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机会分配极不平等的社会里，父母应努力为孩子寻找接受个性化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盲目追求考试成绩最高。

不论可能造成怎样严重的长远后果，美籍华人“虎妈”的教育，据说成功了。随后，与国内其他喜赶时髦的杂志一样，《家庭》杂志又发表了一个“狼爸”教育案例，在父亲的棍棒之下，四子女当中的三人考入北京大学，另一人正在“走向”中央音乐学院。

教育方法是否正确，实质在于“权威”指示的努力方向是否正确。在孩子眼中，父母或多或少总是有权威的。不过，父母或多或少意识到，让孩子遵从自己的权威并非在一切领域都对孩子有益。例如“教育”领域。因为，教育是否成功或是否正确，从来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标准。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父母若非专家，怎可预知百年之后自己的教育成果是否成功或正确？以棍棒为依据的权威，怎可论证考取北京大学就是教育的成功或正确？人格的扭曲，知识结构的偏差，因在权威指示的单一方向上的盲目努力而错过各种其他技能与核心价值的学习窗口而导致的心智缺陷，所有这些可能的后果，难道棍棒权威可以有正确的判断？教育真如此简单，为何我们举目望去，世界各国均自承教育失败而不敢自称教育成功？

我提醒读者注意这一事实：各国教育的通例，是失败而非成功。为什么？首先，教育者和受教者之间有极大的信息不对称性，而且由此引发的决策错误，恐怕只有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和由此引发决策错误的严重后果，可相提并论。其次，不同于医疗，教育是否成功，需要等待几十年至上百年才见分晓。在这样的长期预测中，教育者很难判断受教者未来生活方式的重大变迁及相应地不得不有重大改变的教育。第三，也可能是最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教育者很难预知受教者将来的人生经历，而正是受教者人生经历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应是个性化的。孔子遵循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至今仍是教育者应当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

已有的许多心理学测验和最新发表的几份脑科学研究报告，共同论证了下面这一事实：智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决定的。例如，统计而言，孩子们智商测验分数的差异，大约60%可由他们父母及祖父母的智商测验分数得到解释。基于同卵双胞胎样本和收养儿童样本的统计分析结论与此相同，在最新出版的《社会经济学手册》第一章里有更多的介绍。

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假设孩子们由遗传因素而分为两类——更适合学习与考试的和不适合学习与考试的，并且假设父母不借助正规教育便不能断定自己的孩子属于哪一类。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家斯宾塞年轻时写过一篇论文，将正规教育视为一种“筛选”过程，而不是学习知识或学习如何学习知识的过程。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较低成本获得文凭，故而当行为达到均衡时，那些学习能力不强的学生要么根本不进入获取文凭的过程，要么获取较差大学的文凭。这样，劳动力市场可根据“文凭”信号配置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实现帕累托效率。

若孩子由遗传决定了不是学习和考试的材料，那么，他即使能够承受棍棒的磨难考取名校，仍难以在名校学生的激烈竞争中名列前茅，此时，他会非常难以承受自己的失败，可能抑郁或自杀了结一生。

若由遗传决定，孩子原本就是学习和考试的上等材料，那么，对父母而言，有远比“棍棒”更有效的激发孩子努力的方法，即“奖励”。因为，单纯依靠棍棒，对智力很高的孩子而言，极易激发逆反情绪，于是极大降低教育成功的概率。智力很高的孩子为获得同等奖励付出的努力，必定低于其他由遗传决定而学习和考试能力更差的孩子。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更加重要的是，父母应努力为这样的孩子寻找接受个性化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盲目追求考试成绩最高。

比较复杂的情形是，在发展机会的分配极不平等的社会里，属于弱势群体的家庭，仍以很高概率获得智力程度较高的孩子。此时，若父母依照强势群体的方法教育孩子，由于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极大限制，这些父母很可能，如马克思早已预言的那样，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新一代的弱势群体成员。故而，我们应帮助弱势群体的家庭寻求突破，尤其是突破官僚化的应试教育体制。

所谓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按照韦伯论证过的官僚的“努力最小化”行为模式，意味着教育管理者们不愿意付出“得不偿失”的努力去帮助那些来自弱势群体的孩子获得更多和更好的教育资源。这是中国社会的事实，与教育有关的各类资源正迅速地被固定为各种易于管理的指标。与官僚化的指标体系完全一致，孩子们的简历迅速变得复杂和冗长，充满各种昂贵补习班的考试成绩。

如果不能尽快破除官僚化的教育体制，我们的教育将成为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