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在持续发酵，欧元区危机在蔓延。欧债危机给中国究竟带来的是“危”还是“机”？我们需要根据各方情况作出不同反应，前瞻性地预判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对宏观政策调整作出预案。
一、欧债危机的启示
一向被看好的欧元区，为什么会不堪一击呢？是区域经济联盟机制本身的内在缺陷，还是欧元区制度有待完善？是“借钱过日子”过时了，还是应该“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不同于美债，欧债有更多值得思考的深层次问题。
（一）不能用看美债危机的思路思考欧债问题
首先，美债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欧债发生在一个区域经济联合体内。作为联邦财政体制的主权国家，美国不仅有统一的金融联盟，还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以及统一的财政联盟。而欧元区缺乏赖以依存的财政联盟，更勿论统一的政治基础，这就注定了决策成本较高但决策效率可能较低，不利于在危机中采取合作的拯救行动。
其次，从形成原因和传导机制看，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危机形成的内在逻辑看，无论是美债还是欧债，基本都有一个基本规律，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演变过程，但二者又有细微差别。美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因素，也有美国长期财政赤字的因素；而长期的高福利制度和财政软约束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欧债危机本质上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主权债务，主权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
再次，个体主义观念的差异。欧洲长期的高福利制度，使得国民过惯了慢悠悠的现代资本主义生活，这种惯性生活让国民难以从富日子转换到穷日子。消费具有棘轮效应。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旦遇到系统性经济风险，国民更多的是对政府的牢骚和攻击，而不愿意以公众和国家利益为先，勒紧个人裤腰带过苦日子。美国也同样是以个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但由于美国的福利制度相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没有后者那么完善，这使得福利体制在美国并未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形成很大侵蚀，国民在经济困难时还是愿意承担生活下降的风险。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举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希腊和意大利总理相继辞职，欧元区不断上演政客“辞职救国”。壮士断腕的英雄义举令人钦佩，却也显示出诸多无聊。欧元区是否会出现政权更迭救市的多米诺骨牌，还要拭目以待。
（二）地方发行债务权限和地方债风险的争论
由欧债危机看中国，对中国自身的债务风险要保持高度警惕。在经过一段时间探索后，经过国务院批准，2011年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地方债的规模和使用方向由国务院批准，还本付息由财政部代办，确保了风险可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债是由中央代理，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的启动，意味着我国正在探索地方政府发债的新模式，有利于地方政府逐步建立稳定和规范的发债渠道，逐步向自主发债模式过渡。
2010年，中国国债余额占GDP约17%，如果加上2011年6月审计署公告地方政府性债务10.7万亿元，目前中国总体的公共部门债务率在50%左右，公债总体风险可控，并且还有发展空间。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长期来看，将导致地方经济权限过大，不利于控制债务风险。甚至有专家用汉朝贾谊的名句“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来佐证，不应该给地方政府过大的经济权限，地方经济利益固化容易导致不稳定因素。联邦制下的财政分权和集权制下的财政分权，控制风险的能力不同。在实行联邦制政体的德国，联邦与州均享有立法权，联邦政府负责联邦一级的经费预算和其他司法行政事务，州政府则负责州一级的相关事务。中国的地方政府没有关门停业之虞，因为有中央财政兜底，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缺乏约束。在GDP政绩观导向下，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所谓金融创新融资平台，以政府信用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举债经营。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经济竞争和互补的重要途径，致力于本国经济建设是防范和应对危机的根本出路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了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地理区域内形成了一些经济联盟，比如欧元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当然也跨区域形成了一些经济联盟，比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这些经济联合体通过贸易、金融、关税等一体化，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促进了经济增长。由于这些联合体只是实现了货币联盟，而没有实现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结构性失衡和缺陷必然导致当受到系统性经济风险时，将会出现“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局面。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主要还是靠自救，只要有画地为牢的主权国家，国与国之间就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最终，各国还是要致力本国经济建设，寄希望于他国是不现实的。早在20世纪末，中国学界也曾热议过建立亚元区的设想。欧债危机并不能否认未来区域内和全球内经济联合，甚至政治联合，实现天下大一统的美好愿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走好区域经济合作的道路？财政联盟、金融联盟和政治联盟的大一统是否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充分条件？但不管如何合作，区域内的均衡发展，以及致力于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才是防范和应对危机的根本出路。
