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佛游记》的作者、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说，“看到那看不到的地方，这才叫眼光。”在互联网上，敌对战线彼此一目了然，要想寻找共同的“中间地带”，还真需要斯威夫特所说的那种眼光。
互联网上的敌对战线是以互相谩骂的常用词来划分的，这是他们射向对方的枪炮子弹，一方用的是“西奴”、“汉奸”、“美狗”;另一方用的是“五毛”、“脑残”、“文革余孽”。这两条战线之间只有交火，没有说理对话。粗暴、仇恨、武断和不宽容已经成为战斗型互联网话语的特征。
把互联网想象成战场的，并不只是那些相互仇视的敌对网民，还有一些担负着管理网络重任的人士。他们以随时预备清剿、出击的姿态注视着网络的一举一动。最近网上有一篇《对网络造谣传谣者就应当“迎头痛击”》，文章称，网络谣言已成为某些外国势力攻击中国政治的“新式武器”，他们借助网络散播谣言借以丑化官员的形象，攻击领导，污蔑中国的执政阶层。文章建议，要从制度上、法律上、应对机制上不断健全完善，对那些利用网络造谣传谣者予以迎头痛击、严惩不贷。另外有一篇题为《用“真实之剑”铲除“网络罂粟花”》的文章，则呼吁网民要勇于举起手中的利剑，将流言歼灭。
在侮辱、暴力和威胁的语言中，网络被染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敌情、战争和清剿色彩，网络是社会的神经，当神经显示歇斯底里征兆的时候，需要的是舒缓而不是刺激。只有说理才能起到这样的舒缓作用，因为说理让人变得理性、温和。
愤怒和仇视是相互激励的，在充斥着愤怒和仇视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公共说理的。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把“变温和”看成是说理的一个基本要素。而要变温和，就必须不轻慢。他说，“变温和的定义可以这样下：息怒或平怒。既然人们对轻慢自己的人发怒，而轻慢又是有意的行动，那么，很明显，人们对不轻慢自己的人或者无意轻慢自己的人抱温和态度。……人们对待己如待人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没有人会轻慢自己”。
网上许多“愤民”和“怨民”，那些被指责是“散播谣言”和被辱骂为“网络罂粟花”的，都是我们的国民。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就被辱骂为像罂粟花一样的“毒蘑菇”。当时，有一本插图读物《毒蘑菇》(1938)，教育儿童如何从各种相貌、行为特征去“识别犹太坏人”，它把犹太人比作看似自然、其实有毒的蘑菇。“罂粟花”运用的是同样的仇恨和非人化想象，这样看待国民同胞，能叫他们不觉得被侮辱、被轻慢吗?
威胁或恐吓他人，只会激化彼此的愤怒和仇视;不轻慢他人，尊重他人，才能使他们变得更温和。对那些只能讨好你、顺从你、畏惧你的人表示温和，是很容易的，但并无意义。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对表示谦卑而不反驳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他们似乎承认自己比我们低下;比我们低下的人有所畏惧，有所畏惧的人不会轻慢人。……人们对向自己告饶、请求息怒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他们比较谦卑。”
告饶、讨好、顺从的人是不需要互联网的，在网上两条战线上怒目以对的双方，他们那些呐喊助阵的网友们，至少都不是告饶、讨好、顺从的人们。因此他们都该受到尊重。但是，他们却并不相互尊重，彼此也不说理，他们的言论因此并没有办法变成他们共同的力量。
说理并不表示一个人懦弱或放弃自己的想法，说理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要把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说理是释放一种理解、尊重、不轻慢对方的善意，让彼此变得温和而有理性。说理可以使双方走到一起，搁置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议，共同营造一个平和而有教养的公民言论空间。有了这样理性公民言论的中间地带，人们才不至于自我囚禁在一种要么恶言相向、要么哑口无言的两难境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