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与话语中，许多学者和观察家都经常提起“悲情”这个词。1特别是在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的关系时，民族悲情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干预变数。2008年3至4月，一些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歪曲报导和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一些西方国家受到干扰，从而再次激起了中国民众广泛的反西方情绪，悲情影响再次体现出来。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却缺乏有份量的学术分析。很多人都在使用它，但却很少有人去界定它。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中，有一个类似的概念——怨恨（ressentiment）2。该概念也被引入到了民族主义研究之中，如格林费尔德（Liah Greenfeld）曾认为，愤慨政治，或怨恨驱动着民族主义。3许多学者也用这个词来解释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心态，实际上是将其作为“悲情”的同义词来使用。那么，“怨恨”与“悲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应该如何对待国民中间的悲情意识？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概念梳理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一．什么是民族悲情
悲情是一个仍然有待开发的概念。一方面，它被人们广泛使用于各种作品之中。根据中国知网的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以“悲情”为题名对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等三类文章进行了检索，就发现共有相关文章524篇。4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已开始由日常生活进入学术领域，但其学理含义远未得到阐明。在上面的检索中，笔者发现多数文章都以社会报导与文学分析为主题，几乎都没有把“悲情”作为一个严谨学术概念来界定。通过对综合汉语词典的检索，也发现这是很少被收录的一个词，只有少数词典对它进行了解释，而且也相当简单。如《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1）作名词用，悲伤的情感；（2）作形容词用，令人产生悲伤情怀的。5《当代汉语新词词典》的解释则是：心情悲凉。6由此可见，许多人之所以广泛使用“悲情”一词，实质上也不过是把它作为“悲伤”、“悲愤”、“悲凉”的同义词或近义词来使用。7但是，当我们在民族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提到“悲情”时，其意义显然远非“悲伤”等概念所能包括，它应当包括更加广泛的内涵，需要进行专门的界定。
那么，这种悲情是不是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怨恨呢？所谓“怨恨”，是指“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它因无法或无力跨越比较产生的差异鸿沟，只能在隐忍中持续积蓄怨意，或心怀不甘、寻思报复或忍气吞声、自怨自艾。和仇恨、敌意或妒忌等情绪一样，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比较是它们的共同源头。”8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最早把怨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来研究，他在批判基督教时提出，基督教道德的根源是怨恨，而“无能”与“攀比”导致了怨恨心态。舍勒（Max Scheler）从尼采那里接过这一概念，并做了更加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的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并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9经过尼采、舍勒及其后继者的阐述与发挥，“怨恨”一词成为描述这样一种复合情绪的概念：一方面是憎恨，一方面是羡慕，两种情绪一起投射到同一个对象身上，就像一些学者对该词的翻译那样，是一种“羡憎交织”的情结。有学者进一步归纳出怨恨的三个基本特征：差异比较、隐忍和单向作用。差异比较是怨恨成型的第一步，为怨恨提供了基础性的动因；隐忍是怨恨最为显着的特征，在此过程中怨恨不断积聚或逐步弱化；单向作用即怨恨者很少自我埋怨，他大多会单向性地把对方当做唯一的对象，很少考虑资源分享或者价值宽容。10有学者则侧重于从怨恨的生成条件进行分析，认为平等是怨恨产生的前提，因为如果个体没有意识到与他者处于平等状态，他就不会将他者作为比较的对象；挫折则是怨恨心理产生的外部动因，与之相联系的是被剥夺感；归因则是怨恨心理产生的内部条件，因为如果人们将挫折归于内因，则会产生一种羞愧感，如果归于外因，并且认为是别人有意为之，就会产生怨恨。11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对怨恨进行了学理化的界定，从而使得我们对其进行运用、比较提供了可能。
与怨恨相比，对悲情的学理梳理远远不够。但是，由于大家对于使用这个概念的场景还是基本上有共识的，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对其进行初步界定并使之与怨恨进行比较。在中文语境中，悲情曾经或正在主要使用于两个场合：一是许多人经常用“悲情”一词来形容台湾本土居民的政治、社会感受与追求。台湾与中国大陆本为一体，主体民族也都是汉族。但由于一些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如过去被清廷割让给日本产生的被抛弃感、日本殖民统治导致与大陆长期分裂产生的隔离感、国民党政权入台后推行威权统治所产生的被压迫感，当然也包括两岸对峙过程中由于在国际空间竞争中失利于大陆所产生的被打压感，使得台湾民众也产生了一种悲情意识。“悲情”一词，不但见之于台湾政治人物的表述，也体现在相关的电影、文学甚至是音乐作品中，当然也是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学者笔下的研究与论述对象。概括来讲，台湾的悲情主要基于过去历史产生的孤离感以及命运未定、不可控的悲哀，是一种“无根之悲、无往之悲”。12“悲情”经常被使用的另外一个场合是在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民族悲情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民族悲情产生的根源是，中国曾是一个具有辉煌历史与强大国际地位的文明古国，却在近代遭受了以前难以想像的屈辱。这种历史记忆潜藏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成为影响他们看待西方世界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两种悲情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华民族悲情源于不同国家、民族甚至是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互动，而台湾人民的悲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产生的悲情。前一种民族悲情才是本文要重点考察的对象。当然，两种悲情在内涵、特征上具有诸多相似性、共通性，这也是为何都使用“悲情”一词的重要原因，也为我们把这两种悲情在内涵上综合起来以进一步与怨恨进行比较提供了基础。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主要分析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主要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的悲情，台湾悲情在这里仅是一个参考的分析因素。
