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绝大多数的民众不是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便是处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在等级制度中的官员显然是处在坐稳了上级奴隶和下级奴隶主的时代
两种人做着中国梦：一种人做着高远的中国梦，一种人做着浅近的中国梦。梦与梦的不同演绎着历史的变迁，活在其中的人或成为梦的主人，或成为梦的奴隶。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俗语道出了古代中国人的帝王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掌控天下的人、财、物，占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权力，好像只是帝王的专属梦想。
做了皇帝有两种好处：一是“我是皇帝，我怕谁”的好处。从秦始皇到袁世凯的2000多年中，有400多个人与帝王之位沾边。有了帝王之位，就有了绝对的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征战高句丽、唐明皇宠爱杨贵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元世祖把民众分等级、朱元璋废除丞相制、清末皇帝签订不平等条约、袁世凯废民国为帝制等等，都向人炫耀着帝王的权力无边，以及无与伦比的统治力。帝王居心，叵测难料，既有至高的权威，又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神秘，对权威与神秘的审美形成了帝王梦的幻觉。二是“我是皇帝，我赐福”的好处。“奉天承运”的合法性、君师合一的话语权、赐民万福的功德性，描绘出了帝王普渡众生的神圣。既然民众的衣食住行、生死荣辱来自于神明的帝王，民众就应该对帝王三跪九拜，高呼万万岁。谁要有机会成为这样的人，必然在历史上成为闪光的记录。这样的梦想是彻底的英雄主义与宗教救世相结合的幻觉。
如果“我是皇帝，我怕谁”成为做梦的逻辑，那么，无法无天就成为悲惨现实的大背景；如果“我是皇帝，我赐福”成为崇拜的逻辑，那么，愚弄臣民就成为扭曲人性的大能耐。
做不了皇帝，做官员，也可以成为古代众多读书人的梦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如何弘毅，如何挑起重担，如何走得更远？古代读书人一般都选择了做官的模式。做官一般有两大好处：
一是“我有权力，我做主”。清代有一位官员如此总结：“人生一世，可以终生不做人，但不可一日不做官。”升官发财，“黄金屋”与“颜如玉”揽入怀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诱惑力实在是太大，而且还会形成与个人情操无损的社会风气，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这怎能不让读书人趋之若鹜。此外，做官还可以纳三妻四妾，即使像明朝海瑞这样的清官也结过三次婚，纳过两个小妾。因为读了圣贤规定的“四书五经”，挤进了官圈，权、钱、色随之而来，做小民主人的日子也令人羡慕，这种官梦实在诱惑读书人。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以后，高兴得发了疯的丑态。
二是“我有地位，我荣耀”。“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古代读书人经过殿试，就成了帝王的门生，因而获得了帝王授予的官位，成为“父母官”，继而可以光宗耀祖，并成为圈外读书人的榜样。例如，坐官轿就是一种官员社会地位的象征。明朝初年的礼法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坐4人抬的官轿，四品以下的官员必须骑马。到了清朝，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坐4人抬的轿子，出京城坐8人抬的轿子；外省督抚坐8人抬的轿子，督抚部属坐4人抬的轿子；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坐8人抬的轿子。而皇亲国戚所乘则可坐10人以上至30多人抬的轿子。更有甚者，如太平天国的发起者洪秀全则在南京坐起了64人抬的轿子。如果官员坐轿出行，护卫还要鸣锣开道，并在前头举着两个牌子，上书“肃静”和“回避”。普通百姓如果冲撞了官轿，还要被问罪。这样的排场和地位，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读书人的内心，逐渐演化为一种朝思暮想。
可悲的是，“我有权力，我做主”是建立在奴性的基础上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绝大多数的民众不是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便是处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在等级制度中的官员显然是处在坐稳了上级奴隶和下级奴隶主的时代。“我有地位，我荣耀”则是生长在官僚主义土壤上的毒瘤。此两种官员梦，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也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都不过是人的奴隶梦的表现。
与帝王梦、官员梦如影随形的是小农梦。既做不了帝王，也做不了官员，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是古代农民的一种梦想：有一小块土地，靠天过日子；建一个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年复一年；自私自利，不讲公德；讲义气，不讲法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患寡而患不均；期盼明君、清官、侠客。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过小日子，我自得”。有史以来，做这样梦的农民，在专制文化的洗脑下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并在王朝换代时成为暴烈的革命工具。小农梦是在帝王梦、官员梦的统治下被迫生成的一种保守、落后的梦想。即使是这样的梦想要变为现实也是不容易的，因为王朝兴衰周期率总是把他们裹挟，又把他们抛弃。
