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编订《张爱玲集·流言》（2006年10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查考张爱玲第一部散文集《流言》（1944年12月上海五洲书报社发行）所收二十九篇作品的出处，只有《谈画》和《雨伞下》一长一短两篇不明最初发表于什么刊物。“张学”已如此发达，这个遗憾却一直延续至今。
疑问终于在日前得到了部分解答。南京大学肖进博士查明，原来精彩的《谈画》初刊1944年7月《淮海月刊》7月革新版。据《淮海月刊》版权页所示，该刊由“淮海编译社”编辑，在沦陷区徐州和南京发行。
这期《淮海月刊》7月革新版其实是文学专号，也即“革新”成文学杂志。除了张爱玲的《谈画》，还刊登了胡兰成的散文《记南京》和《言之丑也》、路易士的《诗三章》（《十二三》、《夜曲》和《梦回的视觉与听觉》）、沈启无的《纪行诗——断片》、林微（误印作徽）音的小说《酒后》、傅彦长的散文《谈牛羊狗猫》等等，他们都是在沦陷区活跃的作家。也因此，笔者怀疑这期革新版实为胡氏所编，因为只有胡氏能拿到张爱玲的大作，否则，张爱玲怎么会把《谈画》交给远离上海又在文坛毫无影响的《淮海月刊》发表？
胡氏《记南京》一篇，若不因人废言，平心而论，写得真不错。不过，这不是本文所拟讨论的。本文要论述并强调的是，《记南京》中引录了张爱玲的一则集外文！为了证明南京虽有“小街小巷”却没有上海的“弄堂房子”，两个城市情调完全不同，“上海的雨是人间的雨，南京的雨可是原始的”，《记南京》中突然插入了如下一段话：
张爱玲把《毛毛雨》译成英文，加以说明道：
“我喜欢《毛毛雨》，因为它的简单的力量近于民歌，却又不是民歌——现代都市里的人来唱民歌是不自然，不对的。这里的一种特殊的空气是弄堂里的爱：下着雨，灰色水门汀的弄堂房子，小玻璃窗，微微发出气味的什物；女孩从小襟里撕下印花绸布条来扎头发，代替缎带，走到弄堂口的小吃食店去买根冰棒来吮着……加在这阴郁龌龊的一切之上，有一种传统的，扭捏的东方美。多看两眼，你会觉得它像一块玉一般地完整的。”
这段话原本是不分段的，为醒目计，笔者把引号里的张爱玲的原话单列一段了。其中，有两处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张爱玲在1944年间把歌曲《毛毛雨》译成了英文，她为什么英译《毛毛雨》？译文后来发表了吗？发表在哪里？一系列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考。
二是张爱玲翻译《毛毛雨》时，为这首歌曲写下了一则说明，《记南京》文中所引当为这则说明的全文。文字、意境都是张爱玲式的，凡熟悉张爱玲作品风格的，都不会否认这则说明的主人就是张爱玲吧？这则说明完全应该视作张爱玲的集外文，暂且题之为《说〈毛毛雨〉》。
《毛毛雨》是什么歌曲，长期以来不是被斥为1930年代“靡靡之音”的代表作吗？先把《毛毛雨》歌词照录如下：
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微风细雨柳青青，哎哟哟，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哎哟哟，你的心。
毛毛雨，不要尽为难；微微风，不要尽麻烦；雨打风吹行路难，哎哟哟，行路难。年轻的郎，太阳刚出山；年轻的姐，荷花刚展瓣；莫等花残日落山，哎哟哟，日落山。
毛毛雨，打湿了尘埃；微微风，吹冷了情怀；雨息风停你要来，哎哟哟，你要来。心难耐等等也不来，意难捱再等也不来；又不忍埋怨我的爱，哎哟哟，我的爱。
毛毛雨，打得我泪满腮；微微风，吹得我不敢把头抬；狂风暴雨怎么安排，哎哟哟，怎么安排，莫不是生了病和灾？猛抬头，走进我的好人来，哎哟哟，好人来。
这分明是一首情歌，热烈缠绵、情真意切的情歌，结尾柳暗花明，回肠荡气。歌词之质朴流畅，琅琅上口，确实带有浓郁的民歌色彩。
《毛毛雨》出自大名鼎鼎的现代音乐家黎锦晖（1891-1967）之手，一般认为创作于1927年。但据1927年7月16日《申报》刊《聆曲记》（壁人作）报道，“是夜，有李璎女士唱新曲，共唱三出，即《毛毛雨》、《寒衣曲》、《可怜的秋香》。歌声悠扬，婉转动听。”应可断定，最迟在1927年7月初，黎锦晖就已完成了《毛毛雨》。次年1月，百代、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了黎锦晖之女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此曲从此风靡一时。
黎锦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他致力于统一国语、编写新国语课本、编辑中国第一份儿童杂志《小朋友》和推广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等业绩，都可圈可点。黎锦晖更大的贡献是对中国现代音乐的推动，大致有四个方面：一、创办中国第一所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创办明月歌舞剧社；二、创作《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多部儿童歌舞剧，大力提倡儿童音乐教育；三、为中国早期电影谱写大量词曲均甚优美的插曲；四、以《毛毛雨》、《妹妹！我爱你！》和《桃花江》等为代表，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流行歌曲创作第一人，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所指出的：“黎锦晖在现代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是位巨匠级人物”，他“创造出既合乎现代又纯属中国的新音乐语汇”。