毫无疑问，民族悲情与怨恨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之间最为关键的连接点是：都强调一种归因于他人的“恨”，而缺少内省意识，是一种敌意的对外投射。由于这种意识在两个概念中都至关重要，也就难怪许多学者干脆把两者等同使用了。特别是在英文语境中没有“悲情”的完全对应词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干脆就把英文中“ressentiment”翻译为“悲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还是不能在“怨恨”与“悲情”之间完全画等号，至少在悲情使用的中文语境里，悲情有不少“怨恨”概念所难以完全涵盖的内涵：
其一，悲情不但强调自我与他者的比较，还强调过去自我与现在自我的比较，从而产生不同于怨恨的“悲”意识。在怨恨中，差异比较发生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比较导致的心理落差由于缺乏内省的作用，完全投射到他者的身上从而形成一种对他者的憎恨。有学者注意到，那些从帝国统治或殖民统治中脱离出来的国家，最容易产生强烈的怨恨感，如中东欧、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的部分国家。13但在悲情之中，不但有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比较，还有过去自我与现在自我的差异比较。而正是后面一种比较，使主体产生今不如昔之感，从而使得“恨”中带“悲”，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正由于此，许多国家可能如上所述容易产生怨恨意识，但并非所有的民族或国家都会产生悲情意识。由于悲情强调过去自我与现在自我的比较，其产生前提也就免不了“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即一个民族产生悲情意识需要具备以下两个交互作用条件：（1）拥有长期辉煌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2）最近受挫和屈辱的历史遭遇。正是前后遭遇的强烈反差，一个民族才有可能在思考和处理对外关系时产生独特的悲情意识。有的民族有辉煌但少屈辱，例如美利坚民族，虽然建国历史不长，但多幸运而少灾难，自诩为上帝选民，因此不可能有悲情意识。有的民族有屈辱但少辉煌，如许多非洲国家，他们虽在近代遭受西方侵略，但由于开发较晚，没有对于早期民族的辉煌记忆，因此也难产生悲情意识。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民族原来的文化愈发达、实力愈强大，或是受的挫折与屈辱愈深，以后产生悲情的可能性就愈大，悲情的程度也愈大。可以说，民族悲情的根源在于自豪与屈辱之间这种冲突与张力，只有重归强大才能消除这种张力，才能从根本上消减和治愈民族悲情。
其二，怨恨所强调的“羡憎交织”在民族悲情中没有得到完全验证。要指出民族悲情中的“恨”不难，但要论证其中的“羡”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有人可能会指出，一些年轻人昨天还在街上示威反对美国，今天就跑到美国使馆去申请留学签证，这可以证明民族悲情也以“羡憎交织”为特征。笔者相信会有这种情况的存在，虽然尚没有见过这方面的确切统计。但即使如此，申请到美国去并不意味着一定出于羡慕的目的。羡慕出于一种喜爱，是一种“我也要像他那样”的心理冲动。很多人去美国确实是喜欢其发展模式，出于一种羡慕的目的，但也有去美国者纯粹出于学习其先进的技术与物质发展成果，主要取决于一种功用性态度，谈不上对其整体发展模式与文化的倾慕。事实上，一些中国人在学习美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完全可能对其文化持蔑视的态度。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刊载的一篇文章甚至指出，愈西化的中国人反而愈不喜欢西方，与那些从没有到过西方的人相比，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反而更加强硬。14与此相反的是，在近些年来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强调本土性、强化传统文化的人在呈上升趋势，对本国的认同与接受程度进一步增强了。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分别有86%和82%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这组百分比位居皮尤调查的20多个国家之首，大幅领先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另外还有77%的受访者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总的来说喜欢中国”，显得有些盲目乐观，因为同一份调查资料表明：在23个国家中仅仅有7个国家的多数民众对中国持乐观态度。15由此观之，我们可以承认可能有部分中国人确实存在“羡憎交织”心理，但认为整个中华民族悲情中也有这种带着“羡慕”的心理则不免失之严谨，至少与近些年来中国民族主义中间涌现出来的事实是不尽相符的。
其三，悲情并不具有隐忍的特征。隐忍是怨恨的重要特征，如尼采就认为，怀有羡憎情结的人很懂得沉默、牢记和等待时机，懂得暂且自轻自贱。16舍勒也提出，怨恨所具有的敌意是隐忍未发的。17但是，作为一种集体情绪的悲情，其表达往往是公开的甚至极端的，并不隐讳地通过语言和行为表达出来。例如，在人们经常可见的中国网民的悲情话语中，不时可见对西方的不满甚至谩骂，全然没有隐忍的色彩。公开化并不意味着悲情时时都会公开表达出来，而是指它并不拒绝公开表达，如果有相关敏感事件的触发的话。当然，这种情绪平时一般处于潜伏状态，直到被触发才会形成一股看起来很突然爆发的情绪。但是，这种平时的潜伏并不等于隐忍。隐忍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它更类似于中国成语中的“卧薪尝胆”，主要基于一种理性的算计。而悲情在潜伏时并非是有意的，只不过是因为缺乏触发因素而已，而且一旦爆发就往往形成一种情绪对抗。隐忍是“隐而不发”，而悲情在表现中则是“不触不发”，两者在形态上类似，即都有一个从平静到爆发的过程，但在本质上却不同，前者是一种主体的有意识、可控制行为，而后者则受制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另外，悲情还有一个与隐忍不同的地方，即它不会像尼采所说的那样“自轻自贱”，反而会强调其反面：自豪与排他，甚至是执着地美化自己、贬化他人，不承认或不正视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这种有时过于盲目的自豪感源于悲情产生的复杂历史背景，即它往往是一种优势文化遭到挫折后产生的意识，当其再次遇到外来刺激时，出于反制或是抵消对方的心理需要，辉煌历史会从记忆中涌现出来，形成更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与此相应的对对方的排斥感（这一点也再次说明了悲情中缺少“羡慕”这一情绪）。
