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斯大林的礼物》是由哈萨克斯坦新锐导演鲁斯腾•阿布德拉什托夫(RustemAbdrashev)执导的影片，也是2008年第十三届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据说，只用了1分30秒，门票就被一抢而空。我倒觉得，观众的热烈主要还是冲着“斯大林”的名字去的。这与我观赏它的原因差不多。“斯大林”本身是个问题。我们这个世界如何侧身面对他，也是个问题。而这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导演提供的这种面对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好奇与要求。
这是一部有关“流放者”的电影。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与“斯大林”最常见的一种相遇方式。
我相信，这位哈萨克斯坦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作品里一直存储着那个时代在他的祖国——那曾是“帝国”的一部分——一个边缘的“外省”因为“边缘”而生成的痛苦记忆。这个记忆的呈现也曾打动了我。
我第一次观看这个影片时，一直带着一种紧张的情绪，心情激烈；而第二次打开电脑，映于我的倒是一种极为平静的感觉。我边看边在影片的里外生成着某些想法，这些想法串联在一起，成了对某些问题的一种思考。
“斯大林”和“礼物”
影片的主人翁是一个叫萨博的小男孩。他与爷爷一起被塞进闷罐车，从莫斯科经两周时间运送到了哈萨克的某个边缘村庄。而他的爷爷却死在了车里。这是一个被好心人救下的犹太裔男孩。而他的父母则被囚禁在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北方。孩子为了能与父母团聚，决定把他心爱的伙伴——一只小羊羔送给斯大林作为生日礼物，希望能释放他的父母。
影片的叙事的背景就是围绕“斯大林的生日”而展开的。这也是影片把“流放者”的身份符号化为“犹太人”并与“斯大林”这个名字关联的方法。而这方法的巧妙之处在于：观众基于此就容易地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类型化；而这方法的失败之处也在这里：这似乎不太近人情：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把他的遭遇很难会直接与全“帝国”颂扬的领袖相勾连。我不相信孩子会有这样的认知能力。男孩会恨直接制造苦难的人，但他不可能把这苦难与一个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住在克里姆林宫人某个人联系起来。事实也许是斯大林本人策划了“流放者”和流放者的苦难，但导演不应该把他的这种认知和情绪投放在一个儿童的身上。
还好，影片没有把这“流放者”过分意识形态化。“生日”与“礼物”自始至终只是一个叙事线索，而不是一个被加强的内容。相反，导演在表达对那个时代的反思时，表现的是节制。他没有运用镜头去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而是把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征用艺术的方式再现。“艺术”与“政治”历来纠结，离开政治，艺术没有生成之场，委身于意识形态的是宣传而不是艺术。影片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表现了诚实，有清醒的分寸感。也因为此，影片在有关人的心灵探视与开掘中到达了一个不小的深度。
有关影片中的人物
影片中有几个人物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那个当地的警察小头目——博加拜，一个十足的二等奴才，滑稽里透着懦弱。他经常穿一身白色的制服；一辆黑色摩托车是他发号施令的唯一工具；有一张胖乎乎的脸，挥舞着武器时总带有一份胆怯；他酗酒又好色，常常遭到来自“帝国”的一等奴才的训斥，却总是笑脸相迎，而对当地的“流放者”又总是咋咋呼呼。这构成了他自身的“压制”，而这压制只有通过女人和酒精加以释放。他最后死于暗枪之下，但至死也没有把那个本该交给“帝国”加以处置的萨博男孩交出去，而与那些善良的人们一样严守着这秘密。这有点让人不解。其实，电影的魅力就在某处的含混不清。正是这个人物的暧昧性，我对他始终有一种恨不起来的感觉：既讨厌又可怜。
