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都有各式各类的集团，有经济集团也有政治和文化集团，有的集团显出组织性，比如政党、工会等等，有的集团零零散散，是一种自然的简单的聚合，比如阶级、阶层等等。一般说来，政治集团是由有共同信仰的人组织而成，阶级、阶层是由职业或经济地位相同或相似的人集聚而合。前者是有人牵头组织起来的，比如中共是在原苏联指导下由陈独秀牵头组织的；后者是在科技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同时从长远来看将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自然消亡。人为的政治集团由于有组织性较为有力量，自然形成的集团由于零零散散形成不了合力。古代文明型国家，在政治上由于实行专制制度，或者不准组织诸如政党等一类政治集团，或者只有准许一个政党及其傀儡存在，在经济领域，强势阶级阶层凌驾于弱 势阶级阶层之上。与此相反，现代文明型国家，由于在政治上实行现代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各阶级阶层、各政治组织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通过各阶级阶层各政治组织的竞争协同，共同推动国家向前发展。
系统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系统与系统的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性，通过竞争和协同推动系统的演化发展。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涨落说明系统之间总是处于竞争状态，涨落得到系统的响应而得以放大说明协同在发挥作用。竞争协同律是系统最根本的规律，它揭示了系统的源泉和动因。
在现实的社会中，各集团也就是国家的各个大系统，这些集团之间的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这些集团的协同是社会的稳定有序因素。社会需要发展所以需要各集团之间竞争，而社会在发展中又需要动态有序，所以又需要各集团之间协同。正是各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协同才会共同推动社会动态有序地发展。离开竞争和协同的任何一面，社会和国家都是不健康的都是病态的，都不可能持续的。在古代文明型国家，竞争和协同往往缺乏一面，比如，在我国从中共建政一直到现在，实行的是一党政治，只有几个木偶党，没有竞争性政党，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是机械的协同，没有政党竞争局面，政治上是死水一潭。这肯定是不正常的，这种局面最终是会被打破的，原苏联国家从苏共获得统治地位后实行一党制，没有竞争局 面，到最后也只是维持七十多年，垄断局面终被打破。因为任何系统都是竞争和协同的整体、同一体。协同总是以竞争为前提，而任何系统内在竞争又总是和协同相贯通、相联系。竞争与协同之间既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又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国家是一个大系统，各集团比如政党是国家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国家系统就是这些子系统的竞争和协同的统一体，各政党的竞争和协同是常态，如果人为刻意造成一种或竞争或协同的局面是不符合系统论规律的。
也许有的人，不赞同这种观点，以为可以存在一种或竞争或协同的局面，难于存在既竞争又协同的局面。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比如，美国现在实行两党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争夺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权上不断在进行竞选，这是一种政治竞争，但在选举之后，双方又都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进行协同，美国的这种政治上的竞争协同局面维持了两百多年。又比如，毛泽东时代，从1956年后，我国逐渐实行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在农村没有了地主和农民的竞争，只有农民的机械协同，在城市工业领域没有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竞争，只有工人的机械协同。这样的结果是生产凋零，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而这种局面维持了三十年后最终被改革开放所打破。从全世界的范围内看，计划经济这种没有各阶级的竞争只有机械协同的局面几乎全都被打破了。所以，根据系统主义哲学规律，正常的社会和国家局面只能是各集团的竞争和协同，而不是只有或竞争或协同的局面。
现代文明型国家，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各集团存在充分的竞争和协同关系。我国要维持各集团的竞争协同局面，就应该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国家大系统中的各集团子系统，之所以要竞争协同，那是因为国家各集团可以通过竞争使国家系统产生涨落，而国家系统通过涨落往往会达到新的有序状态。“涨落”是指对系统稳定状态的偏离。国家系统通过涨落能达到有序，即通过涨落能形成新的结构和功能。耗散结构系统是通过不断的涨落，而保持动态有序的，对于平衡系统而言，涨落造成的偏离态会不断地衰减直到消失，最后回归到稳定的状态。而在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涨落可能被放大，随机的小的涨落通过相干效应不断增长形成“巨涨落”，变成破坏原结构的因素和使体系改变成一个新的稳定的有序 状态的“触发器”。古代文明型国家往往是封闭的平衡系统，不是开放的耗散结构系统，各集团之间缺少正常的竞争，这类文明型国家的随机小的涨落会被国家政权这个调解器使之衰减并消失，难于形成巨涨落，所以古代文明型国家很难突破原有结构形成新结构因而国家系统难于向前发展。在现代文明型国家，各集团之间有正常的竞争，通过竞争，随机的小涨落能够通过相干效应不断增长形成“巨涨落”，容易冲破原有结构不断向前发展。现代文明型国家的开放性，使国家系统内部结构与外部作用产生共鸣与涨落，这正是促进国家系统内部协同放大的外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系统进入耗散结构分支,进入新的发展状态,促使国家系统整体优化。