除了与怨恨的不同之处，民族悲情还有两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征。一是悲情导致的团结意识。由于悲情的激发往往是敏感事件，实际上是挫折事件所引起的，这种挫折很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经历过的屈辱，形成一种危机感，从而增强团体内部的凝聚力。这点也得到了群体心理学研究的证实，即“当群体遇到外部威胁和攻击时，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会增强”。18二是悲情意识容易导致极端行为。例如，在中国民众的网络舆论和曾经举行反日、反美的游行中，这种极端的言（如网络上的谩骂）行（如冲砸对方大使馆）都有体现。这点也可以得到心理学上的说明。心理学家伯克威茨（Berkowitz）就曾经指出，“痛苦的刺激导致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引起人们倾向于产生侵犯行为。”19特别是，作为一种群体心理，个人的这种侵犯倾向在民族悲情中常常被进一步放大，因为在群体讨论中，个人所做的决定，往往比他们原先所持有的意见更加极端，这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群体极化效应（group-polarization effects）。20由于民族悲情往往产生于受到威胁、挑战或是挫折的情况下，极端的意见往往会占据上风，其群体极化效应也会更加明显。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民族悲情的如下特征：
是一种基于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引起的憎恨情绪，这种憎恨融入了强烈的悲意识，从而将进一步导致：
行为敏感且有极端化倾向，不太进行理性算计；
评估对手时有贬低倾向，有时很难做到客观判断对方；
自豪感强烈，强调团结，有忽视内部问题的倾向。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尝试为悲情概念做一简洁但全面的界定，这或许已经超越了本人的能力范围。在本文中，笔者力图概括出该概念的上述特征，目的是为下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检测悲情的标准。
二．中国民族悲情的生成及其网络化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确实是最容易产生民族悲情的国家之一。一方面，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古老的中华文明培育了中国这个伟大的共同体。自秦代开始，当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就统一在一个集中制的强大国家之内，其后虽屡有分合，但中华民族却结成一个了紧密联系的国家。而且，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不但确实创造了足以让人自豪的优秀文化，而且是唯一的不曾中断的文明。另一方面，近百余年来中国遭受了西方侵略、成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从清代末期开始，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火面前，不停地被迫割地、赔款并遭受一系列其他不平等的待遇，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心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种混合着辉煌与屈辱的历史是其他民族很少经历的。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人的耻辱感的真实性无可怀疑，他们甚至可以比那些完全殖民化的人们更加感到委屈。21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大概就在于那种自豪与屈辱的历史张力仍旧强烈地烙在中国人民心中。要消除悲情意识，就必须解决辉煌与屈辱之间的内在张力，即所谓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复兴，而非对古代中华帝国的重新回归，是中国以一个现代强大国家的身份重归世界历史舞台。这里的强大，也不只是经济意义、军事意义等方面的强大，这些虽然重要，但只是基础层面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强大中华文明的出现，使之重新成为一种有活力、有吸引力的发展与生活模式。这是因为，古代中华文明不是一种纯粹的军事文明或实力文明，其更主要之处在于当时为其他国家所景仰并学习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是一种全方面的文明。历史的高度也就决定了复兴的高度，只有当中华民族最终实现这一全面复兴目标时，其屈辱感和悲情意识才会完全消失。
正由于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甚么自从建国时就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中国为何在六十年后仍会产生民族悲情。六十年来中国确实在物质富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完全不是清末民初时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但是，就文明复兴而言，中国迄今也远未完成这一任务。中国一直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目标仍在进行之中。而且，要完成这一任务又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张力，即中国近代以来的强大进程本身就是发生在以西方文明为主要来源的现代化背景之下，社会主义自身就是一个舶来品。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如何将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有待完成的课题。另一方面，屡遭破坏的传统文化如何重建并实现现代化，也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任务。近些年来，一些主张新儒家的学者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的设想，但也只是设想而已，不但理论层面远未完善，是否能够进入实施日程更是未定之数。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要恢复传统或许就必须首先学习西方，事实上，悲情意识的兴起本身也是包裹在从西方引进的民族主义这件“外衣”里面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无法为悲情意识提供任何有用的作用空间。但学习西方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离传统愈来愈远，从而对重建中华文明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就注定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之路不但遥远而且潜含许多仍未解决的矛盾，悲情意识的彻底消除也需要假以时日。