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秩序观
纵观《论语》的各篇内容，孔子在他的一言一行中慢慢地阐释着他的秩序观。孔子所倡导的秩序观可以先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和谐的心理秩序
心理秩序首先是人的内心的“和谐”。这种秩序表现在一个人的心理的安定和宁静。一个人不会因为各种繁杂的事情，诸如职位的变化，亲朋好友的变故而出现大的拨波动。达到这种心理的安宁，就是在一种混乱的生活世界里，首先让自己心灵这块土地净下来，成为个人生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孔子多次谈到“穷”的问题，“穷”有生活上的穷，也有学问上的“穷”。孔子谈到人生活上的穷的时候，常常会牵涉到“命”的观点，认为穷本身就是一种定数，“命”也是这样的，这些都不能由人来随便的改变。因此在面对“穷”这一事实的时候，孔子说要心静，要沉得住，就是要“安贫”，在穷困中依然不降低自己的人格，不改变自己的志气，不变节，能够以良好的心态来对待。他在论语中频繁的提到了一些隐士，如伯夷等，守节为上。孔子在论语中还讲了很多的关于人心方面的东西，这些都有一个主题，就是让自己的心灵首先宁静下来，继而获得一种心理的舒畅，一种静的状态，然后才能够施展其他的抱负。这种心理秩序并不由人的本性随意发展，而是由自己进行控制和锻炼得来的。“命”，承认“命”不违背命，在这一过程中有这十分重要的作用。佛家道家有“坐禅”、“冥想”等方式，也是在悟出一种类似于“命”的东西——天地万物与人和谐相处的法则。这种“历数”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但是也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去克服种种困难才能认识到内心与宇宙通用的法则和秩序。因此，获得或者建立一种良好的心理秩序是根本的，同时也是艰难的。
二、尚礼的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则是在寻求一种社会规则，让整个社会更加有序的运行。孔子也表达了在那个乱世里对社会秩序的期待。他提出“礼”便是为此服务的。“礼”将人分开，各阶层的人各安其位，每个阶层也都有自己的行事规则和方法等这样一整套的区别与其他的阶层的礼仪，一种社会规范。这样让大家各归其位，社会就不会乱。“乱”典型的表现在一些仪式的乱用上，作为臣子有臣子的一套规范，是不能和君王的混淆的，臣子是不能使用君王的那一套礼仪的，一个臣子在家里使用了君王的仪式，孔子认为这是极为不道的，乱了“礼”。孔子强调了“孝”“敬”“忠”等，都是这个规体系也就是建立社会秩序所必须的一些元素，而他们又都是由“家”及“国”的。父父、子子，然后君君、臣臣也应如此。在家为“孝”，由“孝”而出待人处世时的“忠”与“敬”。孔子要人们事父母竭其力，同是“孝”为先。然后对君王忠诚不二。那么反过来，也应当是有相应的一套规范，君王对臣子和父母对子女也是“礼”，不可恣意妄为，但是这个“礼”，却是有很多的解释余地的。孔子时常感叹现在的祭祀越来越不像话了，祭祀的人一开始就想着要走了，根本不诚心啊，基本的“敬”都没有了，不如不祭。因此说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还没有发明出一套可以让世人都遵守的社会规范来之前，孔子就十分提倡周礼，以周礼作为一个几点来衡量人们的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符合伦理道德要求与否。孔子认为只有“智、清、勇、艺、礼”的才算得上是全才，这又是十分难得的。孔子希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各个年龄段的都有考虑，倘若如此了，才能得到天下太平与人民的安定和满足。
三、通达的认识秩序
而孔子的认识秩序，则是联结以上两种的纽带。一个人的修养有多高，他对社会秩序的把握终将有个认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一方面是以自己现有的知识来认识世界，也是认识方法认识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通过认识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修养。孔子希望自己的儿子去学诗，，不学诗无以言，学了诗再学礼，不学礼无以言。从这里可以看到，孔子教育人，首先要学诗，再学礼，而孔子又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诗以立足，而一个人的修养最终集成于“乐”上，“乐”在那个年代是一种高度的象征。整体来看，这是一个认识发展的秩序的表述。学诗，学习韵律同时，也是在学习基本的知识，诗中有很多的社会生活、自然规律等等个人成长为社会人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同时诗表达情感，也是情感表达的基本的窗口和渠道。学诗来培养情感基因，由此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社会人事，也就是情感社会化。学诗，培养情感，在个人的品格上首先达到一定的层次，从而进一步培养认识能力和认识方法。然后学礼，开始由个人的发展飞跃到理解和认识社会。“礼”是人与人交往才存在的，也是人与人交往的规范，学习这种规范，在这种规范的前提下去认识这个社会，明白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和规则。走后才能成于乐，达到一种至高境界。这种境界，可以认为是孔子所言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真正的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并将自己很好的融入社会中而达到一种融合相通的境界。孔子还有很多教育他人的地方也体现着这种对认识秩序的阐述，强调条理与清晰的过程，不喜欢混乱，更不愿意看到时序破碎人无所学的景象。
