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到2009年1月，我在东京国际货币研究所（IIMA）工作了将近半年时间。在东京除了工作之外的经历，有三件事至今还很难忘记。
第一件事是一次问路。
国际货币研究所的办公地在原东京银行的总部，位于东京都的日本桥。办公楼的北侧是三越百货公司的总部。西侧是日本银行，也就是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创建于1882年，三越百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73年。因此，此地被称为“三越前”也就不难理解了。
刚到东京的时候，我每天乘坐银座线电车上下班。从银座线的三越前站台步行到办公楼要穿过三越百货，距离比较远。某一天中午，我在办公楼附近散步，发现日本银行的东南角路口就有一个地铁口，入口处也写着三越前站。这个站口离办公楼的距离可是近多了。于是，当天下班以后，我就从这个口下去了。
可是下去以后只看到半藏门线，怎么也找不到银座线。这不也是三越前吗？我彻底糊涂了。更糟糕的是，当时车站里没什么人，很难找到人问路。日本人工作时间长，这个特点闻名世界。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其他人还没有下班。
终于从滚梯上下来一位日本银行的女职员，我赶紧走上去问路。更幸运的是她还能听懂英语。我不会日语是一个挺大的麻烦。
如果有人找我问路，我又碰巧知道，我会给他指路；如果路线很复杂，我就指给他路线的前一段。后面的路，他可以问之后遇到的人。如果我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我就坦率告诉他我不知道，他可以问别人，而我不会为此内疚。但是，日本人不是这样。
看得出来，这位女职员感到有一些为难。她先去找了那个听不懂英语的管理员，用日语交流了一阵子。管理员给了她一张票，她走回来，要我跟着她走。我没有多想，跟着她就去了。从半藏门线站台的一头走到了另一头，从一个不起眼的通道离开站台，继续往前走。
我们边走边聊。我于是知道她在日本银行工作，原本是要去乘坐半藏门线。可是，我们走得离半藏门线越来越远。她送完我之后，还要原路走回来。意识到这个情况之后，我的愧疚之心油然而生，期望她不要再继续往前走。
正巧我看到了三越百货的入口。那是我连续几天经过了的地方。我赶紧告诉她，我认识路了；感谢她的帮助，我不需要她继续往前走了。可是，她没商量地拒绝了。她说她必须送我到银座线。
到了银座线的入口，她把管理员给她的票递给我，让我用这张票进去。原来，由于我从错误的入口进入地铁，我的公交卡会被扣除额外的车费。她和管理员沟通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管理员给她的这张额外的车票，就是为了不多扣除我自己公交卡里的钱。然后，她还鞠躬向我道别。
在这次问路的整个过程中，这位女士从未怀疑过我这个陌生人的动机，是不是套词，有没有危险；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柔弱和矫情，显露出需要得到什么感谢或者回报。
后来我知道，在日本停留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大多有和我类似的经历。日本人没有主动帮助陌生人的习惯。但是，一旦有人向日本人问路，这个被问路的日本人立即把克服对方的困难当成自己的责任，不惜付出时间和精力。在偏僻的农村，有日本人把问路的人送到目的地。
第二件事是一次寻物。
2008年的圣诞节，我的钱包丢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别担心，钱包过几天就会回来的。要是这几天缺钱，我借给你就行了。日本人捡到钱包，总是会送到路过的警局；警局会寻找失主。失主需要做的事只是要找一个警署报告自己丢失了钱包，并且登记一下钱包里有什么东西，以便警局物归原主。
我将信将疑地跟着他去了警署做登记。登记的时候，警察先仔细询问钱包的特点，然后又询问里面的钱币金额和其他东西。当我说钱包里有我的外国人登录证明的时候，留学生看了我一眼——要是早知道有这个东西在钱包里，就不必去警署了。凭着这个登陆证，警署就能够找到我。
果然，没过几天，一张明信片就寄到了我的外国人登陆证上写的住址。明信片是从某个警局寄出来的，专门寄给失主。不少文字是印刷的，留下的空格也都填写好了。大意是：您的钱包在某某警署，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消毒；您可以在每天的某某时段来取；如果某某日期之后您还未来取，我们将转移您的钱包到东京都管理遗失物品的专门部门，地址在某某处。
我更换过住址，没有到市政府更改登陆证上的记录。明信片寄到了我的旧址，多花了几天时间才抵达我的手中。于是我只能到东京都统一的失物招领处拿回钱包。钱包回到我手上的一刻，我有一种新奇的感觉：这只用了将近10年的旧钱包面目一新，被一根细纸绳十字捆绑着。打开一看，真的什么也没有少。我后悔早就应该换一只新钱包，多装几张钞票。
