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两种秩序，一是权力与秩序，权力是秩序的核心，秩序是权力的体现，二是规则与秩序，规则是秩序的核心，秩序是规则的运行。前者已渐渐成为历史，目前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规则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有效的运行机制，即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事实上这也就是人们思考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两者应该保持何种关系，才能形成最完美的秩序，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体育竞技与其游戏规则。
体育竞技与其游戏规则无疑体现了一种完美的秩序，一方面我们可以尽情享受赛场上运动员精彩的搏杀，另一方面我们又能体会到比赛的公正和无情。那么这种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体育竞技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规则面前机会均等。其次，裁判的作用，没有裁判显然比赛会变成一场混战和恶斗，变成毫无秩序可言。其三，观众的作用，观众既是观看者，同时又是裁判，一方面他们观看比赛，另一面他们又监督着比赛场上的运动员和裁判，所以运动员，裁判和观众三者的关系是相互监督的关系，裁判根据比赛规则判定最终的输赢，运动员可以提出异议，对运动员或者裁判的不合规则行为和举动，观众则会起哄和愤怒，正是运动员，裁判和观众的相互监督关系保证了比赛的秩序和最大限度的公正性，同时运动员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去努力，才能获得比赛的成功以及成功后的快感和荣耀。但是尽管如此，在如此阳光下的体育竞技依然时常发生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和裁判黑幕交易事件，所以可以想象维持公正的秩序是何等的困难。
那么体育竞技与秩序对社会秩序的建立有什么借鉴之处呢？在规则基础上我们何以建立和维护有效又公平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市场与政府的分工应该如何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所谓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系，它主要涉及两大问题，一是谁为最道德，政府还是市场？二是谁为最有效，政府还是市场？论证和奠定市场的道德性和有效性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但也是亚当的谬论之处，100多年来经济学理论的争论和所谓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以此为核心。那么为何市场是最道德和最有效的呢？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市场的道德性和有效性源于人类的天性利己主义，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关系，交换的平台是市场，而交换的基础是人自身的私欲和需求，需求越大，交换的冲动就越大，而为了通过交换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必须同时付出同等价值的东西，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交换与平等的交换，使个人的私欲与利他和公益不可分割的连在一起，正是因为如此，个人的努力将为整个社会和其他个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将导致一个国家快速发展，人们将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境况，同时也改善他人的境况，利他源于利己，道德源于欲望，而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是自然自由体系，政府只有三个合法的职能，建立和维护司法公正，国防以及建立和维护某些公共工程和机构。
那么市场为何又是最有效的呢？这也源于人类的利己主义天性，自私作用机制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因为生产的目的是利润和利己主义，只有傻瓜会违背这一规律。所以无论需求是什么，无论需求怎样转移和变化，生产都会自动进行调整以适合消费者的需求模式，同时，资源将被以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式使用。所谓供需不平衡是暂时的，反过来它会作为信号导致供需关系的再次平衡。
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个伦理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从人类的天性利己主义推断出市场的道德性和有效性，利己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人类的行为，自私自利的自由导致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资源的最有效利用。无疑亚当的理论朴素简单，并且散发玫瑰的花香，它奠定了经济学的框架，但是也引发了无数的争议，因为实际生活并不是这么朴素和简单。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历史告诉我们市场充满尔虞我诈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因为以利己主义驱动的交换并不是总是平等的和互利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更多的是不平等和不等值的，社会竞争更多的是不完全竞争，所以利己主义不可能转化为利他主义，同时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功利主义道德是冷冰冰和毫无人情味的，因为人们遵循道德，只是为了得到别人口袋里的钱。其次，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生产规模的大工业化趋势，市场经济并不是最有效的和可以自我调节的体系，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架机器经常发生故障，发生市场失灵，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进一步在美国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混合经济体制或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它介于市场与政府之间。那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否能够解决市场的道德性和有效性问题呢？事实证明政府也存在道德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因为首先政府不是天使，其次政府也会失灵，而且政府失灵对社会的危害不亚于市场失灵对社会的危害。对政府的道德性与有效性的批判主要来自上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市场自由主义，他们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权力集中，权力集中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政府不是天使，即便那些掌控权力的人最初抱着善意，权力仍然会以另一种样貌诱惑和塑造人，由此人类将通往奴役之路。其次对于市场的有效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自行解决，而无须政府干预，政府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政府就像一个小孩只会把玩具拆开，但是不知道如何安装。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最终会破坏市场的自然功能，导致市场和社会对政府的依赖，经济发展由此将趋于缺乏活力和生命力。
对于政府与市场谁为道德和有效的争论至今远未终结，但是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如何混合政府与市场的问题？因为人们发现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存在道德和有效的两面性，关键是如何以政府的道德性和有效性修正市场的非道德性和无效性，即贪婪，不平等和经济危机，同时以市场的道德性和有效性限制政府的非道德性和无效性，即腐败，专权和浪费，从而达到一种相对道德和相对有效的均衡社会状态，即一方面能够保持社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够确保社会的平等和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