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常修泽教授于2008年9月10考察拉美，其间亲历玻利维亚的九月暴乱。而智利，这个本来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却通过市场经济改革使得人均收入一万美元之上，是常教授的另一个考察点。对于这两个拉美国家的迥然殊别状况，常修泽教授分析其根源并为我们中国改革提出可行的建议。
纠正市场化利益失衡 不可矫枉过正
《中国改革》：玻利维亚发生暴乱时，您当时正好因为在拉美进行考察，可以说亲历了此次事件。您作为一名专注于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专家，能为我们介绍这次暴乱，并且分析其根源吗？
常修泽：我这次去的是两个国家：玻利维亚和智利。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有一个东西的关系，西部是山区，比较贫瘠，当地的民众叫印第安人，是土著居民；东部有四个省，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密集区，平原有石油、天然气。我是下午到达圣克鲁斯，晚上就开始响枪，也就是说“九月玻利维亚”暴乱爆发了，暴乱的中心点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让我这次直接观看了几天的暴乱。这场动乱对拉美的冲击相当大，因为它是整个改革向左转的典型地区，它出现的问题就引起整个拉美国家的思考。
我作为一名经济研究的学者，当然也会有许多思考。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发展中国家搞改革来吸取的。我从体制角度找了几条，利用它的资料来分析。于是得到一些结果。
第一个就是在国有化的过程当中没有处理好“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利息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玻利维亚是南美的第二个天然气生产大国，天然气生产出来巴西是它第一个客户，阿根廷是第二个客户。我在当地了解到巴西50%的天然气，这么一个大国50%的天然气靠着玻利维亚给供应，因此巴西在玻利维亚建了它自己的天然气企业。注意这相当于外商资本，是巴西资本进入玻利维亚来开采天然气，然后供应他们国家，50%的供应率。阿根廷的石油、天然气也靠着玻利维亚供应，所以玻利维亚是两个大国天然气的供应国。阿根廷在玻利维亚也有企业，现在玻利维亚的掌权者莫拉莱斯是2006年执政的。他掌权之后就实行了国有化的政策，把这些企业收回国有。莫拉莱斯把外国的资本收回归国有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他没有处理好收回国有过程当中跟外商的关系。这里面一个深刻的教训我觉得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下收回外商资本，他还收回了国内的电讯。现在是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你收回国有是可以的，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规则，产权交易，要交易，要来搞产权的让步，而要交易有三个原则必须分析。第一就是要自愿，人家愿意卖你再买；第二评估要准确，价格要合理；第三个资金要到位。我觉得他在处理这一点上没有处理好，所以引起巴西总统卢拉的不满，阿根廷也不满，同时玻利维亚的民众也不满，因为国内的电讯也被迫国有化了，这就积累了许多的矛盾。
第二个就是围绕自然资源的配置未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刚才是国有资产和非国有资产，这个是中央跟地方的利益关系。这一点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石油、天然气主要是在东部的四个省，这四个省的省长代表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因为当地有石油，有天然气，比较富裕。原来规定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税，叫资源税，归谁所有？归地方所有，注意这个地方是跟财政金融史有关了，就是资源税的问题。资源税在新政府之前是归地方所有，莫拉莱斯掌权之后就说要把这个资源税收回中央政府所有。这就造成了玻利维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三条就是通过强制性的“抽肥补瘦”来建立养老保险，未能处理好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利益关系。新政府上来之后建立养老保险，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个举措是对的，原来没有保险，现在给全国的老百姓都要搞一个保险。莫拉莱斯上来之后给60岁以上者每人每月26美金，折合人民币是176到180块钱，公民是60岁以上每人每月26美金。按说这个养老的钱额度并不算很高，算下来一年需要2.15亿美金，十几亿人民币。但是这个国家中央政府没有钱，怎么办呢？找东部要，找东部四个省要，就是你们给我进贡，“抽肥补瘦”，而且是直接的“抽肥补瘦”。这样一个做法主要是抽天然气的税收，用这个税收来建立全民养老保险制度，就是说中央政府没有那么大力量，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建立养老保险，建立社会保障有一个逐步的问题，有一个国力相衬的问题。国力不够，那你再采取这个措施怎么做，另外一个就是你采取“抽肥补瘦”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抽肥补瘦”的办法，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处理好。就是说他做并不是有错，问题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么一个利益的冲突。
我这里有一个结论，玻利维亚出现的动乱是中央政府与发达省份之间、资源富集地区与资源贫困地区之间、土著印第安人与外来移民后裔之间、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利益矛盾。同时，我们在纠正市场化利益失衡的时候不可矫枉过正。
金三角结构：市场—扶贫—反腐
《中国改革》：您特别强调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之间要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决策者要学会如何在两个鸡蛋上跳舞。或许我们可以从智利这个国家得到一些启示？
常修泽：我是去年9月10日下午到达玻利维亚，晚上他们就爆发了暴乱，历经4天之后，我从暴乱的中心圣克鲁斯到达圣地亚哥。也正是这一天，拉美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到这里来讨论如何处理这一暴乱。在这个期间我一直在问：“拉美的出路在哪里？发展中国家改革出路在哪里？”
而我从智利这个国家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在自由市场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寻找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平衡点，搞均衡，走平衡也就是说市场化的改革与社会公平化，要结合起来。
智利这个国家是1600万人，GDP是1690亿美元，大体上是每人一年一万美金。我查了一下世行的表，同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是2460美元。而且这个国家社会比较稳定并且智利这个国家很廉洁，政治上很清明。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状况？智利体制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我说它有三个角，叫做市场—扶贫—反腐，这么一个三角形的社会体制结构，就是金三角结构。