冯小刚导演过一部贺岁片叫做《天下无贼》。日本也许是最接近“无贼”的国家。我的日本同事说，日本的小偷都是外国人。另有公开的报道说，在海外的日本游客是最容易被偷窃的群体，因为他们习惯了国内几乎没有小偷的环境，没有防偷盗的意识。妇女随身携带的挎包经常开着口，甚至根本就没有安装拉链或者纽扣。这不仅方便自己，也方便了小偷。
第三件事是一次意外。
我到东京不久的一天晚上，几位朋友小聚了一下。席间得到一本关志雄博士的日文新书，正好关博士也在座，于是我恳请他签了字。在我心目中，关先生是我的老师。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读到过关先生的文章。其实我看不懂日文书，但是觉得这是一本珍贵的礼物，值得珍藏。
聚会结束，各自回家。就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一个换乘电车的站台上，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手里的书没有拿稳，一下子飞了出去。划出一条抛物线，掉在了电车轨道上。
我站在站台边，掂量了一下站台的高度，做了一个保守的判断：我跳下去没问题，但上不上得来就难说了。可是，这本书是珍贵的礼物，我不忍就这么放弃。
环顾四周，没有几个人在等车。当时大概十点钟左右，辛勤的日本人大多已经离开了办公室。回家的回家，其他的还在居酒屋。
我在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过一年。在那个城市，每当一个外国游客站在街头东张西望或者看地图，就会有当地人走过去问他是不是需要帮助。我住在市中心的Piccadilly火车站附近，出门的时候经常穿过火车站。有一次我经过的时候，看到自动售票机前面没人，于是驻足多看了一眼。结果有人以为我不会买票，立即走过来提供帮助。
那时候我对日本人没多少了解。我相信，如果这个意外发生在曼彻斯特，早就有人走过来提供帮助了。看看周围那些目睹这一幕发生的漠然的面孔，那一刻我觉得和英国有天壤之别，和鲁迅笔下的看客倒是很接近。借着酒劲，我嚷嚷了一句。以日本标准来看，这一句是失礼的。然后，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我之前的看法也很快被改变了。
站台上离我最近的人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听到了我的嚷嚷，开始和我说话。“你不能下去。有危险。”他说。
“那我怎么办？”我问。
“找管理员。”
“管理员？在哪里？”
他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然后指着右边说，“应该在那边。”自始至终，小伙子的态度淡然而克制。我将信将疑地走向右边，边走边回头看了一眼。小伙子没有待在原地，而是向另一边走去。
我见到了管理员，叽里呱啦地用英语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管理员并不答话，听完以后走过去看了看书的位置，然后迅速地离开了。望着管理员的背影，我当时不知所措，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
之后几个月里我还遇到过几回管理人员“只说不做”的情况。现在我知道，日本人的沉默和他们学的“哑巴英语”有关：所有日本人都学过英文，而且听得懂别人英语，但是英语发音比日语困难，相当多日本人害羞，不说英语。时间长了，就不会说了。因此，用英语并不总能和日本人交流成功。在有些场合，英文交流只能是单向的。
就在我等待管理员回来的时候，一回头，看到了这样一幕：刚才和我答话的小伙子跳下站台，捡起那本书，爬上来，走过来，把书递给我。他这一系列出乎我意料的动作让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惊讶得我说不出话来。他原本不必那么做。他已经告诉我找管理员，管理员会解决。
就在我一边感谢，一边想弄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管理员回来了。他看到我捧着书感谢小伙子，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还是不理我，却表情严肃地对着小伙子叽里呱啦了一顿。
原来，就在我去找管理员的时候，小伙子去查看下一班电车啥时候进站。当他确认了时间足够以后，他就跳下去捡了那本书。但是，无论什么时候跳下站台都是违反规定的。因此管理员一定要教训他。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总结：虽然日本人不像欧美人那么开朗热情，但绝不是鲁迅笔下的看客。虽然日本人看起来内向羞怯，但内心里关心身边的人，可以随时帮助身边的人。一旦有人求助，日本人就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他们不推辞。具有这样特征的人们能够组成社会。
哪怕是在萍水相逢的场合，只要你把自己的困难告诉日本人，那么这个困难就不再只是你自己的困难，它也成为这个日本人的困难。日本人会像克服自己的困难一样去克服你的困难。这样的民族值得尊敬、值得交往、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