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尽管社会主义中国日益强大，尽管中国近代事实上一直在努力学习西方，但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的发展一直处在中西对立的阴影之下。由于多数西方大国在近代不同程度地侵略、掠夺过中国，对立的现实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民众忆及那段并不遥远、并不友好的历史，从而加重了悲情意识。在冷战时期，中西之间主要体现为安全、军事上的对抗。“在冷战结束之际，尽管反苏协议促成了前苏联的灭亡，但北京未得到任何好处，反倒因为一些国家为寻求新的全球性敌人而成为他们的靶子。”22文明的分隔、意识形态的差异，再加上世界政治权力更替规律导致的阴影，中西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对立将是一个长期的现实。虽然两国关系在不同时期会有缓和、会有改善，但目前仍很难想像双方能够轻易走出中西对立这一大的背景。23除此之外，近代屈辱的遗产在建国六十后仍未完全消除，最典型的就是台海两岸仍然没有实现统一，日本侵华的历史问题仍然通过钓鱼岛主权争端、历史教科书的篡改以及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在时刻提醒着中国国民。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国民的悲情意识在建国六十年后仍然存在就不是一件奇怪的现象来了。有人认为，中国一系列的发展成就表明中国人正在告别过去的屈辱与民族悲情，特别是此次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一些人产生了摆脱民族悲情的乐观情绪。24依笔者之见，这种断言或乐观还可能为时尚早。
当然，在中国未实现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处于一个由党领导一切的全能社会中，缺乏以社会民众为主体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基础，体现在普通国民身上的集体悲情意识缺乏生成与酝酿的空间。此一时期，民族悲情意识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处于决策地位的领导人身上。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作为从近代屈辱时期成长起来、同时又亲手缔造了新中国的领导人，完全具有生成悲情意识的条件。事实上，对于毛泽东本人以及之前的孙中山甚至之后的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来说，消除近代的屈辱和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他们的共同追求。25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执着甚至敏感，以及时常对国内国际形势做出过于严重（如“第三世界大战早晚要打”）或过于乐观（“帝国主义一天天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估计，都反映出悲情意识在其中的影响。当然，由于他们身处于决策者的地位，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随意发泄自己的情绪，并且要考虑到各种严峻的现实情况，因此这种悲情意识只是潜藏在他们的决策之中时隐时现，有时体现出较大的政策影响，但有时仍然要服从于理性的利益衡量，并未完全主导国家决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官方对民众的思想控制逐渐放松，中国的民间社会开始得到发展，从而为普通民众悲情意识的兴起提供了可能。但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情绪总体上是亲西方的，这或许部分出于对长期与世隔绝的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也或许部分由于当时中西关系总体良好从而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乐观情绪。当时，民族主义已经兴起，但被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称之为自信的民族主义，26还看不见明显的悲情特征。但到了90年代，由于六四事件、冷战结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对立加深，从而为民众情绪的转化提供了可能，潜藏的悲情意识开始散发。特别是由于西方在一系列事件上为难中国，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美国国会公然通过阻挠中国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决议、1995年美国允许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访美、1996年美国派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干预中国海军的军事演习等，激起了中国民意对西方的激烈不满。而制造这些事端的西方国家就是历史上侵略中国的西方国家，原来施辱者的相关行为是悲情意识的最佳触发剂，因为他们的行为最容易引起受害者的历史记忆。
进入二十一世纪，愈来愈发达的互联网为民族悲情的传播提供了最有效的渠道。“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已经锻造出一个新的舆论形成机制。”27其结果是民族主义通过互联网得到广泛传播。就实质来看，网络民族主义“与网络之外的民族主义没有本质差异，主要在传播和表达形式以及影响力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28网络民族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核心原因在于互联网在中国的独特地位与作用。“网络舆论表达是通过网络媒体提供的各种平台实现的。目前，虚拟社区、BBS论坛、公共聊天室、博客日志（Blog）和新闻跟贴等是网络舆论的主要实现方式。此外，网站投票系统和电子邮箱等也成为舆论表达的有效渠道。”29在传统的中国媒体中，既非精英亦无权威的年轻人往往只能充当一种受众的角色，他们的悲情情绪自然无法表达。而互联网则为年轻人提供了方便且多样化的表达渠道，更能体现网民们的意愿而非某种特定的官方基调，那些被压抑的民族悲情因此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发泄渠道，得到了最真实、最彻底但甚至是不失夸张的表达。“从网络舆论形成的特点看，网络论坛、博客等是由大量普通网民组成的。草根聚集，决定了思维的主调。在这里，必然少了几分传统媒体的雅致与端庄，而多了几分批评与呐喊。从网络舆论体现的民意看，网络民意主要是一种未加整理的、初始状态下的“原生态”的民意。网络民意作为一种“原生态”民意，必定有其局限性，出现言语偏激、反应过度等现象。”30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潜藏在中国民众心中的悲情意识。
