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生活中的“说理”是一种运用语言的理性交流形式，说理的目的是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说服别人。说服是针对具体对象的，也是为了取得具体效果的。在英语中，说服（persuasion）一词的拉丁词源原义是“敦促”和“甜”，也就是好言相劝，与希腊语中这个词的“令人欢愉”和“甜”是相同的。

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有一则《太阳与风的寓言》。太阳与风相互夸口说自己是最强的，他们于是进行一场比赛。风看到一个穿着外衣的行客，就说，“谁能使这个人脱掉外套就算赢了。”风刮了又刮，但刮得越凶，那个行人就把外套裹得越紧。然后太阳出来了，照在行人的身上，他很感谢太阳的温暖，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手臂上。

这个故事可以用作“说服强于强制”的寓言。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论辩术”发明人的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对说服有相似的说法，他说，说服是一只摊开的手掌，而不是一个攥紧的拳头。说服是欢迎别人加入对话，既不是企图限制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更不是威胁他们不准有自己的看法。

说理是与人的和平需要结合在一起的，说理是通过说明和协商，而不是暴力与战争来解决人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并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讲理”的文明秩序。所有的战争和混乱都是在没有协商，无理可讲的时侯发生的。说理需要运用的是语言，讲理和协商都离不开语言，由于语言使得人类能够用摊开的手掌，而不是攥紧的拳头来相互交往，人类才得以进入文明社会。

然而，并非有语言的地方就自动会有说理，有语言的地方必须有自由才能有说理。说理是一种在人类的自由思想传统中产生的公共话语形式。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的说理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候的说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的，自我封闭的，得不到运用，也毫无生机的美德”。他问道：“如果没有自由而公开的论辩”，又哪里会有真实呢？“在所有的自由中，我最需要的是知情、说话、凭自己的良知说话的那种自由。”

长期以来，说理在中国被当作一种攥紧拳头，而不是摊开手掌的话语行为。这样的“说理”便成为“占领话语阵地”、“口诛笔伐”、“论战”和向对方报以“投枪”和“匕首”。这样的“说理”观念另无数人深受其害而浑然不知。

说理需要平等、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这并不只是出于说理者主观意愿的“宽宏”、“宽厚”或“宽容”，而是由“说理”本身的话语特性决定的。说理不是科学论证，它所讨论的是不确定的事情，不是确定的事情，“确定”，顾名思义，是不需要讨论的，即使在科学中，也不是什么都能确定的。

说理是向所有公众，而不只是对少数专门人士开放，说理说的是社会群体中许多人，而不只是专业小圈子里的专家们，所能听得懂的道理。说理提出的“看法”无论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都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而不是绝对确定性的结论，因此，说理总是可以再说理的，说理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说理不只是指思考和明理，而且还指用理由来证明合理。因此，说服必须包括用理由——说得通，别人能接受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说理所运用的 “辩论”，这个词的拉丁词源原义是“银”。把意思说清楚就像一块纯银，银器越打磨越光亮，可以投射出光亮、清晰的映像，或者像人们平时所说的“真理越辩越明”。可惜现在的许多“辩论”不仅是粗糙的，而且是不允许打磨的，有的映照出扭曲的映像，有的根本就是混暗不明，有的语言甚至根本就是为了制造这样的效果。奥维尔说，扭曲真实的语言“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它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事实的细节。这样的语言是说理的天敌。

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一般来说，真实和公正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