面进行检讨，修补“漏洞”、克服“缺陷”、改革机制、统一制约，并且达成了多国一致（英国除外）签署的有关加强和改善财政管理的协议。虽然只是技术性的“修复”，但肯定是个重要的明智之举。为“量入而出”构筑了制度保证的“架构”。

为了平衡收支，时下“财政紧缩”是必然选择。这是“节流”是一种“消极”的平衡。更需要的是大力实施“积极”的平衡，即要“开源”要开财富增加之源，要提升效率，扩大生产规模。重构有效供给的增加与需求消费水平之间的新平衡。对此，有关经济学理论可供借鉴。

经济学界萨伊“供给学派”主张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虽然有所“顶牛”，但有一个基本共同点，都认为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不可或缺的。凯恩斯的“投资”着力点在于提振就业，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但最终归结为消费品需求能力的提升。萨伊派的“投资”着力点在于“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在于“生产、供给”，最终仍归结为“需求、消费”。两者在促进社会对消费品的消费“给力”上得到了“统一”。被经济学界广泛认为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其实存在着对各自对立面的某种“包容性”。“包容性”是一种客观法则，它不仅是存在、发展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发展着的内容的一部分。

相对总体消费水平而言，欧盟欧元区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是不足的，这归根到底是由于投资（资本金）不足造成的。瑞典“沃尔沃”品牌资源悉数被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吉利”收购，就是个有力例证。所以，必须增加投资。投资要直接有助于实体财富的增长，即扩大产能、增加产品，同时 促进就业和消费。如是，凯恩斯理论和萨伊定律相结合的综合优化应用似应可行。

投资资金的来源不能贸然依赖“外部”资金的“注入”，而是首先要有好的政策导向，激发社会经济体内原有资金的投资活力。众所周知，已（发行）流通的货币是不会减少的，减少“消耗”的只是物资，所以“货币不灭”。要积极倡导投资社会化，形成资金良性循环机制，提高资金经由实体经济环节的流通效率。“外部”资金对经济体的“注入”，只有实体经济自身发展（或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实体建设（对资金）的需要而整个经济体本身无法满足（解决）时，才为可行。

否则，不仅酿成资金“淤积”、“周转不畅”的效率低下，招致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化”的严重后果实属必然。那就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深信，务实、睿智的欧洲绝不会这样。欧盟绝不会解体，欧元绝不会消失。如无其它大的意外事件出现，此次所谓的欧债“危机”极可能将会在8—15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悄然离去，新起点征程又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