戏分量最重的是那个叫哈树的铁路老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下萨博的人。毫无疑问，导演对他寄予了厚望，他承载的是导演作为一个哈萨克知识分子心中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既是人格的也是历史的、民族的。“哈树”就是在“帝国”压制下，哈萨克民族所表现出的那种品格和历史形态的一个象征。他体格健硕，深如沟壑的脸残留着疤痕，失掉一只眼睛的整个面部有些畸形——是一张极符合丑陋概念的脸。这让观众很容易联想到《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奇丑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我相信，导演是有意让观众作这样的联想的。（说句题外话，我见过饰演者卸妆后的影像，那是一个身材魁梧和帅气的男人，我也叹服着这电影的化妆师的手艺）他满身力气，但“脑子有些毛病”——这是影片多次通过其他人的口说出的。用他的好友“胖子”的话说就是“大头坏了，小头还行”的人。导演的本意是用“厚道”与“本分”反抗着帝国的奸巧，这是一个压制下的弱小民族一种最有深度的力量。这力量也包含了一个民族被摧虐中的繁衍生殖的韧劲与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哈树”粗鄙的外形下隐匿着一颗滚烫的心和一池清澈如水的心灵。他一生都抚慰着那个来自异乡的孩子，给孩子讲他的历史，讲他心中的神，为他弹奏一种类似于中国新疆地区“冬不拉”的乐器，吟唱哈萨克民谣：“无风夜里的明月，月光闪耀在水面，村野之人深沉的心，犹如湖水翻涌呼号。”这首民谣在影片中被反复使用：萨博唱过；为庆祝斯大林生日的本民族的小姑娘唱过；影片的结尾曲也是这民谣。可见，它在导演心中的分量：这是血光中的一个民族所珍藏的天使之音。同时，影片的音乐主调使用的也好像来自于中国的古老乐器——埙：幽远而苍凉。
最震我心魄的人物是亚齐——一个被流放于此的波兰人。他戴着一幅眼镜，茂盛的胡须好像从来没修饰过。他神情忧郁，善良中带着柔弱，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与薇拉——一个被流放于此的俄罗斯美人的爱情就像是灰墙缝隙里的小草，于苦难中顽强地生长着。他曾多次亲眼目睹警察小头目博加拜对他心爱的薇拉的凌辱，对此除了痛苦之外他无能为力。薇拉对他虽有好感却不是她的理想人选。由苦难做媒，薇拉最后还是决定嫁他。在那富有哈萨克风情的婚礼上，那个醉醺醺的博加拜警察闯了进来企图再次侮辱薇拉。这时的亚齐变得异常勇敢，猛地扑了上去，两人扭打在一起。博加拜的手枪被摔在了地上：谁拿到那只枪谁就有置对方于死地的机会。谢天谢地！扭打中的亚齐拿到了枪。只听“碰”的一声，两人同时倒地，亚齐先爬了起来。薇拉恐惧地叫喊着：“你杀死了警察！”而那个勇敢的亚齐捂着胸口向他的爱人微笑着：“我一心………”倒在了薇拉的怀里。亚齐——一个真正勇敢的男人他没有把子弹射向他的仇人而是留给了自己！我两次看到这里都无法抑制住泪水的横流……
有关影片中的宗教
影片自始至终都使用了“画外音”与片中人物相互交映的形式。我确信这“画外音”就是这导演本人的内心独白。
影片一开始出现在一个身在耶路撒冷的老者身上——那是老年的萨博，画外音就是老年萨博的心声：“早上耶路撒冷的街头有一只小羊，它的哀叫扰乱了宣礼员的叫唤与小教堂的钟声，它希望被带回羊圈去，但天知道羊圈在哪里……”
“耶路撒冷”、“犹太人”、“羔羊”，无疑问，这些都是宗教元素。“耶路撒冷”既是影片的开始也是影片的结尾——老年的萨博从“耶路撒冷”的“哭墙”最后回到那个流放者的栖息地，他回来是认已故的哈树为父并献上祷文的。“羔羊”在影片中被强化地运用了三次：在耶路撒冷街头；在栖息地的大草原以及作为“礼物”被送走之后。实际上，按照电影的逻辑，这本是一只羊：它从耶路撒冷街头走失，来到了哈萨克的草原，然后又从运送斯大林生日礼物的车上逃离，重回草原。极端地说，这只羊羔就是萨博或者导演自己。它从《圣经》的经文中走出来，离开了羊群而迷失在回家的路上。它一生都在寻找这“羊圈”，而“羊圈”又在哪里呢？“羊圈”就在那草原——流放者的栖息地——乌有之乡。