四、内外的双重秩序
这三种秩序观念，也可以为内生秩序和外显秩序这两个双重秩序。个人修养的进步和心灵的发展，从而获得心性发展与心灵的宁静。是中内生的秩序，这也是对世界的认识能力的提高。相对应的外显的秩序则主要表现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因此而扩展出来的国家与国家间关系层面的秩序，通过对仪式的理解表现出来。这些礼的维持，以一种形式化的表演语言来表述秩序的存在并且不容置疑。经过多次的反复的“礼”的实现，从而将人心内部隐藏的秩序以一种方式确立为人们可以知晓和描述的状态，如礼乐使用的规格、从臣数量等都与地位相一致。但是内生的秩序更多的规范个人的，外显秩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化的秩序。两者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
孔子教人首先认识人，做人，做个纯粹的人，尽可的成为“君子”——一种道德意义上的纯粹的完人。然后才是做学问，做事，为政等。在为政问题上，孔子避而不谈具体的什么是为政怎么为政等等，知识强调人的修养对于为政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敬”“礼”等要求实现了，自然就为好了政。孔子教人解决“人”的问题为最重要，然后才是解决“事”的问题。以现代观点来看，现代社会随着理性的不断占据思想的主导地位，社会却又在将人异化，特别是工具理性的发展，也将人异化为一定意义上的工具，从而使很多人失去了认识人本身的能力和欲望。人首先想到的是解决生存的问题，然后是改造自然，再改造社会，最终也是最后改造人自己，也就是达到一定水平上时，才视自己为人。孔子的思想中，却与此有很大的差异。他首先要人做“人”，从而摆脱源自内心的恐惧，“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强调心性的发展，然后再介入生活世界。而当这些出现冲突的时候，孔子认为应当保全自己不受污蚀是第一位的，因此在谈到邦有道无道的问题时候，宁武子一类人的做法孔子认为是明智的选择。这是孔子在处理个体和社会，以及作为人的主体意义的问题时提倡的秩序。
孔子的秩序观，从本我中发展而来，经过“自我”的认知和训练，然后才达到“超我”的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到达这样一种状态才算是对个体主体性体验与社会运行秩序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熟练的把握运用。孔子思想中蕴含的秩序观，对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解孔子的秩序观，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中的结构和秩序及其伦理具有深刻的意义。
君子与小人
“君子”和“小人”一直是《论语》中经常被讲到的而其常常是成对出现的一组词。论语中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话很多，大多数都是比较君子和小人从而来教育后人认识和区别君子和小人。例如：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读论语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及其门徒眼中的君子，通常可以理解为两个道德上和身份上两种意义上的君子。首先身份上，主要是贵族身份的人，一般意义上都可以称作君子，特别是一些道德较好，为政英明的人更加容易被列为君子行列。这是君子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道德上的，也是孔子及门生眼中主要的君子标准。如上面所列的君子的几个描述或者说是标准，都是孔子在看一个人是否可以称得上是君子的标准。这些人，要么是性格好，为人正直磊落，要么是品德好，堪称楷模，能够成为人们的榜样，是一个时代的美德的象征，还有很多的孔子欣赏的人可以被列为君子一类。但是，这些君子，最重要一个方面还是要有学问。身份好，要是没有学问那就是伪君子。道德好，也得有学问才能算真正的君子。但是在君子和小人的比较和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学问和道德占到了很重要的位置。道德是符合孔子所希望看到的那一套礼仪标准，学问则要知晓为学为政的道理，特别是孔子推崇的学诗学文学礼，还有“乐”等等。这都是比较抽象的标准。这些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实用性并非很强，也就是说论语中所希望君子要道德好，学问要好，最起码的是要好学善学。这是对一个人的内心品性发展的要求，主要的是内在的。
