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近日在英国考察时表示，拟与基金管理公司合作，或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作为股权投资者参与英国基础设施行业的投资。并且还将从英国开始，将投资扩大至其他发达国家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建设。

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国家资本输出中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这是以国家外汇储备安全为目的的资产置换举措。中国目前外汇储备已超过3.2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高评级的主权债务尤其是美国国债。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越演越烈，美日两国财政也日益缺乏可持续性。美国两党在债务上限和减赤问题上的纷争也日益令市场丧失信心。事实上美元相对16种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而言，近十年来已经贬值75%以上。因此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存量如何将传统意义上安全的、而未来日益不安全的发达国家国债置换为可以保值增值的安全性资产成为国家外汇资产管理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投资并持有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股权，可以获得稳定的长期收益，规避西方国家财政不可持续的国家信用风险。

其次，西方国家政客对在国际投资领域日益活跃的中国投资者采取歧视政策，常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国资背景甚至民营背景的企业并购或投资项目，因此中国投资公司与国际基金管理公司合作，以公私合作伙伴形式参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为国家资本的输出形式探寻一条有效的路径，既可避免西方出于中国威胁论的排斥，又可实现国家资产保值增值目的。

第三，西方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年久失修，需要大规模投资。但是西方发达国家财政受经济低迷和高福利制度所困，目前更因主权债务问题而面临紧缩，因此中国国家资本输出并投资于西方基础设施行业正是满足对方之急需，对增加就业、促进西方经济复苏有重要意义。另外英国国家规模相对较小，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效果会比大国更为明显。

第四，以国家资本对西方基础设施投资为先导，可带动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可带动国内相关的劳务输出和产品出口。这在西方国家政府收缩福利开支，居民收缩消费的背景，可以培育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投资需求，缓解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造成中国出口下滑的压力。

最后，以英国作为国家资本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突破口也有重要意义。英国是全球最为开放的国家，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信誉的悠久历史，投资环境十分安全。另外英国对大国兴衰有切身体会和深刻理解，更为认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并有能力帮助中国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中英两国之间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会有更为宽广的空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功合作将为两国的金融合作打下扎实基础。

以上笔者点评了中国投资公司投资西方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意义。但是就中国资本输出的总体战略而言，上述举措仍然是不够的，相对保守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已从资本输入走向资本输出的新阶段。但是中国资本输出存在一些重大的结构性障碍，需要通过体制变革予以突破，单兵突进无法取得整体的或战略层面的成功。

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日本是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鼻主，量化宽松几乎已是基本国策；美国继日本之后，在反危机过程中采取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大；欧洲央行由于德国的反对，在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方面羞羞哒哒，下不了决心，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除了欧洲央行印刷更多欧元用于购买南欧国家国债之外已是另无他途。因此未来3-5年或5-10年西方世界货币政策持续的量化宽松、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格局已大致形成。结果就是全球非再生资源、稀缺资源的价格膨胀和资产泡沫趋势的不断演进。因此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战略问题不是如何为她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寻找海外出口市场，而是应该为她的制造业产能寻求与原材料产地相契合的生产基地，以节约本国稀缺资源的使用，并减轻本土经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因此中国经济转型不仅需要从外部出口需求拉动转向内部消费需求拉动，而且需要从制造业产品出口导向转向制造业生产能力输出，并带动劳务输出。因此中国资本输出战略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笔者在此只能给出十分粗略的政策建议。

一是需要实现国际收支相对平衡，避免外汇储备的继续增加。建议采取以下行动：（1）放弃通过中央银行购汇的方式维持汇率低估和稳定以保证出口企业有利可图，并将汇率风险从企业转移到国家的传统政策。通过不规则的方式调高人民币中心汇率至相对合理水平，消除单边升值预期和外汇储备单边增长的势头。这将有利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和资本输出，并通过资本输出路径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2）对资源出口行业和资源密集型出口产业取消出口补贴，征收环境污染税收，消除资源开采价格的扭曲因素，以避免稀缺资源的透支性开采和扭曲性出口。

二是积极采取多种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输出。除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外银团贷款和政府援助外，还需要重点促进民间创设私募股权国际投资基金，实施国家外汇储备化整为零、化官方为民间的资本输出战略。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将越来越不稳定，因此通过QDII以金融市场作为投资领域不足以规避日益增长的美元风险和西方主权债务风险。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吸引资历和品行兼优的海内外华人金融投资精英成立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创设私募股权国际投资基金；借助民间投资智慧及其人脉关系实施国家的资本输出战略，并引导民间企业对外投资。给更多为外国金融机构所用的华人金融高级人才提供施展其才能的新型平台，为增进我国国民福利做出积极贡献。具体鼓励政策可以包括以下领域：一是借鉴国际惯例，实施免税或税收减免政策；二是提供换汇便利和便捷渠道；三是鼓励国有企业或资金盈余单位认购此类基金以促进其发展；四是允许商业银行根据投资项目的收益和安全状况提供30%-60%不等的杠杆收购融资。

再次，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第二输外汇储备注资形式对中资金融机构增资扩股，也可以让大型金融机构定向发行美元次级债券由中投公司和中央国资企业持有，加快海外分支机构网络的建设，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必需的金融服务，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海外业务网络基础。

最后，需要确立中国的全球金融战略，通过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促进人民币定价的离岸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发展。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2011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