关于年轻网民们的这种民族悲情意识，那些关注网络舆论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尊严与一些特定双边关系时，网络舆论往往充满了强硬、愤怒甚至是谩骂和复仇的声音。一个可以初步衡量网民民族悲情程度的指标是他们对于相关资讯的敏感度。在这里，敏感度可以通过网民们对某则新闻的跟帖评论数来衡量，跟帖愈多，也就意味着网民们对这类消息愈关注。笔者根据网易的新闻排行榜对2008年4月的新闻跟帖排行的前20名进行了统计，发现那些容易刺激网民民族悲情意识的题材就占了9个。该月是一个特殊的月份，发生了一系列攸关中国主权、尊严的事件，如火炬传递在法国遭遇麻烦、欧盟议会通过利用西藏问题干涉北京奥运的决议以及美国CNN主播发表辱华言论等等，从而刺激起了中国网民广泛的民族悲情。这一事实再次说明，民族悲情并未在年轻的中国人心中消逝。特别是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这一关键时刻，任何外部的不利消息都很容易激起中国网民们的敏感反应。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中国的年轻人愈来愈成为民族悲情意识酝酿和传播的主体。历史的屈辱并不遥远，年轻人虽然不如老一辈那样感同身受，但仍然耳熟能详，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屡受打压则迅速唤起了他们对于屈辱历史的记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加注重个性，行事不畏张扬，有时或许有些极端，这些都有利于悲情意识的迅速发展。年轻人也是网民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更是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得他们能够迅速成为民族主义的主力军。相对来讲，年纪更大的领导人一般相对保守，更加理性，对于潜藏在民众心中的悲情意识时常持一种警惕态度。这部分是他们处于要求理性决策的地位使然，不像普通民众那样不承担直接对国家利益负责的义务；部分也是由于悲情意识既可以成为建设祖国的强大动力，也可以演变为极端的破坏性力量，这是处于理性决策者位置所不愿看到的。但不管如何，由于悲情已成为民意的一部分，领导人在决策中不得不对这种情绪做出反应，从而使得民族悲情的影响放射到外交政策决策中来。正是由于这一情况，分析中国民众悲情意识的具体内容，并借此进一步分析其利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悲情话语分析——以新浪网友对《欧议会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决议》的留言为例
本文主要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就中国人的民族悲情意识的生成、表现及其后果做一初步的学理分析。考虑到互联网在中国的巨大发展以及迅速成为普通中国人表达民族情绪的一种工具，本文的实证分析建立在对相关网络舆论文体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以中国网民来代替更广范围的中国人进行分析，其结果或许不失偏颇。而且，网络留言并不能完全真实代表所有网友的意见，因为在网络中可能存在“沉默的多数”，那些最敏感、最积极、最有表达欲望的人留言的可能性最大，多数人可能尽管心中有想法，但不一定会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选择样本的代表性。但在目前缺乏更有效分析样本的情况下，加上考虑到中国网民作为参与公共生活最积极的普通人以及他们目前在相关舆论上的影响作用，这样做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如前述，网友们的悲情意识主要是通过各种论坛、新闻跟帖以及博客日志等方式来实现的，而对焦点新闻的跟帖评论能够在短时间内汇聚起大量的人气，集中广大网民们的意见与心声，是在较短时间内较广泛了解众多网民民族悲情意识的最佳渠道。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新浪网友对《欧洲议会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决议》这一则消息的跟帖评论，特别是分析其话语构成，以准确了解中国网民们悲情意识的构成、主要特征，以为进一步衡量悲情意识打下经验基础。
该则事件的背景是这样的。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骚乱，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但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批评。当地时间4月10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首脑将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作为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条件。决议还要求欧盟理事会任命西藏事务特使，协调中国与达赖集团之间的对话，并呼吁联合国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赴西藏调查。虽然该决议对欧洲各国政府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显然构成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浪网是在2008年4月12日1时24分转引新华网关于《欧洲议会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决议》这则新闻的，32到13日，阅读量就达到了59580次，跟帖评论数就达到了10220条。此事既使人想起近代那段西方干涉中国的不快历史，又涉及现实的国家主权，网友们敏感反应是可想而知的，悲情意识被再次激发出来。
由于跟帖评论数极多，要对所有的留言进行分析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无必要。笔者因此选择了2008年4月12日15点到16点这个时段的留言共计329条，其中排除那些难以判断立场或内容与主题无关的帖子，仍余有效帖数为317条。笔者将这些帖子的内容分成三个方面进行讨论，通过对关键字的统计，分析网友们在这三方面的留言是如何传达出悲情意识的，它们恰恰从三个方面对应民族悲情的第二至第四等三个分特征。通过这三个分特征的分析，作为悲情总特征——带悲意识的憎恨——也在留言中表露无遗。
（一）对事件反应
共有263条留言涉及到对事件的反应。笔者对帖中的关键字进行了归纳统计，其中涉及主张抵制欧货或法货（主要是因为先前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受阻）、出于愤怒的谩骂、主张采取以牙还牙似的反制／反击措施（如支持科西嘉独立）的帖子分别为65、51、31条，高居前三位。甚至有不少网友（16条）主张通过支持恐怖主义这样的极端措施来表达对西方的愤怒。总的来说，网友们通过各种言词表达出激烈的反对情绪，相关帖子占了全部帖数的96%。仅有4%的帖子反对抵制，或是承认西方行为有其合理性，或是倡导宽容、自律和主张对话。
