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主义犹如一面多棱镜，不同的侧面，有不同的内容。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社会思潮以其丰富的内涵、多面的内容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培育和提升民族精神之效，又有被妖魔化而误入歧途之险，在发展演进中离不开适当引导。
关键词：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健康民族主义；病态民族主义
众多学者所预言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时至今日依旧遥遥无期。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闻迪)和《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两篇文章的发表曾引发中国青年学者对“蔚蓝色文明”的反思。1993年8月的“银河号”事件尤使中国青年愤慨，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也将中国民族主义由幕后推向前台。以此为标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潜流，产生着日益广泛的社会影响。2010年9月7日中日“钓鱼岛渔船撞击事件”，再次刺激了国人紧绷的神经，同时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推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
然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犹如一面多棱镜，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侧面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认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巨大而虚空的符号”有之，是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之，是民族粘合剂的助推器有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究其为何，又将怎样？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审视历史，正视现实，着眼未来。
一、历史审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追根寻因
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在当代再度泛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霸权国家的威胁与压迫、封锁与遏制激活了中华民族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实践的急剧变化又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了孳生的土壤，对国家、民族历史道路及现实选择的困惑与重新思考又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萌发开辟了新路。
(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激活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记忆
在数千年封建社会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老的文明而走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前列。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和大工业的发展，西方列强纷纷东侵，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面对濒临衰亡的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拼死奋斗，历经百余年的努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和人民彻底解放，重新确立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各民族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各族人民踏上新的征途，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在这条路上，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
“当代民族主义具有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意味，这倒不是人们有意模糊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而是与现代世界经济基础体系结构分化演变有关。”这就是说，世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泛起有深刻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的起步，使中华民族找到了复兴的正确道路。但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企图从来就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西方霸权国家的焦虑与不安。基于“霸权主义”的逻辑思维和错误判断，西方霸权国家一方面继续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使中国不断腐化、变质，达到将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采取经济封锁、军事禁运，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制造障碍，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国家的霸权态势和卑劣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激活了中华民族惨遭凌辱的历史记忆，沉寂的民族主义再度泛起。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了生存土壤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相应体制。开放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要开放，要对所有地区和所有国家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在这个时期，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各种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处在不断震荡与碰撞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想体系也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为各种社会思潮的萌发提供了适宜土壤。在新中国成立后消声的民族主义借势而起，在西方国家霸权思维对国人羞辱伤害的现实环境中，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困惑、迷惘与“十字路口”的思考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撕开了新的裂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路程，亲西方热、出国热迅速席卷全国，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用不设防的心态去迎接、拥抱西方，了解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认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先进科技、管理经验。但是亲西方的愿望和向西方学习的激情并没有改变一些西方国家对华的敌视态度，西方经验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面对残酷的现实，国人亲西方热的心态悄然生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甚至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治等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面貌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体。总的来看，彼此联系交往增多，相互了解增强，利益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各种问题增多且更趋复杂。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改革的进程中顷刻解决。对此，人们倍感失落、困惑，转而以自己的认识解说着今天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的思想和情绪逐渐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震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政治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思考着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未来。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观念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想，引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后来这种反思和批判演化为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与否定。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继而与西化思潮媾和，终于酿成了惊世的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将中国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重新思考。
二、现实分析：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性思考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勃兴的原因相当复杂，从根源而论，是历史因素与现实问题的结合，就成因而言，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决定讨论此问题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坚持实事求是，做具体分析。
民族主义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但究竟什么是民族主义？这仍是一个理论问题。有“民族主义之父”之称的卡尔顿•海斯说过：“对爱国主义、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属性和历史的完整且系统的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即是说，民族主义没有统一的相对固定的定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即便这样，梳理90年代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仍能从中有所收获。在我国，学者基本上在心理状态或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或思想运动等三个层面去认识民族主义。其实，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相当复杂，它既是一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又是在观念影响下表现为一种社会实践或思想运动。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凡是能掀起一时人心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运动，分析到最后，殆无不由民族主义的力量或明或暗地支持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上述三个层面的混合体，既是国家、民族及个人前途命运的思考，不乏为一种心理状态，同时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愧为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另外又表现为一种实践运动，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培育和提升民族精神之效果，又有被妖魔化，误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之境，遭致被人利用之风险。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这个多面体，不能作单一化的理解，而要进行理性思考、辩证分析，依据是否符合民族利益，可作健康民族主义与病态民族主义的区分和理解。