看起来导演是将宗教作为苦难者的救赎，然而影片带给观众的情绪却是非宗教的，或者说，是反宗教的。影片的主要人物都与宗教有关：哈树信的是“阿拉”；死在闷罐车里的萨博的爷爷是虔诚的犹太教徒，虔诚到死后留给孙子的也是他的祷文书；薇拉上衣的领角里藏着的是一个十字架的饰物和墙上的“圣母圣子像”；亚齐则是个基督教徒；就连参与救助萨博的也有萨满教的巫师，而“萨博”这个名字就是她取的，意为“谦逊”：“要让恶灵找不到，就得改名换姓。以后他就叫萨博。萨博！虚心认命吧！”薇拉对于自己的苦难就是在被凌辱后面对圣母的不断忏悔；而哈树的祷告更多的是为了那些他亲手掩埋的死者——流放者——的亡灵。小小的萨博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树爷爷，上帝的力量大还是你的力量大？”这是哈树回答不了的问题。
对这些苦难者来讲，有尊严的活着未必就是来自于“神”的理由。如果上帝真的那么仁慈，为什么他会让萨博的爷爷这个虔诚者那样离去？如果上帝有怜悯之意，为什么对这些苦难者不施以援手？我相信，如何面对苦难的人生，确有“神意”的存在，但这里的“神”未必就是宗教意义上的，也可能是一种源于我们心灵最深处的东西，它类似于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神灵”，一种人性的内面性。我也相信，导演也是这样看的。要不，他为什么要让萨博与哈树之间有如下的对话：“哈树爷爷，你信什么神？”“神只有一个，对你我都一样。”“他说哪国话？”“他统统都会说；最重要的是要说真心话。”“真心话”是一句最具重量的话，它来自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处。
如果从人生的最内面性思考，许多东西就具有了跃升的意义。“苦难”就像彩票，不知下一个落在谁的头上。这苦难不一定都与斯大林或者一个叫做“撒旦”的魔鬼有关，也可能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而没有注意到的人和物。这部影片的力量就在于：它从这些苦难者的人生中掘取的是人性中那些最耀眼的东西。
在本源意义上，我们的一生就是在不停地寻找，寻找可能已经丢失的东西，也许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就像影片要结束时的画外音一样：“你又改变了什么，谦逊的萨博？你在寻找什么？在这充满人生碎片的市集？告诉我，应许之地上的你是谁；如果普天之下皆是神的国土，为何你仍心系那流放者的村落？”画面中一只小羊经过……
有关场景的安排与调度
影片另一个吸引我的是：导演把现实主义与哈萨克的神秘主义加以巧妙的安排，使整个场景充满了冲突与张力。在这场景里始终有两种对立的元素对峙着：一面是哈萨克固有的景物：苍凉的草原、驰骋的骏马、云低深处的羊群、憨厚结实的牧民、带有萨满教色彩的巫术、哈萨克风情的衣饰；而另一面则是被强加进来的东西：伸展的铁路、爬行在铁路上的火车、黑色的吉普车、摩托车、铁丝网、高音喇叭、象征威权的制服……
这相互冲突的景物是苦难最终的根源。如果说，“制服”、“铁丝网”、“高音喇叭”是斯大林伸向这块土地的粗暴象征，那末，“铁路”、“火车”以及“吉普车”、“摩托车”又象征什么呢？作为斯大林身后影子的那种东西又是什么？导演借助老年萨博的口所说的“在茫茫大草原上只有铁路，连接两端的地平线通向未知。逃亡者的世界是没有地平线的。”“唯有忘了自己是谁才能生存，恐惧是活着的唯一明证。”这些话在我看来并不只是对斯大林的控诉，它有更深远的意境。“铁路”是最具伸张性的，借助于它可把某种东西带到世界任何角落。“铁路”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佳象征。
谁制造了斯大林？难道只有“俄罗斯母亲”就会生出这样的儿子？“斯大林”从本质上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强行伸入俄罗斯而产生的畸形儿。斯大林是畸形的，我们又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身份，难道我们不是和萨博一样：一个本源意义上的“逃亡者”吗？我们的“地平线”在哪里？
影片最后的一个场景是作为斯大林生日礼物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冲向天空的蘑菇云摧毁了一切……
“原子弹”在影片结束时的出现就是整个电影的主题：它作为现代性的最极端武器——既能消灭对方也能摧毁自己，是古老的草原与“铁路”代表的某种力量激烈冲突的最后结局：人的真正“毁灭”——宗教意义上的“末日”。
我们没有家园，我们也终止了“逃亡”和“流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