上述资料表明，中国网民在愤怒反应的同时，许多相关的想法仍然失之理性，事实上并不可行。如那些以牙还牙式的反制措施显然脱离实际，一则受到广泛追捧的帖子是这样写的：“支持英国的北爱尔兰独立，协调北爱尔兰和英国的对话／支援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协调魁北克和加拿大的对话／支援美国的印第安人独立，协调印第安人与美国的对话/支援法国科西嘉岛独立，协调科西嘉岛与法国的对话／支援德国东德重新独立，协调东德与西德的对话／支援西班牙埃塔组织，协调埃塔组织与西班牙对话。”那些建议同恐怖分子联手反对西方的人的语言则更像是在宣泄一时的怨气，没有考虑到恐怖主义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舆论上都已站不住脚。至于广受推崇的抵制法货或欧货的措施，当然不能把它简单地作为非理性因素看待。这不但因为该措施在事实上并非不可行，而且它也属于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合理合法措施。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多数人都支持（至少是不反对）抵制，但现实中最终出现的抵制行为只是针对家乐福的，这与许多人在留言中宣称要全面抵制欧货的主张相去甚远。以上因素表明，这些留言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极端化倾向，没有考虑到以后能否付诸实施的现实性。从此次事件前后的一些经验看，在一些被付诸实施的民族主义行为中，极端的非理性行为也仍然可见，如在反日、反美游行中冲击对方的使领馆，谩骂、攻击那些反对抵制家乐福超市的人们。这些行为虽然在其他国家的抗议示威中也是可以见到的现象，但整体观之，中国民众在表达自己意见方面确实缺乏应有的秩序与理性。这其中当然有中国民众历来缺乏这方面的实践历练，但很大程度上确实也与他们心中的悲情意识有关。当然，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如果单从网络上看，中国网民可能是非常激进的一群，但许多人对其言语并不打算真的实施或至多部分实施，他们只是打算借此来发散怨气。所以，虽然他们在网上的行为确实有些如上所述的不理性，但实际上远非在网络留言中所表现得那么极端与可怕，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
（二）对西方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次事件的主角是欧洲议会，美国在是否参加奥运开幕式上也与欧洲一些大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但网友们的反应却是针对整个西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近代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多数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有关，例如“八国联军”，从而形成了中国民众对西方的整体记忆。由此，此次事件也是观察中国网友如何看待与西方关系的一个很好视窗。
共有166条帖子涉及到对西方的态度，其中一边倒地充满了负面词汇，没有人出来为西方说好话。网友们在提及原来被认为是西方优点的民主、自由、文明、人权时都加了上引号，或是在前面加上表示讽刺的“所谓的”一词；傲慢、虚伪、无耻、丑陋、强盗成为最愤怒的指责语。有人则认为西方在搞阴谋。网友们还表示特别受不了西方的“傲慢”与“自以为是／自恋”（两个关键字分别出现了14次）。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负面评价中，有14%的帖子联想到了历史，因为历史上西方侵略过中国，八国联军的形象再次从不少网友们的头脑中浮现出来。千万不能低估了历史的影响，这是西方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注意的一点。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注定了屈辱历史的彻底消除需要更长的时间，西方的作为如果多少类似于原来的八国联军，就不能不在中国民众中引起对历史的记忆。
应该承认，由于西方在一系列事件挑战中国人的民族反应，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在中国的形象就并不太好。但是，如此集中的负面评价还是令人惊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不满程度，更主要是因为这些评价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如果有一些评价不符合事实，它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人的世界观，以及进一步影响中国人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许多评价是确有根据的，如“傲慢”、“自以为是”，当西方以双重标准、盛气凌人的姿态在人权等问题上指手画脚，而事实则证明他们常常是在推行双重标准时，确实不要期望别人对他们有更好的评价。进一步看，由于近些年来中国民众中反西方的情绪有所上升，许多中国人不但对西方没有羡慕，反而把对西方的憎也有所扩大和延伸，原来主要是憎恨其侵略历史、霸权行为，现在连对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人权也连带抱着憎恨的情绪，出现了憎恨的外溢现象。但是，网友由于“恨屋及乌”，连带把自由、人权、民主概念等普世概念也打入地狱，则表明这种评价已经失之偏颇。从逻辑上讲，欧洲议会通过关于西藏的决议是一次外交上的表态，并没有理由因此而否认它在内政建设（如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价值。中国网民之所以讨厌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议会决议是在一种西方民主方式中通过的。但是，这些概念尽管由西方所发明，但早已不是西方的专属概念。虽然自由、民主与人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实践，但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宣称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公民人权。这表明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有普世的一面，切不可一棍子打死。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向韩国人学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韩国是爱国主义（或者也使用民族主义）最炙热的亚洲国家，这种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爱国大游行几乎过一段时间上演一次，然而，让我疑惑的是，韩国人在抵制或者抗议西方时几乎没有一个是抵制西方价值观的，正好相反，他们现在这种游行示威就是西方价值观最推崇的行为之一——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抵制的是某一个具体东西，……韩国人用学习的西方价值观，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来抵制美国货和美国利益的侵入。”33
（三）对本国态度
共有150条留言涉及到本国的态度。与对西方的评价截然相反，绝大多数网友在此时都不吝啬正面和积极的词汇，那些表示正面评价或期待的词汇占了所有帖子的85%，其中团结（39条）、图强（25条）、爱国（20条）是高居前三位的关键字。另有8%的帖子涉及历史，其中的倾向也是明显的。有5条帖子提到毛泽东，因为他往往被人认为是对西方强硬政策的主张者。还有2个帖子提到清政府，这是被认为对西方妥协、丧权辱国的政府。甚至还有人以赞扬的态度提到了成吉思汗，他及其后继者率领蒙古军队在历史上几乎扫遍了欧洲。仅有7%的帖子主张对自己进行反省、或是认为不够民主。
