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试图隐瞒自己的见解：中国社会，在将近十年的官僚政治与经济管制之后，已经没有像样的企业家了。下面的报道，让我想到要发表这一迟早要发表的见解。 2001年我初到杭州讲课，那时，有机会去访问义乌的企业家，印象深刻，不过仍写了三篇随笔，试图提醒义乌人未来的危机。毕竟，义乌是在危机里了。但令人担忧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企业家精神的消失，在中国社会的官僚化过程中几乎完全消失了。移民只不过是这“消失”的形式之一，远比移民这一消失形式更令人担忧的，甚至不是有悠久历史的“官商勾结”，而是突然出现在温州这篇报道里的民营企业（或它们的代言人）对官僚政治的依赖性或可称为“父母官预期”。
读者在这篇报道的结尾部分，可察觉我说的这种依赖性。并且，温州政府已经充当“父母官”，开始落实他们的“救市工程”了。这样的情绪，在我访问义乌的那一阶段，是没有的。那时，大约2003年以前，义乌的企业家嫁女儿都不愿嫁给公务员（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没出息的职业”）。可见，伴随着“宏观调控”迅速扩张的官僚政治已经多么严重地侵蚀了浙江市场经济原本健康的肌体！最近，朋友之间流传的是关于官员们相互见面问候的新短句：“你的钱，几个点？”我询问了几位朋友，不假，官员放贷的收益，折合年息60%，或者更高。目前，很流行呢。发国难财，不过如此！ 昨晚，我在杭州“支付宝”总部的“枫林晚”书店首讲报告五个命题的第二命题是：随着工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危机或崩溃，越来越符合阿玛蒂亚-森在诺贝尔演讲时报告的他关于饥荒研究的感受：现代社会的危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回答问题时，我告诉提问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妨改称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更科学一些，而且更可以提醒我们即将到来的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它的双重性在于，与一切中国当代现象类似，首先，它有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本性，其次，它还是中国本土的百年转型期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值此危机时刻，怎可消失了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温州或浙江或全国的民营企业纷纷转向官僚政府请求财务或其它类型的救助，这就意味着“通向奴役之路”在中国社会的重演。况且，即将到来的危机，恰与政府的“掠夺之手”密切相关，也远非政府目前的财力能够救助。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当你向你的死敌请求救助时，你的意思是，想必你知道你的死敌也知道，你将不再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