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学者对社会上越来越明显的民粹主义氛围感到忧虑，比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就对民粹主义就有过一些批判。但我注意到，在民主转型期间，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民粹主义的浪潮。有一本书是专门讨论民粹主义的危害的，叫《民粹亡台论》，作者是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黄光国，他曾与我有过这方面的交流。他说道，民粹主义在台湾表现得非常极致，几乎要将整个台湾毁掉了，而且他觉得最可恶的是，民粹主义经常打着民主的旗号出现。因为我们现在还很难说清楚区分民粹和民主的清晰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

黄光国的忧虑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些夸大。一方面，台湾的民粹主义倾向确实很严重，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内容以骂政府、调戏政府为主的节目在民间大受欢迎，民间社会的政治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但在另一方面，以我到台湾的亲身感受来看，台湾并没有因为民粹主义的兴起而灭亡。或许是因为民粹运动使得民间的怨气、愤怒得到了发泄和表达，整体社会反而不如大陆这么暴虐，而是充满了温良恭俭让的风气。

台湾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民粹主义的发泄，自蒋经国开始，绿营运动的发酵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这个过程中，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已经在台湾的政治架构找到了一种平衡。我反而对大陆的民粹主义抱有更大的忧虑，因为大陆的权威主义氛围使得民间情绪大量积压，积压的时间越久，爆发出的能量就越大，民粹运动也就会越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民粹主义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知识分子，无论以什么样的包装形式出现，都是具有天然的精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代表了知识，而且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某方面的专家，本能地会对民粹主义有所排斥，这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有时候民粹主义应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来理解，对民粹主义应该有超越了好和坏的判断。

在我看来，可以打个比方，民粹主义就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的“青春期的躁动”。怎么讲呢？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个孩子在小时候什么都听父母的，完全生活在一个权威主义的环境和氛围下，突然在十几岁的某一天长了一脸的青春痘，青春期来了。这时候他已经学习了一些知识，突然有了某种感觉，认为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懂了，不需要再听父母的话了，一切都可以自己做主了。我们把他处的这个时期叫做“叛逆期”，任何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无法避免这种状态。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也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本事非常大。有人问我当了国家主席会怎么办，我能滔滔不绝的地上半天，好像自己真的可以治国平天下。等到在社会上碰一些壁，吃了点苦，变得成熟一点之后，你再问我说郭宇宽给你个县长当一当怎么样，我都觉得自己当不了。今天你看网上的民粹主义情绪，每个人就好像有青春期的自信一样，各个都比国家主席牛逼，那这种躁动的状态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的。

在这个理解层面上，一个民族要迈入成熟社会就必须经历青春期。一个由权威主宰的社会，也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社会，如果权威们足够开明睿智的话——比如新加坡，它的经济社会发展得也很不错——但这样的社会永远是处于幼年期的社会。一个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社会，不可能真正成熟起来。

因此，如何对待这种青春期的躁动，就显得极为重要。民众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伴随着不理性的成分。大家会觉得原来什么都要被你管，现在我什么都不要你管。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合理的控制，民粹的力量就可能会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台湾就有这方面的教训。像陈水扁这种现在看来道德品质并不好的人，也能利用民粹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若是在大陆，可能比陈水扁坏一百倍的人也能得势。

在我看来，要合理地应对民粹主义，应当向大禹学习。大禹治水，采用的是疏导而不是堵截的办法，才避免了其父鲧治水的悲剧。积极的引导可以让民众自己掌握独立面对社会的能力，民主的潜力才能被发掘出来。相反，若是一味的压制、批判，可能就会造成悲剧。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家庭悲剧那样，许多父母在面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时，非要让孩子听自己的，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而孩子就是不听，以致最后离家出走。这种做法，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难以愈合的伤害。

中国的知识界对此应当吸取教训。一方面，要防备放手鼓励民粹主义的行为，这极可能被野心家利用。人民万岁、人民绝对正义是不可取的。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突然说今晚我不回家了，要到外面过夜，要学抽烟，这时候如果我们说，好得很，没问题啊，随你的便，他可能就会在外面沾染一些坏习气。另一方面，要避免权威式的“棍棒管理”，你要敢出门，我就打断你的腿，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更大的反弹，最终酿成悲剧。

现在社会上的民粹主义倾向已经非常强烈。特别在微博上，“老子就是有理”的情绪随处可见，人民群众对精英和专家的鄙视非常强烈。对此，社会应该表现出整体性的智慧，既不能过度的抑制，也不能过度的纵容，应当采取一种耐心的，温暖的，说理的，有智慧的方法来对待民粹情绪，争取让我们的民族平稳度过一个从幼年到成年，从权威体制到民主体制转型的青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