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一书中，孙郁对周作人及其追随者多有批评，有的还相当严厉，然而，他又认为苦雨斋文人“以独立精神为本”，“依然保持了‘五四’初期的纯净之气”，乃至于叹赏其某些文字“精神的超远”，“以超功利的态度对待学术，便可以把思路引向纯粹的静观之路”，并由此断言：“周氏传统，是对鲁迅模式的一种补充”，以为从周作人出发，上溯历史，可以“寻找中国文人的另一条精神脉络”。这些看法不是我所能苟同的。
叛徒——“隐士”——汉奸，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人生“三部曲”。虽然三者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其间倒确有一个隐约可见的“精神脉络”。
周作人的人格追求、自我价值期许和社会文化取向，与乃兄鲁迅是极不相同的。他主张“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荷，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需的”；还幻想过“焚香静坐的安闲丰腴的生活”。因此，他又极为欣赏日本的“茶道”，以为可称之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这就是周作人甚为推许的“生活之艺术”。
所谓“生活之艺术”，即“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其实也就是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以观赏的看客的眼光看取现实，与社会保持一种适当的微妙的距离，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既超脱于现实，又不能彻底忘怀世事。对此，鲁迅有一段话说得极精彩:“徘徊于有无生死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在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对于周作人来说，这种“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的“生活之艺术”，就是一种精神抚慰法，说是精神胜利法亦无不可。这种精神抚慰法，“虽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冯友兰语），不能正视郁闷和痛苦，却能稀释郁闷和痛苦。
周作人说他的灵魂一直被“绅士鬼”和“流氓鬼”所纠缠，这两个“不甚协和”的鬼，指挥着他的所有言行，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二者之间摇来晃去。“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出来的……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升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五四”时期，“流氓”一度占据上风，于是周作人率先提出“以人的道德为本”的“人的文学”的口号，倡导“思想革命”。但即便此时，“绅士”也仍然在他心里隐藏着，并不时地冒出来。他先是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来界定人道主义，随后又担心人生派的文学观“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为一种讲坛上的说教”，从而主张“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即“用艺术的方法”，表现“对于人生的情思”。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一书里，他提出：“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明确说“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以为在“自己的园地”里，种蔷薇地丁与种果蔬，“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这已经隐约透露出周作人日后变化的消息。
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解体后，有人高升，有人退隐，有人前进，已是思想文化界名人的周作人，则变成了绅士的俘虏，“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淡薄下去了”。后来他又表示，自己“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转变方向”后的周作人，完全退回到书斋之中。从此，过着清雅闲适生活的“苦雨斋”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坛，出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并成为一批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这位“苦住”于皇城的“京兆布衣”，在苦雨斋里品茗，饮酒，赏雨，会客，闲聊，读杂书，写小品文，谈草木虫鱼，全力为自己打造着一个“现代隐士”的形象。
然而，他毕竟曾作为叛徒在“五四”时期呐喊，也曾于“三一八”惨案和“清党”之后写过“浮躁凌厉”的檄文；从叛徒到“隐士”，对于曾经披过战士铠甲的周作人来说，是不能不如此，而又心有不甘的。他需要内心平衡，需要自我慰藉，既要说服自己，又需面对世人。这便有了如下表白：“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二者时时萦绕心头，“都有点舍不得”；戈尔特堡批评蔼理斯，“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有叛徒活着”。这无非是说，他这个“隐士”是与众不同的，既非逃避，又不是逍遥。周作人固然仍有苦闷，他一再申说自己的小品文“貌似闲适”，实则含有“苦味”，又说“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大约即林语堂“寄沉痛于幽闲”之意。然而，其苦不过是清淡微茫的苦涩，其牢骚不平也是淡淡地指向“世道”，失却了针对社会政治的明确性和尖锐性，而且又常常隐晦到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在周作人，这清淡的苦味，未始不既是一种排遣，又是一种标榜，是他这个挂着“现代隐士”招牌的美文大家的必要装点和涂饰。
