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极限，这是30年前的时髦话题，故而今天旧话重提，算是“再谈”。

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按照经济活动的某种指标测度的“经济增长”，肯定是有极限的。因为所谓“经济增长”，无非是对已有的物质形态加以转换，使其更适于人的目的。宇宙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所提供的物质总量，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最大限度。

其实，人类在地球上的经济活动，从未接近过上述的那一极限。因为在物质形态的转换方面，那些形态最容易被转换的物质，例如阳光和水、根块和果实、肉类和土壤、木柴、煤和石油，首先得到了转换。同时，知识的积累让人类意识到，还存在一些形态更不容易被转换的物质及其转换技术——例如把任何物质转换为按照相对论计算出来的巨大能量的技术。逐渐地，或许，人类正在接近地球能够承载的增长的极限。

可是在我们能达到这一遥远的极限之前，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制度史，以及伴随这一历史的我们的思想传统，已在冥冥之中为经济发展设定了一个远比上述物理极限小得多的增长的社会极限。许多物种，包括可能在我们之前生活过的许多人类社会，都因为遇到了这一极限，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

让我们想像从前有过这样一个中国社会，那里只有一种人，就是“农民”，他们却可以有三种职业：（1）只为自己家庭而耕作的农民，（2）为市场而耕作的农民，（3）为把农民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而工作的农民。

如果“市场”完全不发育，那么大多数农民从事的，不难想像，就都是上列第（1）种职业。如果市场非常发达，那么，也不难想像，如美国目前的农业，大多数农民就都从事上列第（2）种职业。只有当市场正在发育的时候，农民们在上列三种可能职业之间流动。显然，当农民们在这三种职业之间的流动达到均衡时，这均衡就决定了粮食产量和耗费，从而决定了这一社会的福利状况。

那些以贩卖粮食为职业的农民，我们称之为“商人”——他们负责维持粮食市场，并收取相应的“市场费用”。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市场的规模经济效益，即便支付了商人收取的市场费用之后，为市场而耕作，与为自己家庭而耕作，仍能获得更高的回报。所以，农民纷纷从职业（1）转向职业（2），其中还有一些转向职业（3）。同时，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农业经营的规模开始扩展，由于职业（2）通常要求比职业（1）更大的经营规模，从而有更低的单位产出成本。

另外，那些从事职业（3）的农民——现在是商人，他们之间的竞争程度可以由于从业人数的增加而变得更加激烈。这一竞争可能迫使商人们降低收费标准，也可能诱导商人们建立维护既得利益的市场垄断，从而倾向于提高收费标准。当市场扩张的时候，规模收益可能足够支付增加了的市场费用并为从事职业（2）的农民带来更高的回报。因此，这一职业将从职业（1）吸引来更多的农民。

在垄断市场的各种可行方案中，有一种方案，是由全体商人出资养活一个专门维护市场秩序的“政府”，这样可以获得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向农民们提供更便宜的市场。政府之所以是“垄断”的，就因为养活一个以上政府，让他们分别提供许多小规模的公共服务，是十分不合算的。可是，允许单独一个政府提供维持市场秩序的服务，就等于为政府官员们提供了“寻租”的激励。

施莱弗和维什尼合著的《掠夺之手》——副标题是“政府病及其治疗”，第四章讲述的故事，大致与我在上面讲述的故事相同，只是把第（3）种职业定义为“寻租”，而不是提供市场服务。

这两位多年研究“腐败经济学”的作者指出，在相当宽泛的假设下，通常存在着两个稳定均衡，其一是许多人退出自足的农业生产并且涌入寻租职业，使社会陷入“低增长率”均衡。其二是寻租者逐渐减少并消失，使社会进入“高增长率地”均衡。律师，作为一种“寻租”的职业，作者们认为，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高，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的损害越大。

这本文选的各章，按照我对他们的重要性的判断的顺序排列，是第四、三、二、一、八、九，其余的几章可以算作“附录”。第二章的内容属于长期经济史研究，由于提供了关于欧洲城邦经济发展的大量历史资料，甚至比第四章更吸引我阅读。它的结论，最鲜明地被那张散点图描述出来了：在工业革命之前的800年内，专制政府与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但如作者们在第一章里宣称的，他们并非如芝加哥学派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那样相信“市场”和不相信“政府”。他们只打算怀疑市场并怀疑政府。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看不见的手”未必总能实现人类的最长远幸福；政府的“扶持的手”其实带给我们更多灾难；所以，还是对二者持深刻的怀疑态度，更体现当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共识。

（《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 施莱弗、维什尼编著，赵红军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