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笔者发表《精英败坏是社会失序的根源》一文，引证中国历史上君子之治的范例认为，改变中国社会之失序，“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驯服精英，养成其中一部分成为君子”。陈心臣先生撰文予以批评，他对我的历史叙事之批评以所谓“国际历史学界”的公认结论为基础：夏朝可能不存在，董仲舒汉武帝以后中国社会属于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等等。他开口就说“帝国”、“伪《古人尚书》”，对此，我不准备辩驳。我只是奇怪，关于中国历史，为什么我们不信去古未远之古圣先贤的说法，而相信那个以编造现代意识形态为目的的顾颉刚，相信什么“国际历史学界”，请问，他们中有几人读得懂古文？

还是回到拙文的结论吧：解决当下中国问题，首先需要精神觉醒，道德振兴，由此形成一个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君子群体。陈心臣先生反对这一命题，在他看来，精英之所以败坏，乃是因为诸多制度不合理。要解决问题，就得改变制度。吾友萧瀚先生在微博上列出批判儒家的阵势，其立论之本是：“自由是道德的基础，这已成为伦理学界共识。”这意思同样是说，让人自由的制度是让人道德的前提。

说精英的败坏缘于制度不合理，我大体表示同意，但仍有所保留。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并非所有精英都败坏。更有趣的事实是，诸多新闻也表明，底层民众并没有败坏得那么严重。这是一个对制度决定论构成严重挑战、因而需要解释的现象。按说，制度应当普遍作用于所有个体，可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同等地败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不同人的道德自觉程度不同。有些精英具有较强的道德感，而拒绝同流合污。普通民众没有接受形形色色反道德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洗脑，而保有自然的道德感，反而不那么败坏。

当然，即便忽略这个显著的例外，当我承认精英败坏缘于制度不合理部分成立时，我也要立刻补充说：解释精英败坏的逻辑，不可不加反思地用来思考良好制度生成之道。人们经常说，一个健全的秩序需耗费漫长时间才能形成，但毁灭却只需要一夜功夫。因为，秩序毁灭的逻辑与构建的逻辑其实是不同的，人的行为作用于制度与制度作用于人之结构其实是不对称的。

给定一个制度，它可以普遍地作用于所有个体，因此，坏制度确实可以让其所覆盖的成员普遍地败坏，而且，败坏的行为模式会以几何级数传染，因为，坏制度之坏处就在于，它让每个人回到自身，只关心自己看得见的利益，对此利益，个人的敏感性越来越高，相互伤害的策略也就加速度地被人设想和运用。

反过来，改变制度的行为却是个别的。你不可能设想，一个国家的所有人，一致地采取改变制度的行动。这里存在着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搭便车”问题，存在着奥尔森所提出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

当然，在讨论这一点前需要确认一点：制度自己不会变。很多制度决定论者谈论制度变革的口气，仿佛制度是一个外在于人的东西，可以自主地发生变化，而后所有人将生活于好制度的阳光雨露之下。制度自行变革论者预设了创造奇迹的第一推动力。人由制度塑造，制度则由某个神秘的第一推动力在某个时间点上于一夜之间一举根本改变。这个第一推动力可能是某项技术，也可能是某种经济趋势，更有可能是全知而全能的掌权者的灵机一动。这些第一推动力所带来的变化都属于奇迹，一个社会若发生奇迹，那当然好得不能再好，但社会科学不应把奇迹当成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讨论。

面对不合理的制度，社会科学应当讨论的问题是：生活于此不合理制度下的人们，如何消除制度中的不合理，推动制度向着合理的方向变迁？而既然不可能所有人同时集体行动，那就一定是个别人首先推动变革，带动少数人集体行动，然后逐渐扩展。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少数先知先觉先行者即君子？必须回到人心才能给出可信解释。其出现机制与不合理制度下有些人并不败坏，其实是相同的。可以用孔子所说的知、仁、勇“三达德”予以说明：较为敏锐的仁让君子对他人的损害产生强烈的同情。因为智，君子能够洞悉制度之不合理处，并构想更为合理的制度，提出制度转型之方案。因为勇，君子会投入改变制度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是充满风险的，按照经济人理性看是得不偿失的。个别人、少数人具有知、仁、勇之德，将启动制度变革之过程。

假设没有这样的人，所有人都按照制度的逻辑活动，也即以败坏的方式苟活、投机，其结果将是社会秩序之全面溃散，而绝不可能有制度的变革。中国社会目前就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因此，少数人的道德觉醒与君子人格、技艺养成，乃是这个社会唯一希望之所在。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