“闭户读书”论、“草木虫鱼”说与“苦茶是闲适的代表饮料”的“苦茶主义”，构成了周作人小品散文的三大轴心。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在《闭户读书论》一文中说：“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其次是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消遣方法乃是“闭户读书”。当然，他的文章中时有“烦闷”。一九三五年他发现，现今中国什么话都无可说，因为说什么“归根结蒂全是徒然”，所以对自己过去的“热心”、“积极”，表示“很惭愧”，“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这是决心要安于心平气和了。他还说过，“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就在这种“幽闲”的“生活之艺术”中，他盘桓，沉溺，消遣，愈加变得气消闷解，无不冷静而且超然，竭力求得个人心灵的安宁和现世享受的餍足，以苦为乐，自得其乐，乃至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倘若说鲁迅的思想文字，根柢上是一种精神追求的哲学、精神劳作的哲学，那么周作人的散文小品，可称为一种精神休息的哲学、精神抚慰的哲学。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抉择。
对于这种退缩、消极的文化抉择，周作人在写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的《十字街头的塔》里有过一番形象的表述，称他要模仿“出了象牙之塔”而“往十字街头”的厨川白村，“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他说这样可以“在喧闹中得安全地”。“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胸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成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写意。”这是一个何等“现代”的“隐士”啊！“他是超脱的，但又不是出世的。”（宗白华语）真可谓是“朝市大隐”，“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了。
鲁迅说过，中国文人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现象，没有正视的勇气，“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住在十字街头的塔里，于“喧闹中得安全地”，这不能不说是周作人给自己找到的一条“奇妙的逃路”！
然而，这塔里所弥散出的，是一股陈腐的“蜗牛气味”。一九三○年三月十三日，鲁迅在上海大夏大学发表的演讲《象牙塔和蜗牛庐》中指出，中国当时的环境，连摆“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苟延残喘的“蜗牛庐”。“蜗牛界”里，哪里会有文艺呢？如果有的话，恐怕也是大有“蜗牛气味”的。虽然周作人饰自己以“现代隐士”的雅致色彩，但其书斋化生存回避现实、逃避社会、躲避政治的蜗牛性质，则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鲁迅在另一篇杂文中有针对性地写道，现在“连‘象牙之塔’也已经搬到街头来，似乎有‘不隔’之意，然而也还得有幽闲，要不然，既无以寄其沉痛”。周氏兄弟一九二三年七月失和之后，鲁迅是避免在文章中公开提及周作人的。他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发表《隐士》一文，对周作人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善意的规劝和严正的针砭。文章指出，“隐”总和享福者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胡风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发表的《林语堂论》一文中说过一句话：“蔼理斯时代已经过去了”，周作人便立即撰写《蔼理斯时代》（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发表），对胡大加嘲讽。显然，鲁迅这篇杂文是支持胡风的，所以篇末又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鲁迅幼时，绍兴长庆寺龙师父给他取了个法名——长庚，周作人的字则叫启明，二者均为星名，但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因此，有人曾以“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来喻指兄弟二人的失和。《隐士》发表时，鲁迅特地署名“长庚”，是颇为意味深长的。