这不意味着，网友们认为中国当前已没有任何问题，而是表明，在面对西方敌对时，他们愿意对这些问题予以更多的容忍。有一条帖子颇具代表性，该网友说：“现（在）的我们需要团结，才能度过这一（轮）国际反华的浪潮。股市（没有信心）、城管（滥权执法）……无论是甚么新闻也阻挡不了我力挺国家。”在面对被认为是外来威胁的时刻，多数网友主张把内部矛盾先放在一边，团结起来才是最重要的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民众为了彻底摆脱历史屈辱，寄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与政府。当国家与政府面对批评时，许多中国人选择了与国家、政府站在一起，甚至倾向于支持并推动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之一宋强就曾说过：“不要以为中国青年会感激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你无法把个人同国家割裂开来，当你伤害了中国政府，你也就伤害了中国人民。”34在这次CNN主持人卡弗蒂辱华事件中，当事人后来辩称他的评论是针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解释并不为中国民众普遍接受，就反映了这种悲情意识推动下对国家与政府的高度认同感。
四．结论
通过对新浪网友跟帖内容的分析，确实可以发现许多中国民众，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中仍旧充满了悲情意识。首先应该承认，这种意识有其积极功能，特别是在提升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激励奋发图强、团结爱国的精神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意识的负面功能不可忽视。上面概括的悲情四个特征均有其负面影响，如敏感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对抗，极端化倾向不利于真正国家利益的维护，而贬低对手、抬高自己则容易导致忽视他人优点和自己的缺点，丧失不断借鉴学习进步的机遇。尤其是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进一步密切的情况下，需要慎重对待以悲情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台海危机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分析中，也发现类似的情绪，35也进一步验证这种悲情意识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存在。而在今天日益发达的网络环境，以及其他媒体渠道仍不通畅的特殊的舆论背景下，网络成为许多民众发泄情绪的一个渠道。在这里悲情意识被放大了，一些平常环境下不会说出的过头的话、或即使说了也不打算付诸实施的话都在网络上体现出来，从而容易向外界传递一个错误的资讯，从而造成或是加剧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摩擦与对抗。
当然，要在当前完全消解民族悲情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不必要的，毕竟其产生有着深厚甚至不乏正当性的历史根源。但是，民族悲情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应该逐步化民族悲情为正常的民族感情，摆脱受害者意识，理性地热爱、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培养一种正常、健康、平和的民族心态。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面对五千年辉煌和百余年屈辱的历史包袱，“最重要的是要从屈辱和恐惧的旧梦中彻底摆脱出来，充满自信而又谦虚谨慎，能够做到处变不惊。”36毕竟，目前的中国已与历史上的中国完全不同，虽然离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目标还比较遥远，但毕竟已经摆脱了那种主权、安全都没有保障，任由列强宰割的时代。也就是说，屈辱已经离我们远去，悲情意识正在愈来愈失去其生存的正当空间。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完全通过实现强大来治愈民族的心理创伤，因为如果没有从心理上改变民族意识，衰落时则不免自卑，强大时仍不免自大，悲情意识仍难以完全根除。而要从心理上改变民族意识，就需要认真对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反思与重建民族文化，培养理性、宽容、大度、和平、负责任的世界观。这些年来，中国外交部门积极开展与网民的对话，参与引导网上舆论，37可以视为对这一现象的积极回应。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外部世界，特别是作为原来加害者的西方也应负一份特别的责任。正如郑永年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不是由于中国迅速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到外部刺激的结果。38作为原来的施辱国，西方的行为尤其容易引起中国民众的过度反应，甚至一些正常或至少是并非特别有害的行为，如果由西方国家做出，也很容易在中国民众那里引起过多的联想，从而推动他们做出过度的反应，产生其他国家比较难以理解的民族悲情。考虑到这一点，西方应该着重理解中国民众的历史感受，避免刺激民族悲情的发生。就如同在一个病人走向康复的过程中，原来的加害者应该尽量避免那些过度刺激的行为。令人欣慰的是，在此次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西方最终体现了对中国的善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原来抵制奥运给中国民众留下来的阴影。但是，我们现在还很难说中华民族已经告别悲情意识，甚至也很难说我们正在告别悲情意识，未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仍将在这一问题上经受考验。
注释
1 参见王义桅：《探询中国的新身份：关于民族主义的神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20页；邱震海：《如何研判和重构中国的民族主义？》，引自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4/0425_23_508603.shtml；单光鼐、蒋兆勇、于泽远：《如何消解西藏事件的影响？》，载《南方周末》2008年5月1日；等等。
2 对于ressentiment一词，不同的人译法并不一致，有的译为“羡憎情结”或是“羡恨交织”，但译“怨恨”的较为多见，本文亦采此译法。对于引文中用其他译法的，则不加改动引用之。
3 Green 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转引自Joh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Quest for Dignity,"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99,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751/is_55/ai_54336466/pg_1。