健康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重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正确体认和维护。健康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觉醒以及“对民族自重、自立、自强的认识和实践”，是对国家、民族共同利益的正当维护。健康民族主义站在世界民族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在重视本民族利益和强调本民族的发展时，无损于其他民族反而有助于其他民族的发展。当今世界，有近3000个民族，每个民族在演进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本民族成员基于共同利益形成的自我意识，会进一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民族精神。很难想象，没有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民族精神的民族是什么样子。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如果仅仅强调经济建设、物质享乐，民族成员就会沦为“唯利是图”的工具，民族感情将会变化得更加脆弱，民族意识也会逐步淡化。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下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就会消失殆尽，中华民族将会变成一盘散沙。此外，西方霸权国家看到中国近年来的巨大变化，逐渐将中国列为最具威胁的挑战者和直接的竞争对象，对中国实施遏制、打压战略；周边有的国家看到中国的日益强大，试图以各种方式阻挠中国的崛起，别有用心的国家还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扰乱其他国家的判断。应对这种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没有超强的民族凝聚力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健康民族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是培养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爱国情操和爱国热情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
病态的民族主义是与健康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民族主义，它是封闭的、激烈的、盲目的、情绪化的、忽视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宣泄。病态民族主义借助爱国主义名义，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对内主要表现为“内政愤懑”和否定自省精神，对外主要表现为武力攻防、文化超越和盲目自大。首先，病态民族主义在内政上否定成绩、夸大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是举世公认的，当然也存在矛盾和问题，而且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矛盾会更加尖锐，问题会更加具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就是要啃硬骨头，对这一点，我们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应保持清醒认识，绝不能回避。但病态民族主义对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只关注矛盾和问题，并不断放大。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民主法治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公平正义也是一句空话，国家宏观调控仅是“画饼充饥”的面上功夫，少数人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大多数人贫穷、落后，关系民生的教育、住房、医疗等三大工程的改革相当滞后，社会和谐遥遥无期。其次，病态民族主义在对外认识上挑战现行国际秩序，主张武力攻防。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绝大多数国家都渴望和平，希望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刚刚起步的中国尤其如此。但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存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是和平与发展的最大障碍。病态民族主义不能正确看待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对世界格局不加分析和辨别，无视国际秩序，敢于挑战权威，主张“解放军跟着国家核心利益走”，适当的时候还要实现所谓“除暴安良担当道义”的国际职责。无数事实表明，每当中国在改革中受阻，在对外交往中受困之时，病态民族主义就会蠢蠢欲动，恣意制造各种事端，挑拨民族感情，煽动民族情绪，意欲混淆视听。
三、未来之路：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期待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经过二十余年的演变发展，存在的问题仍不容讳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勃兴于冷战结束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歧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探讨远远落后于实践层面，因而指导实践有限。就理论层面而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缺乏系统、比较稚嫩；就实践层面来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实践运动不够理性。即便如此，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人们民族精神的培育提升、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及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却是不容质疑的。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合理引导其未来走向，是当前学术研讨的题中之义，“只有在内涵上彻底突破狭隘封闭的种族或文化局限，注入经传统转化而来的，更为开放的现代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政治内容，中国的民族主义才有希望成为现代工业化运动中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砥柱”。在理论上不断完善自我，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逐步走出病态民族主义的误区，让植根于当代中国特定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实现转向，逐渐走向温和、务实理性，形成适合中华民族特点、具有自身特色的健康民族主义。
首先，从民族主义表现的类型而言，应逐渐由被动、自卫型转向主动、自强型。自梁启超将西方民族主义概念引入中国后，其广泛讨论而引起社会各界共鸣，使其一度成为各政治派系高擎的旗帜，指引着人们为挽救中华民族而奋斗。尽管中国民族主义最初是借鉴西方，留有西方民族主义的某种劣痕，但与西方民族主义相比，仍有本质区别，它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的特定时代下产生的，是对西方列强的威逼和欺凌的自发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反应。萧功秦把这种“由于民族危机而激发的作为对西方挑战而产生的、旨在通过自立自强来有效地维护自身生存条件的民族自卫意识和运动称之为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
勃兴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尽管在诸多方面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有着显著的不同，但仍属于应激一自卫型民族主义范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泛起，不是中国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性自觉，更不是中华民族意识显著增强的主动反应，而是与西方某些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关系密切，与中国外交受挫密不可分，外力因素激发了中华民族遭受凌辱的历史记忆，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银河号”事件、“申奥”失利事件、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奥运圣火受阻事件、达赖游窜西方诸国事件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在中国外交受挫或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以后，人们做出的应激被动反应。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向主动、自强型转向，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倾注于民族主义的理论探讨，着眼于中华民族内部力量的整合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关注本民族的生存与自我发展。民族主义理论的研讨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制着民族主义实践运动。2008年奥运会举办的巨大成功和“汶川”救援中的团结协作、2009年“建国60年庆典”的顺利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辉煌成就，既极大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意识，也是对西方国家仇视中国的主动回应。
其次，从民族主义性质上看，应实现由情绪化、非理性向温和、务实、理性过渡。回首中国近现代史不难发现，每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主义就会义无反顾地高擎拯救中华民族的旗帜，鼓动民众的民族情绪，激发民众的民族热情，极大地凝聚民族共识和民族力量，进而演化为抵御西方列强、拯救中华民族的实践运动。但情绪化、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也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反省。首先，民族主义与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理解和判断有关，因此客观公正的社会信息对国民必不可少。其次，众的爱国热忱和激情需要宣泄，不能压制，但宣泄需要有合理的渠道，更离不开科学引导。从当前社会实践来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是想与不想、要与不要的问题，温和、务实且理性的民族主义正是培育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所必要的，当然社会也应该积极倡导。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各国交往联系日益密切，更多的人们开始有“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与的意识”。理性审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既使在国际上遭受挫折，受到侮辱，所表现出来的体现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社会实践运动也在政府的可控范围之内，是比较温和的和理性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反对崇洋媚外但又不盲目排外，它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思想、管理科技但不盲从西方、追求西化。即便因美国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曾出现强烈的反美浪潮，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等引发反日运动，因法国总统接见达赖、奥运圣火受阻而引发的民众冲击家乐福超市等，表现的也都是在民族尊严受挫后的一种适度而合理的反应。
再次，从发展内涵分析，民族主义应以博大胸襟取其他政治思潮之长。中国民族主义源起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渴望民族复兴，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思潮。任何进步政治思潮，都有值得借鉴的闪光点，“人类所有信仰的所有积极价值，到最后一定可以相容甚或是彼此互相蕴涵在对方之中”。
今天，历史的车轮早已驶入21世纪，在各种政治思潮重压下的民族主义也很难保持其原初内涵，需要根据中华民族实际做出适时选择，在强调集体利益之时，维护个人正当权益；在强调国家、民族复兴之时，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在谋求民族自决、自主之时，力主民族间的沟通、合作。在距离不是问题、“地球村”初现的时代，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只有融合其他政治思潮之长，才能焕发生机与活力。
来源: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