《喝茶》（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是周作人阐述其人生哲学的名文。八年以后，鲁迅发表同题杂文，与周作人进行了一场耐人寻味的“潜对话”。文中写道，有色清而味甘的好茶喝，会喝微香而小苦的好茶，是一种雅人的“清福”。然而要享这“清福”，须在“静坐无为”之时，而且要有工夫，以及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周作人所主张的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鲁迅则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而是“上等人的牌号”，“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从“喝茶”中，周作人悟出“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这种“片刻优游”，正是士大夫自我陶醉的“低回趣味”。喝清茶、抱秋心、享清福的高洁风雅的生活方式，暴露的恰恰是士大夫者流的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装腔作势和懦弱无力。
实际上，鲁迅三十年代中后期写的许多杂文，都有与苦雨斋文人“对话”的性质，有的简直就是公开的论战。在“京派”和“海派”，“文人相轻”，“静穆”与“热烈”，“幽默”、“闲适”和“性灵”，晚明小品，小品文的危机与生机，《庄子》和《文选》，“金刚怒目”与“飘飘然”，“从血泊里寻出闲适”等一系列论述中，都涉及到周作人，都蕴含着对周作人的根深蒂固的士大夫气质和趣味的有力剖析和痛切批判，充满着深刻的历史感和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把周氏兄弟相比照，可以看出鲁迅的猛士人格与周作人的“隐士”人格的根本分殊。猛士首先“必须敢于正视”，才可能“敢想，敢说，敢做，敢当”。“隐士”则“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于是“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对于古人之所谓“纸窗竹屋，灯火青荧”的意境，周作人表示神往，曾作《灯下读书论》，以为此种情景“宜于读书，消遣世虑”。果然，书斋生活将其“世虑”消解得一干二净，苦闷牢骚也难觅踪迹，连侵略者的炮火都充耳不闻了。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的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周作人作丝毫不受现实影响的《野草的俗名》。字里行间的那种麻木冷静，简直是一种“死似的镇静”（鲁迅语），可谓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两年后，周作人脱去“隐士”的外衣，跨出书斋，终于“下水”而为汉奸。
其实，周作人何尝有真正的隐逸之心，其用世之意是很强的，他附敌后的自足自得，更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他的精神结构中，知识和理智为其核心，外在表现是排斥信仰、抑制情感的绅士风度，清高，博雅，矜持，优越，冷傲，内心匮乏强烈的激情，缺少热和力，缺乏刚韧的意志力量，对剧烈的精神痛苦怀有恐惧，向往安宁和谐的恬淡心境。骨子里，这还是一种传统的奴隶人格，其“自致槁木之心”的生命状态，完全符合“不撄人心”的传统人格理想。朱光潜说过，稍读旧书的人大约都会觉得，周作人文章的笔调“似旧相识”。其文如此，其人何尝不也是“似旧相识”？何“独立精神”之有？
在中国历史、社会、文化中，鲁迅的猛士人格及其生命境界，无疑是叛逆性的，完全新型的。读了《狂人日记》，“我们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张定璜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所说的这句话，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强烈感受。鲁迅作为“撄人之心”的伟大“诗人”，在中国社会文化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之际，横空出世；他的“放言无惮”的“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在充斥着“顺世和乐之音”的“中国之诗”里，是一种“为前人所不敢言”的“新声”，“闻者兴起”的“沉痛者大之声”。构成鲁迅精神结构的主干的，是意志和情感，由此铸就了他的至大至刚的主体精神，坚不能摧、韧不可折的个性和炽热无比的生命激情。鲜明的好恶，酷烈的爱憎，矢志不移的信念，刚毅猛勇的战斗，执著如怨鬼般的寻索，对黑暗与压迫的激烈抗争，对颓唐、消沉和绝望的顽强抵拒，便成为鲁迅特有的人格标记、非凡的生命光辉。在这个意义上，我把鲁迅称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父。
在他看来，苦痛是与人生俱来的，中国人大都以“骄傲”和“玩世不恭”来忘却痛苦，而醒觉者只会由痛苦而挣扎、反抗，因此获得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体验生命的存在和人格的力量，也“才有点像活在人间”。大概这也就是“哀痛者和幸福者”之内涵吧。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鲁迅这样的特立独行的真的猛士，谁曾见过？
“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鲁迅语）。周作人一再宣称他是“中庸主义者”，“属于儒家思想”。然而，其以“现代隐士”为旗号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方式表明，他仍在传统士大夫的人生道路上转圈子，最终由逃避逍遥、超然世外的老庄哲学的泥淖，滑入了敌伪官僚的深渊。逃避黑暗，厌倦抗争，畏惧痛苦，放弃责任，拒绝承担，这种“现代隐士”的人生哲学，是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本质上不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的“卑怯”，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二○○三年十月十二日写于霏霏秋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