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则与汽车相关的新闻：

11月26日，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大代表许茗雄酒后驾驶奔驰轿车，逆行撞翻一辆电动车，大骂伤者：“你这个穷人，还敢骑一辆破车来撞我!”

11月29日，成都，一名驾驶北京牌照别克轿车的男子与执勤交警发生争执，态度傲慢，并对交警喊，拦他车，是干交警干腻了。

12月4日，上海，一辆宝马轿车和一辆奔驰轿车在追逐中发生碰撞。事发后，两辆车上的人员互殴，奔驰车司机当场身亡。

这三则新闻中的汽车都不错，驾车人或是有钱的商人，或是有地位的人大代表，或是身份神秘之士，总之，从经济、政治结构角度看，他们算得上是精英。

然而，从文化角度看，这些精英都是泼皮流氓。当然，他们只算低等级的流氓型精英，高等级的流氓型精英动辄贪贿几亿，包养数十女人。笔者在想，这类流氓型精英在整个精英群体中能占到多少比例?很难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该比例一定处于史无前例水平。是的，中国社会的精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败坏的，这正是当下社会严重失序的根源所在。

至少从尧舜时代开始，健全的华夏治理机制就是“君子之治”。《舜典》提出，以“乐”教“胄子”也即当时的精英具有下面的德行：“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君子德行养成科目。可以说，华夏文明之自觉，始于君子养成之自觉。这样的君子乃是完整的人，他们同时具备德行，具备治理的技艺，也具有庄重的威仪。周代就是依靠这些君子进行治理的。孔子立教之根本目标，正是在传统君子走向衰落之时重建君子之教，在新的环境中养成君子，以为邦国、天下治平之本。从根本上说，儒家之学就是君子养成之学。

华夏文明为什么会走向君子之治的机制?可能与华夏天下之规模庞大有关。华夏天下的规模是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难以想象的，这样的规模决定了天下只能分散地、多中心地治理。君子就是基层治理之中心，每个君子就构成一个治理中心。君子们通过联合，维系一个“和而不同”的天下共同体———它还具有强大的秩序扩展能力。

秦攻灭六国、一合天下之后，试验了一种新方法：以单一的权力中心统治每一个人，结果是迅速失败。这与交通、经济、政治控制技术等的效率无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第二次尝试这种统治模式，同样失灵。董仲舒、汉武帝之后，君子之治模式得以部分恢复，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尝试之前。

实际上，孔子的一句话已清楚地说明了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与多中心的君子之治模式的根本差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单一中心的统治以人性之恶为预设，以政府强制执行刑罚、人们对刑罚的恐惧维持秩序，主要由官员构成的精英与被统治者是敌对关系。由此，人性之恶也就迅速成长，每个人都在寻找秩序的漏洞，维持秩序成本迅速攀升，以至于无法承受。

相反，在君子之治的机制中，君子依靠人们的信赖而享有软性的治理权威，由此，精英与大众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就像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社会治理的成本比较低廉，而且，这种治理经常是以大众的同意和参与为前提进行的。当然，这种治理正常运转的前提是：第一，政府保持节制，给社会充分的自我治理空间。第二，有一个健全的君子群体分散在基层社会方方面面。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无所不在的权力让社会丧失自治空间，君子也就不复存在。

晚近二十年，这个单一权力中心统治体系之外，成长出一些商业、社会精英。但是，他们远不是君子，其中很多人不过是有钱的流氓而已，高度商业化的权力精英也在其中。在当代中国，金钱系统地制造了心理上、社会上与政治上的不平等。当代中国社会的混乱，十有八九是这些掌权、有钱而没有德行的精英造成的：他们制造毒奶粉;他们进行暴力拆迁;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破坏交通秩序;他们滥用权力，他们也滥用金钱。他们以末日心态横行于国中，因为他们已经移民或者准备移民。

中国社会要好一点点，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驯服精英，养成其中一部分成为君子。制度当然需要变革，但透过儒家和佛教等传统价值、宗教之教化，唤醒部分精英之良心，也是更为基础性的工作。君子之治的突出特征是，它是多中心、自下而上地构建秩序的。一个个分散的君子完全可以在不合理的大环境中，治理好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一个村庄，一个NGO。而只要养成一批君子，大范围的制度变革就能获得有力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