几千年来，人们关于孔子所提出的君子和小人的讨论没有停止过。孔子在那个诸侯并立战争不断的的年代里，他所提出的君子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道德完人的形象，所以“君子”是可以用其他概念代替的。君子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孔子那个时代，也是有相应的人作为现实的君子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但孔子树立的“君子”的抽象的概念和形象，让君子成为一种人性和人心发展的至上目标，被抽象到了一个很高的概念意义上。于是为了与君子相对应从而更显君子的不凡形象，出现了“小人”的概念。
但是在现在的理解来看，我们对与君子的理解也逐渐的脱离了当初的基本精神内涵。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好人和坏人的分裂。“好人”和“坏人”的出现并逐渐的被大家理解和接受并使用到日常的生活评价体系中，也可以说是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在适应社会发展和生活变迁的需要而出现。它的抽象意义没有君子和小人高了，通常道德的评价也成为了最主要的标准。好人和坏人的评价标准也在不断的变化，越到后来，人们对好人和坏人的评价标准愈加的模糊了，甚至是乱评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发现评价人的标准很多，不仅仅是好人和坏人难以分开，也就是好坏善恶分开两边已经成为了不可能或者不可行的事情。好坏是非之间还有很多的东西。
好坏的标准模糊后，所谓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便更加的没有统一的看法了。可以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只是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的脑海中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大学教授也时常失去理智的对骂，公众所看做榜样的明星、名人们也时常的出现一些不轨行为而让众人犯糊涂。君子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小人，小人也可能在有时候看起来是君子。好人坏人的区分就更加的不可能。于是出现了新的评价体系来代替曾经君子小人评价和好人坏人评价所建立的评价体系。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曾经建立的道德上的纯粹的人在现今的社会上基本不存在了，现在的人性复杂化，评价就更加的困难。于是很多的时候只有名人与凡人之分了。其中很大部分名人通常被认作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的举动备受世人关注。而这些名人中，一些人常常又被贴上了好人的标签，受人尊敬和膜拜，但这又是世人及其短暂的自我安慰罢了；另一些人则成为了“坏”或者“小人”的另一种存在形象，被人批评受人唾弃；更有很多人因为世人无法简单的贴上某种标签而饱受争议。很多人就此糊涂了，甚至有的人不知如何是从了。
道德学问的标准被逐渐的弱化，转向了今天的能力为主要的评价标准，这也许就是社会学家帕累托所言的“精英”标准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人们追求的不再是纯粹的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识，而是在某个圈子了拥有很高的某项能力优势，譬如歌星唱歌流行，政治家纵横捭阖，商人缔造自己的商业帝国，等等。这些专业的技能优势被主流认可为评价的主要标准。我们都看到，大到很多人对关系国家利益的事情漠然，小到这些“精英”们见死不救，道德退居到主流评价标准之外了。孔子时代以及后来的衡量更多的是基于人的情感认同的，但是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理性发展逐渐主导了人们看任何问题的眼光和角度，理性的计算已经达到了近乎泛滥的田地。所以今天人们不再看什么君子小人了，即便了挂在嘴边了那几句话也不再是孔老夫子那个原本的意义了。好人坏人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幼稚的表现。追求成为名人成为公众人物成了一些人的价值的最好标准，甚至为此不择手段。譬如一些大学女生在网络上表达自己“愿意”被“潜规则”而不顾人们的唾骂，类似的想尽手段来成名的不在少数，很多甚至是接受者高等教育的年轻学子。
今天人们依然沿用着“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只是其内涵已经变化了，这恐怕是孔夫子所不曾料到的。人们愿意成为“精英”而不再是“君子”，若一些人所言，只想做回我自己，不想做君子，也做不到。君子被人们认为是很高的从而不可及，但是总有一些人想做，于是出现了“伪君子”，这是自“君子”出现后就立即出现的，如同新书面世了，倘若销量很好，便会出现盗版。小人则不一样了，有人甘做“小人”，所谓“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也许做小人踏实，不用伪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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