4 中国知网，http://lsg.cnki.net/grid20/Brief.aspx?ID=1&classtype=&systemno=&NaviDatabaseName=&NaviField=，检索时间：2008年5月4日。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6页。
6 曲伟、韩明安主编：《当代汉语新词词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7 可作为一个例证的是，当人们把“悲情”一词译成英文时，常用的词是 "sadness"（悲伤），如著名电影《悲情城市》的英文名就是City of Sadness。
8 王海洲：《想像的报复：西方政治学视野中的“怨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39页。
9 韦海波：《怨恨论：尼采与舍勒》，载《理论界》2007年第3期，第166页。
10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286页。
11 李旭东：《论国际社会的怨恨心理与和谐世界的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分析》，载《国际论坛》2008年1月，第34-35页。
12 关于台湾悲情的论述，可参见：蒋俊：《论台湾新电影的悲情意味》，《电影评介》2006年第9期，第44页；蔡逸儒：《台湾的悲情与宿命》，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forum/pages4/forum_zp061219.html；杨志强：《悲情与隐忍--传统文化中的钟理和小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8年1月，第6页；等等。
13 Ilya Priz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3.
14 Melinda Liu and Duncan Hewitt, "Rise of The Sea Turtles: China's Most Modern Citizens Aren't Drawing It Any Closer to the West," Newsweek, Aug 9, 2008, http://www.newsweek.com/id/151730。
15 参见皮尤研究中心网站：http://pewglobal.org/reports/pdf/261.pdf。
16 Friedrich Nietzsch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 in Nietzsche's Werke, Bd, VIII, C. G. Nanumann Verlag, Leipzig, 1906, pp.317, 320, 319。转引自：方维规：《民族主义原则损伤之后》，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23页。
17 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98页。转引自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18 吴江霖、戴健林、陈卫旗：《社会心理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19 同上，第139页。
20 同上，第235页。
21 Lucian W.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29,（Jan., 1993）, p.114.
22 罗伯特?曼宁：《等待戈多？对东北亚未来的冲击与美日联盟》，载[美]迈克尔?格林（Green, M.J.）、派翠克?克罗甯主编，华宏勋、孙苗伊、丁胜幸等译：《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23 一个有力的例证是不久前的一个调查。据《金融时报》报导，在今年3月27日到4月8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5381名欧洲人中有35%的受访者指称中国是最大威胁。过去，美国一直是欧洲最大威胁，但此项最新调查显示，认为美国是欧洲威胁的比率已从去年的32% 降到今年的29%。调查显示，在义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认为中国是头号威胁的比率也急速上升。而此前美国盖洛普市场及民意调查公司今年2月11日至14日对1007名美国人抽样调查，设置的问题是“哪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中，位列前三名的分别是伊朗、伊拉克和中国，比例分别为25%、22%和14%。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号敌人”。参见：星岛环球网：《欧洲民调：中国成全球稳定最大威胁》，http://www.stnn.cc/euro_asia/200804/t20080416_763566.html。
24 如张颐武：《“神五”升空，中国告别民族悲情》，载《中关村》2003年11月号，第34-35页；郑永年：《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zp080819b.shtml。
25 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5, No.1,（Spring, 2000）, p.4.
26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2,（Jun., 1995）, p.316.
27 祝华新、胡江春、孙文涛：《2007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今传媒》2008年第2期，第32页。
28 王军：《试析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2 期，第29页。
29 周道华：《论网络舆论与政府的互动》，载《社科纵横》2007年12月，第65页。
30 同上，第66页。
31 http://news.163.com/rank/。
32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2/012415339646.shtml。
33 杨恒均：《西方国家害怕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吗》，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159。
34 宋强等：《中国还是能说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35 Ming Zhang, "Public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Lanham·Boulder·New York·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153.
36 章百家：《百年回顾：变动的世界与变动的中国》，载《世界知识》2000年第4期，第10页。
37 例如，自2001年起，中国外交部的各级官员就经常在网上和网友开展交流；外交部还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建立了专门的论坛，参见http://bbs.fmprc.gov.cn/index.jsp。
38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59.