二、关于中国宏观政策调整的设想
近期，中国应防范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系统性风险。在短期内，应采取积极心态应对欧债危机，宏观调控应坚持“保增长、促稳定”的基调。中长期，应科学合理地处理公债发行和外汇储备问题。
（一）近期积极参与制定欧债危机的应对策略，宏观调控应稳步有序
欧债危机警醒我们，独善其身的危机应对思路绝对不可取，应该争取主动，积极参与制定多边救助机制，更应该在危机中处乱不惊。因此，首先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是否应大幅进入欧洲市场的问题。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思考变欧债之“危”为“机”，积极参与多边谈判，掌握制定规则的主动权。如果预期欧债危机得到解决，我国可以制定抄底战略，甚至大举进入欧洲市场，进行大规模并购；如果预期出现欧洲“失去的十年”，对外经济战略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新兴经济体上；如果出现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外汇资产缩水不可避免，应做好其他的替代应对方案。二是关于中国近期宏观调控走向的问题。按照欧债危机的基本走势，中国应该坚持宏观调控的基本走向不变。过多收缩会造成硬着陆，应该通过逐步微调实现整体经济平稳回落，这也是顺应经济周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自然回落，是稳增长的必然要求。因此，财政政策应做到更加稳健有效，货币政策应渐近宽松，并且不断增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二）重点发行国家公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虽然有国外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但是不能谈债色变。对于培育中国公债市场，必须区别对待总量和结构问题。由于中国仍处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中国培育公债市场仍然需要耐心，也需要走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切不可操之过急。虽然欧洲提出债务风险警戒线，即债务余额占GDP的60%，但毕竟是参考指标。2010年中国总体的公共部门债务率在50%左右，风险总体可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还可以增加债务发行规模。从中国发行公债的实践看，国家公债发行稳步推进，国家信用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地方公债风险日益积累，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亟待规范。有鉴于此，今后发行公债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家公债的发行上。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在香港第三次发行人民币国债，但是规模仍然有限、品种有待丰富、频率有待加强，国债市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走向国际市场。要让中国国债走向世界，还涉及汇率、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归根溯源是提高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2012年是已开工保障房竣工和新开工保障房的交汇时期，加上房地产市场带来的资金断裂风险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集中还本付息，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对于地方债务，中央政府应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建立风险防控体系。
（三）合理盘活外汇储备，藏汇于民
犹如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巨额外汇储备一直备受各界关注。是否应拿外汇直接救欧元区？很显然，简单的方式不太可行，首先面临的是欧元贬值的风险；外汇以人民币计价是否是最稳妥的方式？从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国家化趋势来看，这一方案无疑是可供选择的。而从更长的时期看，我们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中长期问题。
第一，减少外汇储备和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欧债仍然在发酵，美国经济也没有出现根本好转。但是，要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除了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外，我们的选择余地很小。由于对海外投资环境的不适应，我国投资商的海外生存能力差，短期内通过“变（外）汇为（实）物”似乎不现实。我国外汇储备不断攀升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出口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以投资和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外汇储备的增加则不可逆。
第二，关于合理处理存量和增量的问题。调整的重点是存量还是增量？一般的观点认为应该调整增量，从而带动存量调整。很显然，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的阻力、风险和成本较小，是一种权益之计。如果进行整体调整战略，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令人很难作出决策。
第三，关于合理优化外汇资产结构的问题。外国国债在我国政府的海外资产中占有很大比重，现阶段主要是购买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比较小。将来是否应考虑扩大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值得研究。另外一个是长短期国债的问题，由于收益率不同，购买不同期限的国债成本和收益会有所不同，但只是微小的经济利差，这不是考虑的重点。
第四，关于合理配比外汇储备的“操盘手”问题。组建大型主权财富基金，实现外汇保值增值固然是一个大方向，但是，也应该尝试“化整为零”的思路，让民间藏汇、操汇。比如，可以让一些发达地区的有海外投资经验的投资者，能够更多地用人民币直接换美元，到海外购买股票、资产和债券，当然包括主权债务，减少对国内市场买空卖空的过度投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