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开始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同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数十万平民被残暴屠杀，数以万计的妇女惨遭蹂躏。74年后的今天，中国需要何种国民心态，才能祭奠、告慰30万亡灵？才能抚平尚未从惨案阴影中挣脱出来的民众心头的伤疤？

“忘记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这是他对发生于中国土地上的惨案最力透纸背的解读。仅13个字组成的判断句，足以敲性沉睡的中国人。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就是《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中的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张纯如用生命点亮了历史，在无限接近真相后，她也因对人类的绝望和愤怒一步步接近死亡。“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不过是肉眼可见的煎熬，最难以承受且不堪言说的应该是人性扭曲的罪恶。张纯如的抑郁，早在她决定揭开大屠杀真实面目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现在，压制住内心的愤怒回顾张纯如笔下的南京浩劫，除了一串串惨不忍睹的数字外，更多的是对张纯如本人的崇敬和缅怀，而这种崇敬和缅怀并不是对其自杀行为的变相认同，毕竟面对既定事实，中国民众更需要理性和反思。南京大屠杀中，受害者为数众多，而且施虐手段极为残酷，例如砍头、刺杀、活埋、烧死、轮奸等，其恐怖程度足以令奥斯维辛煤气室自惭形秽。

这是中国不能忘却、一旦忘却即意味着背叛的历史。虽然国际合作中讲求放眼未来，日本作家松村俊夫在《南京大屠杀大疑问》结尾处也毫不掩饰地将阻碍中日友好的罪责归于高呼“南京大屠杀”的人们，但不易消解其愤的国民无需佯装坚强和大度，因为试图扭曲历史并转嫁罪孽的日本，始终在倾力培育和维护他们集体性健忘症，而非给予中国民众最坦诚的致歉和最基本的尊重。

隐忍懦弱亦酿恶果

诸多南京惨案的记录者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史料，其中最为众人熟知的当属拉贝和史密斯。拉贝是一名德国商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领导着保护南京民众的国际救援行动，并在归国后写成了《拉贝日记》，详细记录了陈尸遍地、哀号满城的惨烈之状。

与拉贝悲天悯人的性情相比，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在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的《支那人的气质》一文中，对中国国民独有特性的罗列更发人深省。他指出，中国民众兼有勤劳、节俭、生命力顽强、仁爱、重责守法等优秀品质和面子、麻木、有私无公、缺乏同情心、少信用、迷信等劣根性。

无独有偶，早在1901年，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就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列举了旧国民性的六大弊端：即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以上六者，仅举大端，自余恶风，更仆难尽，递相为因，递相为果，其深根固蒂也。”这些看似尖刻的定性，与今日之中国对照，也自有逻辑性及合理性存在。

当然，对中国国民心态的讨论再次被重新启动，不是仅仅源自于一部充满血腥味作品的诞生或某些极易刺痛国民神经的词汇叠加后公之于众，如同五四前后的国民性讨论由自省到反省，转而批判，继而“自蔑”，终究需要依托于一个现实处境和一种理想来打底、铺垫。

诸多对国民意识的建设，自然也要伴随着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弃医从文的鲁迅对国民性有着最深切的痛惜和无情的批判，他意识到，思想愚昧精神麻木的人们即使体格再强壮，也只能被示众或作看客。南京大屠杀，固然是日本对中国民众惨绝人寰的杀戮，却也暴露出了中国国民隐忍、不知愤而反抗的一面。张纯如的死，最致命的“一击”或许就在于对留着同样血液国民深深的同情和绝望。

中国国民心态与日本“耻感文化”

如今，面对日本文化的“入侵”，被年轻一族视为“守旧派”和“顽固派”的老一辈人有些招架不住。一边是每年浸润着国耻血债的纪念，一边是哈日风潮的盛嚣尘上，中国国民的心态，在日本动漫、影视、音乐、服饰等的侵蚀下，开始左右摇摆。

中国该有怎样的国民心态来祭奠告慰30万同胞亡灵，这似乎成了每年临近大屠杀纪念日中国人的“必修课”。从黑龙江省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立碑后被“五壮士”泼墨砸毁，到安徽黄山为推广旅游让游客扮演侵华日军抢“花姑娘”后被叫停，再到引发中日领土主权之争的钓鱼岛事件，中国国民对日心态渐趋敏感，即一旦有“刺激物”存在，就容易激起一股爱国情绪。

其实，不只是中国，日本民治维新后也曾出现过对国民性的讨论，理由是“政体之维新非人民之维新”。最著名的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的《劝学篇》，警示维新后的日本：文明的外形易学，内在的文明难求。他所推崇的是具有独立心、自觉心的内在文明，其宗旨是建立现代人的主体意识。

此外，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小说《菊与刀》中也对日本进行了深度解读。“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她用“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并由此将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日本的“耻感文化”可以部分解释日军的暴戾，而中国国民的心态却很难因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双重性变得清晰起来。在大屠杀到来之前，挣扎于水深火热中的南京同胞为逃开持续不断的空袭，唯有祈祷阴雨天。而今，74年后，国民心态如若还寄希望于“好天气”、“坏天气”，30万同胞的亡灵想必不会得以告慰、安息。在紧张恐怖的环境下祷告神灵的同胞，或许已经幡然醒悟：整体国民心态的侏儒化才是最大的失败。

有学者设想，如果中日能不计“前嫌”，重新交好，必将为两国民众带来不可限量的福祉，这是中日最理想的“合作”状态。但不容忽视的一个前提是，日本需得放低姿态承认大屠杀的历史并给予中国民众最起码的尊重，否则一切以和平共赢为“鳌头”的叫嚣都是空谈。至于中国民众的心态，也唯有在中日文化不断兼容互补中，方可渐趋理性，形成普惠大众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