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23年中国经济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6日闭幕。这是二十大后首次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22年中国经济呈现下行态势，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多项经济数据再次探底。此时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释放出要全力拼经济的多重信号。

问：你和团队最近建议，把明年的GDP增速目标设定在5%-6%的区间，浮动区间较大，提出这个目标主要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刘元春：建议把GDP设定在5%-6%，一方面是不能设定得过低，今年的基数效应很明显，经济弹性还在，加上疫情政策逐渐放开，也有助于后期经济恢复。同时，目标也不应定得过高，未来经济的挑战和压力还是很大，要保持政策的可持续性，不能明年把子弹都打光了。

浮动区间为什么这么大，是因为明年的不确定性很大。在疫情政策全面放开之后，依然面临着对经济的影响，依然面临着严重的不确定性。欧美和东亚疫情防控政策在很多方面已经证实了，即使在政策放开之后，对经济的影响依然是很严重的。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里面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可能还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2023年世界经济的变化也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欧美会不会第二次衰退，全球金融市场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动荡，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外部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

另外很重要的是房地产，政策出台了很多，但是房地产这一轮的大调整，是否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这几个方面决定了明年的经济很难一帆风顺地复苏。

问：2022年定的增速目标是5.5%，是较高的增速目标，很大程度上还是跟就业有关。但从今年的就业市场来看，好像效果一般。如果说GDP增速和创造就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弱，我们再以就业目标去倒推增速目标是否可能会失效？或者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刘元春：目前来看，当时定的5.5%增长速度，当然与我们的1100万以上的就业目标有密切的关联。但是由于疫情的冲击和外部环境的变异，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5.5，可能减少了两个百分点左右。

我们通过一些非市场的手段解决了一系列的就业问题，避免了失业问题恶化，但明年依然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压力。通过增长来解决就业是一个主导方向，明年5%左右的增长速度还不能完全满足总体就业供给，这就需要我们在就业优先政策上面要有所考虑。

问：你提出年轻大学生可以以工代赈，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具体怎么实施？

刘元春：一是可以对大学生专门建立就业基金，二是可以专门新建一些工程和生产领域，来供大学生进行密集型就业。可能有别于原来传统的对于低技能的劳动者、失业者的以工代赈的工程，它应该有一些技术和知识含量。

问：回看过去疫情三年，为了稳经济也动用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你觉得这些政策里，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反思或者调整的？

刘元春：对于过去的政策，我们当然应该进行一些评估和反思，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使我们有限的政策空间发挥较大的稳增长效果。具体如何评估？一是政策的目标，二是传递的效果，第三是最终的结果。

比如说财政政策，从去年来看，由于地方的财力不足，导致很多的稳增长政策在压实地方责任的基本要求下，实际上有部分是落空的。因此，今年在财政支出上面，如何使财权和事权相匹配，使中央的财政支出以及相应的事权份额进一步加大，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了。

再说货币政策，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当然是需要的，特别是在整体金融市场不稳定，传递效果相对较差的情况下，结构性政策在短期使用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如果结构性政策长期使用，它毕竟会导致套利行为，从而导致结构性政策无法实施，并且产生更为严重的市场扭曲。因此如何平衡结构性政策和总量政策，是2023年货币政策必须要考虑的重点。

问：从今年的政策来说，今年5月以来有很多稳经济大盘的政策把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如果2023年经济增长逐渐回归常态，支撑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否会需要转换？

刘元春：2023年支撑经济的动能，投资依然是一个关键，基础设施依然是一个重点。但基础设施很明显要从传统基建向新基建全面转换，这些年来也一直在做，明年更要往这个方向集中。

第二个是科技自立自强这方面的投资，可能要进一步地加强。第三，在一些新经济、数字经济方面，投资要进一步加强。第四，在房地产政策上面还得要有所加力，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的态势要有所逆转。另外还要关注一些中小企业的投资，这些都应该是明年经济的重点。

明年投资需要进行全面布局，但这里面必须要考虑政策性的投资和市场性的投资。持续大量的政策性投资，一个重要的约束就在于债务的可持续性上。因此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间，逆转大家持续低迷的预期和信心，变得很重要。怎么激发民间投资的内生机动力和积极性，成了我们政策的重中之重。

明年投资的核心还是通过改革来扩大民间投资的空间，提升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的信心和动力，这是重点。

问：你今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讲解。这几年国内的民间投资预期不高，也和一些政策相关。我们稳预期的关键是什么？

刘元春：稳预期很重要的就是很好地释放二十大的红利，把党的基本政策、基本的战略导向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全面发展民营经济，全面支持资本有序发展，这是一个要点。因为大量的资本和民营经济出现一些动摇，很重要的就是一些人对于国家的政策和相应的战略方向有错误的认识，导致市场出现了一些理论误解和思想噪音。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和方针上，把“两个毫不动摇”解释清楚。

第二，的确要以实际行动展开一系列的绿灯投资案例，让民营资本切实进入到一些能盈利、能大规模发挥他们作用的领域，这两者都很重要。

问：最近中央也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此次出台这个文件是基于什么考虑？在你看来，扩大内需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刘元春：这个纲要也是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二十大里面反复确定的扩大内需的战略，现在把它从短期的举措上升到中长期的战略领域了。对于中国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提升我们内生动能，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里面涉及的面很广，特别谈到要通过改革举措来扩大内需，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因为其他的一些举措都是表象性举措，最为关键的依然是通过改革改变我们的内生激励体系，改变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改变我们目前投融资的空间和结构，才能够真正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

问：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增长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是否意味着要使用超常规的手段来稳增长？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还有哪些工具是可以用的？

刘元春：2023年整个面临的形势实际上是很严峻的，尤其是目前的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收缩，并且有加速的态势。在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科学化的背景下，2023年一季度持续出现疫情高峰是个大概率事件，因此对经济的复苏依然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同时虽然房地产政策出台了，但房地产这一轮调整不仅仅是短期调整，它更是长期的趋势性走势，也是对企业经营模式的基本性调整。因此调整的周期会比较长，这也就决定了明年的压力实际上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达到5%甚至更高的增速，必须采取一些超常规的政策，很多政策实际上已经大量使用过，只是在明年如何整合。

比如说，我们采取了抗疫特别国债，今年12月份刚发行了7500亿的特别国债，这已经给出一个信号。目前基层财政的压力的确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必须通过特别国债来进行支持，明年这种工具会延续的。

第二个就是针对房地产的政策，单纯地靠一些流动性方案，就是“三支箭”来解决流动性问题，实际上还是很难的。稳住房地产，最重要的是市场销售的回升，消费者的需求要提升，但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是根据经济预期和自己的收入状况来做决定，也根据其存量资产相结合。

目前来看短期内房地产的需求要快速复苏很难。因此对于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要出现明显的触底回升，政策端也需要更多措施，比如可以采取2015年PSL（抵押补充贷款）等政策性金融手段。城市居民已经到了房屋装修更新的周期，也可以鼓励城市居民对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装修、购置新设施。这些需求所需要的资金，可额外地采取政策支持。2022年，一些政策性银行的贷款量实际也不小，明年可以进一步扩大。

如果明年要对整个投资保持今年投资的速度，这要求资金支持要比去年新增几万亿，可能就需要在财政赤字率上要有所提高，要从去年的2.8%要提高到3%以上的水平。

这些工具都大量使用过，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根据这些工具实施的有效性来选择，最后来确定明年整体的扩张规模。

作者：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刘元春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