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明年的宏观调控基调将保持不变，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目前机构大多预期明年会有4到6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有预期明年全年新增贷款规模与今年持平，大约在8万亿元左右。

实际上，货币政策是短期政策，需要频繁地评估与校正。例如，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MOC）早在今年年初就预订了8次议息会议的时间。在每一次议息会议当中，11位委员都要回顾经济金融状况，调整经济增长预期，评估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经济面临的风险，最后，在上述评估的基础上确定是否或如何调整货币政策操作。

除了每年预订要召开的8次会议之外，FMOC还时常召开计划外的议息会议。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恶化的2008年，计划外的议息会议召开了6次，全年总共开了14次会议。其中1月份召开了3次，9月和10月分别召开了2次。另外，2007年和2009年分别有3次计划外会议，2010年2次，2011年到目前为止只有1次。

既然货币政策需要频繁评估与调整，那么期望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未来一年的货币政策就不是那么合理了。正因为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及货币政策的时候，基本上不使用“扩张”和“紧缩”这两个字眼，而是创造性地采用“稳健”一词。“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是扩张性的，也可以是紧缩性的，还可以不松也不紧。这就给未来一年的货币政策留下了相机决策的余地。

那么，关于货币政策，我们能够期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什么决定呢？我认为，最值得期待的决定不外乎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相对重大的货币政策决策。当下最重大的决策，无非是人民币汇率。2005年启动汇率改革以来，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计算，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上升了21.4%，实际有效汇率（REER）上升了31.6%。截至10月底为止的三四个月里，人民币升值尤其迅速，NEER和REER分别上升了4.5%和7.7%。加之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再次动荡造成的跨国资金回流，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汇率已经出现贴水，即远期汇率低于即期汇率，显示人民币升值已经过头。

人民币升值只是汇率改革的第一步。人为控制速度的BBC型（Basket，Band，and Crawl）升值（即“篮子、区间和爬行型”升值），升到当前的水平已经足够。现在到了汇率改革迈出第二步的时候：从BBC型升值变为更加自由的浮动。当然，不是非要一次性地转变为完全自由的浮动，有中间模式可供过渡。例如，把每日汇率波动幅度从上下5口扩大一些，把人民银行确定中间价格的规则改为市场参与者集合竞价。

如今，迈出第二步的时机已经成熟，风险已经很低。已经接近均衡的汇率不会一路狂奔，让出口企业集体关门。同时，不迈出这一步的风险越来越高，因为BBC型升值照样无法避免“矫枉过正”的试错过程。另外，这个当前成熟的机会不一定会一直存在下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中国可能在汇率问题上重归被动。

第二类可以期待的决策是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改革。最近提出的货币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的目标，需要体制和机制保障才能实现。《孙子兵法》说的“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其中包含的机制之一就是决策前移、减少时滞、实现预调。有了预调，才能微调。

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保持相对独立性。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行的选择。当时的人民银行身兼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双重职责：脱离了国务院的支持，人民银行很难监管国有银行；而履行不了监管职责，货币政策必然成为一纸空文。

其实，国务院履行批准职责不仅增加了货币政策时滞，也增加了决策的不确定性。对国务院来说，稳定币值只是众多职责中比较长远的一个，很可能有更紧迫的任务排在前面。这是众多国家付出不菲代价换来的教训。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人民银行已经和银监会分离，主要商业银行也摆脱了地方政府干预。于是，让货币政策更加独立的关键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把货币政策决策权下放给央行行长，也可以下放给一个委员会。如果下放给委员会，委员会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有来自其他部委的成员，因为其他部委的职责大多与央行的职责相悖，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庆 来源：《华尔街日报》2011年12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