近代以来，中国屡遭不测，国人为之痛心，悲痛之余，强国梦上演。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做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强国梦：“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梦中的中国有希望、有气势、有锋芒、有威名、有地位、有历史、有疆域、有将来。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延续了这一强国梦。1905年，他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阐述了他的强国梦：“在基本上是以同族之人民互相吸引，建为一国，同时将国境内之语文、律法、风俗予以融合，使成大国之象。”要建立这样一个有“大国之象”的国家，必须确立“五权宪法”——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立法权、行政权。可惜的是，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并没有实现这一梦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也导演了一出强国梦。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访谈时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就是为了实现他的强国梦。杨教授说：“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那个时代的话，我们应当能够发现，这还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梦，它也是当时举国上下成百上千万人想要创造人间奇迹的集体雄心的写照。”从这个角度理解“大跃进”运动，人们可以想象那个时期的毛泽东的豪气云天，也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的人都在幻想着短时期内可以实现的强国梦。可叹的是，这种超越历史阶段的梦想很快就卡壳了，留给了世人无尽的反思。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被定为国策，市场经济被引进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被允许在中国生存与发展，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也被合法化，一场轰轰烈烈的强国梦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实效。到了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畅想中国有朝一日成为世界第一了。作为呼应，“强国富民”、“大国崛起”、“和平崛起”、“世界多极化”、“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文化软实力”、“亚洲精神”、“和谐世界”等理念的传播和争论越发白热化。
然而在这种强国梦运动的喧闹声中，有人对此也发出了警惕性的声音。
一种声音来自于对大国的内涵的分析。中国社科院赵汀阳教授认为：“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中国当然想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但是只靠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显然不能实现这一梦想。此外，对外推行儒家学说，对内推行马克思主义，还会给人一种文化悖论的感觉。
一种声音来自于对宪政治国的呼吁。茅于轼、江平、李慎之、蔡定剑、资中筠、朱学勤等学者在中国各界中竭力倡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宪政，希望中国早日成为一个宪政主导的国家。在《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暨南方周末25周年庆典主题论坛》上，江平先生说“法治天下”是他的中国梦。最不惜力的“苦行僧”蔡定剑先生生前曾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资中筠先生说“中国一定要进行根本制度改革”，要旨在于中国要实现真正的自由。中国有宪法，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宪政，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还有一种声音来自于对中国富人移民的担忧。《羊城晚报》的一篇名为《中产精英已成移民主力军 拼爹拼妈不如拼出国》已经把对中国富人移民的担忧扩展到中产精英的层面，这说明在中国的强国梦运动中，中国的应试教育长久以来为世人所诟病，中国的制度保障理念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富人和中产精英的期待，中国人际关系之间的不信任等等棘手问题，都让富人和中产精英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动摇，或者说对解决其中问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继而对自身安全感的保障产生了动摇。可见，财富精英的流失已经成为一个愈发明显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一个留不住精英的国家必定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国。
强国梦的上演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人的光辉。不管是什么梦，都不能把人作为梦的牺牲品而实现。人是梦的主人，所谓“以人为本”不就是把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还给人自己的过程吗？不就是把人的人格平等、尊严平等、机遇平等还给人自己的过程吗？不就是把人的法治秩序、道德秩序、精神秩序还给人自己的过程吗？不就是把人的天性、理性、超越性还给人自己的过程吗？《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不就是一个把人还给人自己的过程吗？
如果我有一个梦的话，那么，我的梦必定是我自己做的梦，是一个把我还给我自己的梦。大而言之，就是把中国人还给中国人自己的梦。
一句话，“我的中国梦，我自己做”。来源: 《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