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大约永远不会再有过去三十年的那种高速增长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公开争论、新民主主义论的公开提出等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在这一年，一个对局外人来说不那么显眼、但对中国长期演进颇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趋势更为明晰和强劲，那就是儒家快速进入思想和政治之舞台中心。
儒家之复兴并非新现象。八十年代初，全权体制的控制一放松，传统就在复兴，其中当然包括儒家。放长视野，三十年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从本质上就是传统之复兴过程。
不过，这种复兴多集中于社会礼俗层面。到九十年代中期，蒋庆先生倡“政治儒学”，开思想界回归儒家之风气。所以，我敢大胆断言，蒋庆足以进入现代中国五大思想家行列，他也恐怕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思想家。
由此以来，儒家之复归就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趋势。在2005年召开的第一届儒教会议上，蒋庆等儒者公开提出构建“儒教”之理念，让世人得知中国大陆儒家进入秩序重建过程的强烈愿望。由此，敏锐的大陆儒家学者走上了与港台儒学、海外儒学完全不同的进路，也即进入了政治哲学领域。
儒学圈子之外的思想人物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背景。过去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界隐然有一个“施特劳斯派”，施氏核心教诲是重返古典。很多人因此而跟随施氏亦步亦趋地研读柏拉图，学院中有一群人言必称希腊、罗马，并以掌握了统治的隐秘术而自豪。但实际上，施氏的教诲是超越“历史”，抛弃意识形态，回向“自然”。中国政治秩序之“自然”，不可能在柏拉图那里，而只能在儒家中。
因此，头脑灵活的施派学者走向了儒家。首先是率先引入施特劳斯的甘阳提出“通三统”论，主张在当下语境中，中国的合理秩序应当沟通孔子、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传统。借助毛、邓之政治正当性引入孔子，或者反过来，借孔子论证毛、邓之历史文化正当性。最近，甘阳又撰文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理念。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丁耘为首的一批上海年轻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即“儒家化”的命题。2011年初，这些学者与一批儒家学者、几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共同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召开了“儒家与社会主义”研讨会。会间休息，有游客探头看到横幅“儒学与社会主义”，惊讶地说：“这两个东西也可以弄到一起？”
这个会议结束不久，在广东从化，另外一批学者召开了“儒家与现代社会治理”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所提出的“儒家宪政主义”理念，引起了较大关注以及争论。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思想界开始对儒家进行不同的诠释。援用高超群先生今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中的分析范式，甘阳、丁耘具有比较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这种立场支配着他们对儒家的解释和援用，他们试图在儒家与当下政体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以为现有统治秩序提供正当性。
从化会议的参加者，不论是专业的儒学研究者，还是政治哲学思考者，大多数具有自由主义或宪政主义立场。因此，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儒家与宪政、民主、人权之间的双向诠释。
这种立场分歧恰恰说明，回归儒家已经是大势所趋，因为，不同思想流派都在回归儒家。而与此前不同，这一次，儒家的复兴已不是个学术问题、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思想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学者们所讨论的实为政治之最深层次的问题：正当性（legitimacy）。上述两种不同取向的学者均面向同一个问题：现代中国政治秩序之正当性。
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中共在过去三十年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最近中共似乎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2011年10月中旬，中共召开其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中充满官样文章，但有一句话却十分重要：“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第一句话。
当然，恰恰是这句话已引起了不少争议，甚至是嘲讽。但这些争议、嘲讽其实都不得要领。中共党的会议公报不是历史书，而是政治宣言，因此，这句话当然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而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且指向未来的政治修辞。
从客观历史的角度看，这句话难以成立。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主流精英群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反传统、反儒家，自由主义者如此，民族主义者如此，中共则最为激进。中共建政，中国社会陷入深刻的紧张、对立、冲突之中：政治与文化之对立，知识与生活之对立，政统与道统之对立。
当然，如前所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这种对立就有所缓和。中共对传统、对儒家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首先，邓小平以其务实精神放弃了另行建立道统的雄心。这样，社会开始自然地回归，从而有了传统礼俗之部分复归。随后，中共自身也局部地接收传统、儒家。九十年代初，执政党正面倡导“国学”。随后，儒家的词汇、理念融入官方话语体系，比如“和谐社会”。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则等于正式宣告，中共希望化解文化与政治的冲突，放弃其曾经长期奉行的反传统的意识形态，而全面地回归中华文明，接续中华道统。
中共这一转向，对于中国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尚待进一步观察。
国家主义者对中共这一转向当然十分欣喜，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而曾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则因此陷入进退维谷之困境。
过去十年，自由主义在持续地分化，笔者在《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一文中对此有所分析。有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比如笔者，同样进入儒家思想殿堂，重新发现和诠释儒家，而提出“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方案。一些从事政治哲学研究、而具有宪政主义立场的学者，也具有这种倾向。
但是，主流自由主义者却仍然坚持胡适以降的自由主义反传统、反儒家的立场。比如，今年，易中天、袁伟时、张耀杰等三位自由主义学者分别撰文，从历史、从政治理论等角度，对笔者的儒家宪政主义理念提出严厉批评。
笔者对此一一作出回应，而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在我看来，如果抛弃偏见，并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哲学训练，那就会发现，儒家义理与宪政民主间并不对立，相反，有诸多兼容、相通之处。笔者正在撰写的《华夏治理秩序史》（年底将出版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制）和《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去年底已出版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就试图从历史、从儒家义理角度，对此进行系统讨论。
姑且不谈这一点，当下中国思想、政治、文化之“势”，也要求自由主义者必须一改此前对儒家的简单粗暴态度，以认真的、理性的态度对待儒家。事态已经非常明朗，儒家正在快速回归，并已成为最为敏锐的思想人物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或许可以预料，从现在开始，并且必然越来越明显，中国真正的思想论战将从西方牌号的不同意识形态之争，逐渐变为儒家内部不同学派之争。思想者分别接受不同的外部思想资源，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因而，侧重发掘儒家思想之不同面相，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体系。现在实际上已经局部出现这样的局面。
换言之，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思想界充当西方常识传播者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思想之主体性正在重建，必然地，儒家将成为未来中国思想之基本话语。你要讨论中国问题，构想中国的优良治理，就必须从儒家出发。你可以深化儒家、丰富儒家，甚至扭曲儒家，但你再也无法假装儒家不存在，或者完全拒斥儒家，而仅用西方话语言说中国之问题。
在这样的思想竞争场域中，自由主义若不想进一步边缘化，就必须面对自由、宪政、民主与儒家价值的双向诠释这一重大理论课题。完全拒斥儒家的态度固然是荒唐的；把儒家仅限于个人私德之养成，把政治交给西方理论和制度，同样是不理性的。因为，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治理秩序之全面重建，不可能分清私德、公德，而中国未来的政治架构一定不可能照抄西方现成方案。因为，即便在西方，其制度也各不相同，西方对中国从来不是现成的。
更何况，中国的规模，远远超出西方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制度设计之复杂性是西方任何理论家也没有面对过的。而儒家一直在处理这样的巨大规模政治共同体之治理问题。仅这一点，就让儒家之思考、传统中国之治理智慧，对于今天构想、建设旨在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自由主义如果不想继续被人视为浅薄，就必须中国化，也就必须与儒家和解、对话、融合，中体西学，资相循诱，接续中华道统。来源: 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