国家系统各集团不仅存在竞争也存在协同，协同产生合力，更能推动系统整体的发展。协同原理从系统的整体性、协调性、同一性等基本原则出发，揭示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与要素围绕系统整体目标的协同作用，使系统整体呈现出稳定有序结构的规定性。在现代文明型国家，各个政治集团在一定时期（每四年或五年）在参与各级领导岗位和各级议会议员竞选揭晓之后，就在国家制度框架和法律框架下协同合作共同治理好国家。国家系统产生有序结构的根本原因，则是国家系统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竞争与协同。由此可见，竞争协同作用是产生有序性的直接原因。
在国家系统进化中，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协同与竞争的相互关系。两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协同是竞争基础上的协同，竞争是协同基础上的竞争。国家各集团之间的竞争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能引起内耗，使系统呈现出增熵的消极作用，特别是暴力革命这种对抗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往往会导致一方毁灭，比如，中共建政之前的国共内战，这种革命战争导致了国民党于大陆的毁灭；另一方面，竞争能激励系统各要素的能动性，使系统呈现出抗熵的积极作用，这种竞争往往是现代文明型国家的和平竞争，比如，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于国内进行总统、州长、县长和各级议会议员的选举战就是和平竞争。国家各集团的协同也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能使国家系统出现有序结构；另一方面它能抑制国家各集团的能动性、 诱发堕性。现代文明型国家能把竞争与协同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互补的关系，各取其有利的积极因素，使消极方面的作用尽可能减弱到最低程度，整个国家系统就会呈现出整体优化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产阶级，建立产阶级专政。从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是违背系统主义哲学的竞争协同律的，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所以当这种理论在原苏联和中国实践的时候，带来的只是灾难和不幸。斯大林在原苏联、毛泽东在中国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消灭了地主，在城市推进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消灭了资本家，农村没有了地主只有农民社员，城市工厂没有了资本家只有工人和技术员。本来处于农村竞争协同体中的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和处于城市竞争协同体中的资本家和工人是相互依存的职业集团，一方被消灭了，另一方没有了竞争和协同对象，农民和工人在政治热情消退后开始懒惰和缺乏动力，造成了经济的萧条。当然，引起地主和资本家的一部分被从肉 体上消灭这种不幸的红色恐怖更是可怕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鼓吹的共产党优秀论，在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促成共产党独揽政权，排斥其他党派，任何反对共产党政权的人都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者被关到牢里。共产党由于掌握全部的国家权力，特别是军队、警察，凌驾于全社会之上，霸道专横，不允许反对党存在，没有政治上的竞争协同。国家政治生活没有生机和活力。
原苏联、东欧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这一套政治、经济制度使到经济几乎陷于崩溃，政治上官僚主义到处横行。这种人治型文明使社会和国家陷入病态之中。原苏联、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认识到这类人治型文明的危害，出于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促使这种人治型文明转向了现代型文明。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到现在还没有走出人治型文明的阴影，我国要走出人治型文明的阴影，需要我们走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具体说来，就是实行多党民主政治，实行军队国家化、文官中立、三权分立、地方自治和自由经济等制度。只有在这个民主和法治的大框架下，各政党各阶级才能竞争协同，这样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病态，恢复健康。
201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