然而，黎锦晖对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贡献长期以来被大大低估了，不但当时受到左翼音乐界的猛烈批评，后来音乐史家的评价也不高，《毛毛雨》更被斥为“黄色歌曲”的代名词。当然，也有看重《毛毛雨》的，如“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这段歌句，就被教育家陶行知选入他所编写的《老少通千字课》中。
应该指出，鲁迅对《毛毛雨》也有所保留，但并没有全盘否定。他1934年11月1日致青年诗人窦隐夫函谈到中国新诗“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时，笔锋一转，说“许多人也唱《毛毛雨》，但这是因为黎锦晖唱了的缘故，大家在唱黎锦晖所唱，并非唱新诗本身”。可见鲁迅一方面承认《毛毛雨》歌词的通俗性和可唱性，另一方面又指出《毛毛雨》的流行并非新诗的胜利，而只是黎锦晖个人的成功。一年以后，鲁迅在有名的《阿金》中，又把《毛毛雨》的歌声比喻为“绞死猫似的”，可见厌恶之程度，但这是针对一些表演者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演唱的批评，与上述评论并不矛盾。
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黎锦晖有过回应。他并不承认《毛毛雨》等是“黄色歌曲”，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尝试以大众化的情歌代替当时都市茶楼酒肆中的“粉色小曲”，才从事流行爱情歌曲的创作。他在1965年8月所作的《我和明月社》中回忆说：
（1927年）我开始把大众音乐中的一部分民歌、曲艺和戏曲中过分猥亵的辞藻除去，用外国爱情歌曲的词意和古代爱情诗词写出了比较含蓄的爱情歌曲，如用旧的音乐形式写成的《毛毛雨》，新的音乐形式写成的《妹妹我爱你》、《落花流水》、《人面桃花》这类适合小市民口味的东西。当时还没有“黄色歌曲”的称谓，归入流行歌曲之内。虽然这些东西当时没有出版，但“歌专”的学生已经唱得很熟了。
黎锦晖的自我辩护是值得注意的。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毛毛雨》已得到了重新评估，《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称1927年“黎锦晖创作迎合市民口味的家庭歌曲《毛毛雨》、《妹妹我爱你》，并开始流行”，这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虽然张爱玲说过“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和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但她还是写下了《谈音乐》这篇颇为有趣的文章。此文末尾特别说到“中国的流行歌曲”。张爱玲认为，1940年代以前的流行歌曲，“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扩音机里的《桃花江》（这首歌正是黎锦晖的作品——笔者注）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听价价叽价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她对当时流行歌曲唱法的批评，倒与鲁迅的观点有点不谋而合。张爱玲承认这种情形“现在好多了”，但还是提醒“中国的流行歌到底还是没有底子，仿佛是决定了新时代应当有新的歌，硬给凑了出来的”。
不过，《毛毛雨》显然不在此例。因为张爱玲把《毛毛雨》译成了英文，因为她明确表示“我喜欢《毛毛雨》”。在这则《说〈毛毛雨〉》中，张爱玲没有讨论《毛毛雨》如何演唱的问题。她说得很清楚，之所以喜欢《毛毛雨》，是在于它的清新自然，在于“它的简单的力量近于民歌，却又不是民歌”。也就是说《毛毛雨》是黎锦晖这样的音乐家从“民歌”中吸收、提炼、改编，然后创作而成的，属于适合现代都市市民口味的确确实实的“新的歌”，并不是硬凑出来的。张爱玲又借题发挥，巧妙地把《毛毛雨》与上海才有的弄堂文化相勾连，三言两笔，就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上海弄堂雨景，渲染了“弄堂里的爱”，并且上升到“传统的，扭捏的东方美”的高度。没有在上海大小弄堂里生活过的人，恐怕是难以领会这种海上情调和独特意境的。
张爱玲对来自民间的各种各类艺术作品一直十分推崇，无论配色鲜艳的土布，还是气息健旺的年画，等等，概莫能外。张爱玲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民间艺术”这个词，对民间艺术独有会心，她对歌曲《毛毛雨》的肯定，理应从这个角度去进一步认识和探讨。
从确认《谈画》最初出处到发掘《说〈毛毛雨〉》，对张爱玲研究文献学而言，《淮海月刊》的出现不可谓意义不大。但短短仅一百五十余字的《雨伞下》依然来历不明，期待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