第一个角就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呢？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混合型所有制的架构，就说这里面既有国有的所有制，也有私人的，比如土地，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智利农业部的政策研究室他们向我介绍说：智利的土地是国有加私有，混合型的。我说哪些地方是国有的土地？他列了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海岸线宽度为30米的海滩，30米的海滩；第二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用地国有；政府所有建筑核设施用地国有；全国的城市公园用地国有；国家森林公园用地国有，生态用地国有；安第斯山脉及其水资源地国有。这些地方实行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国有所有，除此之外的土地是私有。而且他们的运行机制是按照市场化原则的，在对外经济关系当中，也积极参与全球化，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
第二个金角，在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实行向公平方面倾斜的社会政策。它怎么倾斜？第一个就是倾斜保护原住民的土地权利，维护、尊重弱势群体。第二条就是小农户在生产技术、资金方面有弱势。智利看到了小农户的弱势，因此它在政策方面向小农户倾斜。对小农户倾斜的地方有一系列的方法，我归纳成五个方面。第一个提供农业生产服务，种子、饲料、技术；第二个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水、电；第三个成立小农户的农民协会；第四个就是提供贴息贷款，而且贷款率很低，政府来出贴息；第五个智利政府专门成立一个为小农户提供政策性金融的政府机构，政策性金融支持，它是一个政府机构，公务员系列。智利在社会公平方面保护弱势群体、农民，特别是原住民，另外对小农的倾斜，这不是市场规则，这是社会公平的规则，这是第二个金角。
最后一个金角，严厉推行反腐败政策，它怎么反腐败？第一个就是立法，反腐立法，有什么法呢？有一个叫《行政廉洁法》，第二个叫做《政党筹资法》，还有其它的法律。他们的思路就是说对官员不能仅仅依赖于道德的约束，也要由制度来预防和约束，他定《行政廉洁法》和《政党筹资法》主要是对官员用制度来约束，你这个做就违法，这是第一个我把它归纳成反腐立法。第二个打造“阳光政府”，现任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上台之后有一句名言，“我想打造一个阳光政府”。她说政府所有行为的透明是一个社会能够反对腐败的最好的预防措施之一。她讲了几个透明呢？第一个透明，据实公布高级官员的财产，这一点巴切莱特做到了，她的理念就是说一定要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关于腐败她说通过透明的办法，还有一个措施，确保公民获得各种信息的权利，就是给老百姓知情权。这是第二个我归纳成“阳光”，实际上是透明政府。第三个措施就是权力制衡，权力制衡是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以及政府部门之间探索严格的权力制衡的机制，同时用公民和媒体来制衡权力。
我觉得智利的思路，就是巴切莱特女总统的理念实际上是在寻找社会公正跟市场经济的平衡，或者说用当地的思路就是试图在“两个鸡蛋上跳舞”。
中国借鉴：保障国民从改革中得到实惠
《中国改革》：对于正处于下一个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来说，我们应该从中借鉴的是什么？
常修泽：我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亲身经历的动乱，促使我思考，中国、越南等亚洲转型国家如何避免类似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所遭遇的转轨型“内斗”和剧烈的社会震荡？由衷感到，转型国家在改革中，一定要有基本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必须保持国家的统一性和社会的稳定性。
通过这次我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考察，从智利来说，市场化改革的收益是超过成本的，或者说改革的“净收益”为正。智利本来经济不够发达，但为什么能在经济方面发展到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水平？和智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有直接关系。无论是在所有制方面发展包括国有和非公有共存的混合经济，还是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推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转（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以及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以实行市场经济作为价值趋向的。
市场化改革是亚洲转型国家经济领域改革的基本路径。以中国为例，改革经过30年的努力，如今已经从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转变成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市场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在不少领域已经开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从理论上说，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和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天生反特权的。但是，也要看到，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换原则，由于每个参与分配的个体情况不同，分配结果会造成不平等。
近年来，亚洲转型国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不同程度存在收入差别过大问题。2008年，我第6次去越南考察时感到矛盾比较尖锐。中国也深受此问题困扰。从实际情况看，虽然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与人直接有关的“两个比重”，即“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扩大的趋势尚未遏止。一部分利益受损者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还有一部分虽然既有受益也有受损，但对利益损失的“忧伤”超过对改革收益的“欣喜”，加之那些在财富分配上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使现实生活中的利益矛盾比较突出。
在此情况下，亚洲转型国家需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通过相应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缓解社会财富向某些方面不合理“倾斜”问题，以切实改善收益的分配。同时，针对各自国家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迅速上升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加强公共服务，尽最大可能保障国民从改革中得到实惠。这是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实际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